将要夺取它,必定暂且给予它。这称为“微明”。柔弱为国之利器,人主但可恭默自处,不可揭示于人。示人则致敌而招侮,将反见其不利也。这一章是讲相反相因,对立统一,物极必反之规律。物势在一定条件下会向相反方向运动,天道循环往复,是以月满则亏,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道德经》第五十八章云:“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可谓富贵而骄,自遗其咎之典范。......
2025-09-30
一般认为,西方文化传统是由古希腊文化、古罗马文化和基督教文化三个部分组成。古希腊文化为西方提供了民主政治精神,古罗马文化为西方提供了一套政治和法律的思想,也可以说是国家法治精神,而基督教文化则为西方提供了宗教文化精神。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它们三者成为西方文化传统中的灵魂和精髓。西方文化虽有其地域的统一性,但是其多样的形式则更为明显,任何一种新的思想文化在一定的历史时期都有可能具备主流倾向。比如文艺复兴时期的资产阶级人文主义、古典主义时期的古典主义思想文化。西方文化以其开放性和多样性,尽显其强烈的文化挑战力度。
如是西方文化造就了如是的西方文明,也造就了西方世界物质文明的极大丰富,也缔造了高度的科技。列奥 ·穆兰认为:“西方文明是唯一的基本上是技术型的文明。”[1]正是这种文明创造了科技文明的神话,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几十年间,他们所创造的科技成果超过了以往时期的总和。但正是这种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和科技成果的日新月异,引发了人们无尽的贪欲,也引发了全球亟待解决的种种危机:气候危机、能源危机、粮食危机、家庭危机、社会危机、教育危机、道德与信仰危机等。
而种种危机之核心则是教育危机与道德信仰危机。由于西方文化过分强调个人中心主义,强调独立、平等、个性和自身利益,而忽视了集体的利益,以及自身所应该承担的道德责任与义务。且西方文明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它的功利性设定了西方社会的“现实”,当他们追求个性发展或现实的个人理想受挫时,很容易丧失精神支柱和前进的动力。当然,基督教精神似乎可以弥补西方文化道德调节机制的不足,但是西方文化由于在基础层面上缺乏中华文化的道德自我调节机制和东方的集体主义本位精神,使得基督教精神被悬空而成了一种单纯的宗教信仰情感,而难以进入他们的现实生活层面。而且当西方科学的思维一切都要从现实和求证出发时,基督的信仰力量就被降到了最低,因此,教育、道德与信仰危机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道德滑坡、性解放、吸毒、家庭观念淡薄、离婚率和青少年犯罪率节节攀升等)层出不穷。
从实质上来看,西方文化最重要的是追求以个人为中心的“发展”,“竞争”与“对抗”是其发展之手段。而竞争升级是斗争,斗争升级是战争,所以西方文化所带来的殖民战争和新殖民主义战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https://www.chuimin.cn)
而中华传统文化恰恰具备了他们所期待的“拯救”功能,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以及“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伦强调的是主次分明、阴阳和谐、人际关系的规范与和谐之文化,其目的是通过自卑而尊人、利他而利己的伦理道德的规范以达到人与人、人与社会甚至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和完美统一。儒家文化也是和平之文化,所以中国每一个朝代建立后,交好于四邻,遵循着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和平信念,取得了四邻在文化上的认同与信任。道家的宗旨与儒家如出一辙,道家对人体应是一个小宇宙的认识,是追求人自身世界的“和谐”,而“天人合一”则是人自身“小宇宙”与外界“大宇宙”高度和谐的最高境界。而人与人的关系如何获得和谐,道家更多从宇宙自然的和谐中获得启示,比如“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等。也就是说,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追求和谐幸福美满的社会,至于“发展”,也要在和谐健康的基础上来探讨它的发展之路。我们习惯上将儒家文化作为中国的主要代表,因为中国几千年来儒家主张已成为国家话语。针对儒家,20世纪初德国学者韦伯曾做出一个著名的论断:“儒家的理性主义是对世界合理的适应。”[2]由此论断可以看出,西方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中华文化在四大古文明中唯一流传下来且生生不息的深层原因和强大内涵。
当下,当和平与发展已成为世界主题,中西方文化交流前所未有的频繁,中西文化的交汇和融合已进入精神心理层面。可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对于文本的解读,若还停留在津津乐道中西文化的对撞与冲突中封建传统文化如何扼杀外来西方文化的单向度的文本解读上,而对外来的西方文化扼杀传统本土文化的文本精髓并没有深入探讨的话,那么,本学科研究滞后于历史与哲学等领域的尴尬现状将会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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