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文献学：胡应麟的考辨伪书方法

2023-07-25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把历代考辨伪书的具体方法条理化、系统化，使之成为具有规律性的高度概括的方法论，当首推明代的胡应麟。因此，从目录学角度考辨伪书，无疑是胡应麟辨伪方法的显著特色。由此可见，凭借目录之学是辨伪的最基本方法。二是考察后世书目著录之有无以辨其真伪。

1.前人对辨伪方法的总结

自先秦以来许多学者曾提出过不少有关辨伪的见解，而较早阐述辨伪方法的当以朱熹所说最为具体。他在《晦庵先生文集·答袁机仲》中云：“熹窃谓生于今世而读古人之书，所以能辨其真伪者，一则以其义理之当否而知之，二则以其左验之异同而质之。未有舍此两途，而能真正臆度悬断之者也。”所谓“义理之当否”即着重探讨作品的思想内容，这是朱熹辨伪工作的显著特色。从作品内容、从理论角度来判断书籍的真伪，这就要求有较高的学术素养。所谓“左验之异同”即以审查其异同作为佐证，朱熹注意考证作者的生平、作品的时代、流传的情况、文章的体制、使用的语词等。

把历代考辨伪书的具体方法条理化、系统化，使之成为具有规律性的高度概括的方法论，当首推明代的胡应麟。胡氏在《四部正讹》中第一次较为系统地总结出辨伪“八法”：

（1）核之《七略》以观其源，（2）核之群志以观其绪，（3）核之并世之言以观其称，（4）核之异世之言以观其述，（5）核之文以观其体，（6）核之事以观其时，（7）核之撰者以观其托，（8）核之传者以观其人。^[18]

根据胡氏的方法，第一，西汉以前的，可从《七略》、《汉书·艺文志》中，查找已否著录；第二，西汉以后的古书，可从正史的“艺文志”或“经籍志”以及各类私家藏书志中，查验有无记载；第三，看看当代著作中有无称引此书的地方；第四，看看后代著作中有没有关于此书的论述；第五，书中的体裁如何，是否与当时的文体相符；第六，检验书中所述事实与它的时代是否符合；第七，查考一下它的作者，看看是否出于假托；第八，考察传授此书的人是谁，以及此书的流传过程。辨伪与目录学关系至为密切，他所说的八种方法，首先强调从查考史志著录入手，对于撰者和流传情况也都在考察之列，这些都是目录学必须考核的问题。因此，从目录学角度考辨伪书，无疑是胡应麟辨伪方法的显著特色。

学术自然是后出转精，后来居上，方法也是愈来愈细致严密。梁启超总结概括的辨伪方法较之胡氏更为系统，其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即提出12条辨伪公例，在《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中对考证伪书的方法有更为详细的概括总结：

甲、从传授统绪上辨别，有8种方法：

（一）从旧志不著录而定其伪或可疑；

（二）从前志不著录、后志已佚而定其伪或可疑；

（三）从今本和旧志说的卷数、篇数不同而定其伪或可疑；

（四）从旧志无著者姓名而定后人随便附上去的姓名是伪；

（五）从旧志或注家已明言是伪书而信其说；

（六）后人说某书出现于某时，而那时人并未看见那书，从这上可断那书是伪；

（七）书初出现时已发现许多问题或有人证明是伪造，我们当然不能相信；

（八）从书的来历暧昧不明而定其伪。

乙、从文义内容上辨别，有5个方面：

（一）从字句罅（xià）漏处辨别：（子）从人的称谓上辨别：A书中引述某人语，则必非某人作；B书中称谥的人出于作者之后，可知是书非作者自著；C说是甲朝人的书，却避乙朝皇帝的讳，可知一定是乙朝人做的。（五）用后代的人名地名朝代名：用后代人名、地名、后代朝代名。（寅）用后代的事实和法制：A用后代的事实（a事实显然在后的，b预言将来的事显漏伪迹的，c伪造事实的）；B用后代的法制。

（二）从抄袭旧文处辨别：（子）古代书聚敛而成的：A全篇抄自他书的，B一部抄自他书的。（丑）专心作伪的书剽窃前文的。（寅）已见晚出的书而剿袭的。

（三）从佚文上辨别：（子）从前已说是佚文的，现在反有全部的书，可知书是假冒。（丑）在甲书未佚以前，乙书多引甲书，而今本甲书却没有或大异于乙书所引者，则今本甲书是假的。

（四）从文章上辨别：名词、文体、文法、音韵。

（五）从思想上辨别：（子）从思想系统传授家法辨别。（丑）从思想和时代的关系辨别。（寅）从专门术语和思想的关系辨别。（卯）从袭用后代学说辨别。

2.今人对辨伪方法的概括

梁氏总结概括的辨伪方法全面而琐碎，不利于初学者把握，故今人在梁氏的基础上做了更为高度的概括，其大致有6种基本途径：

（1）从目录文献入手，考察古籍文献的流传以辨真伪

胡应麟所谓“核之《七略》以观其源，核之群志以观其绪”，讲的就是凭借目录之学考察古籍文献的源流以辨真伪的方法，梁启超所谓“从传授统绪上辨别”的8种方法，也基本属于这一范畴。由此可见，凭借目录之学是辨伪的最基本方法。这种方法的实现有3条途径：

一是考察早期目录著录之有无以辨真伪。柳宗元《辨鬼谷子》有云：“汉时刘向、班固录书无《鬼谷子》，《鬼谷子》后出……而世之言纵横者时葆其书……其为好术也过矣。”《辨亢仓子》也说：“刘向、班固录书无《亢仓子》，而今之为术者，乃始为之传注，以教于世，不亦惑乎！”其方法都是根据早期目录的著录与否来考察古书之真伪。

二是考察后世书目著录之有无以辨其真伪。有些古书早已亡佚，故后世的目录文献大都不加著录，然世间突然有该书流传，这类书大有可疑。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辨别《关尹子》说：“《汉志》有《关尹子》九篇，而隋、唐及国史志皆不著录，其书亡久矣。”辨《子华子》也说：“考前世史志及诸家书目并无此书，盖依托也。”姚际恒《古今伪书考》辨别《公孙龙子》说得最为明确：“《汉志》所载而《隋志》无之，其为后人伪作奚疑。”这都是凭借后世目录文献的著录与否来考辨古书之真伪。

三是考察前代目录解题、题记等以识其真伪。凭借某些目录文献——史志目录、藏书目录及其提要、解题、题识、载记等时有考辨古籍的内容，其考辨的着眼点很大一部分是揭示文献的传授源流和文献特征，凭借这些书目中的有关记载，不仅可以考知各个时代的图书收藏、散佚、整理等，更可以考知某一部书的流传过程、文献特征和变化、作者情况等，对辨识古书之真伪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考辨题名“萧统”的《昭明太子集》、“岳珂”的《索湖诗稿》、“吴琯”的《蕉窗蒠隐词》等书为伪书，也都是从查考史志或诸家书目及其提要入手的。总之，历代辨伪学家都非常重视从目录入手考察图书作者和文献源流、特征变化等，以辨别古籍之真伪。

（2）从历史事件等入手，考察其发生的时间与作者在世的时间以辨其真伪

古籍文献载记的历史事件、人物、地名、官制、书名等大都与特定的历史时代、年代相连，故梁启超说“书中称谥的人出于作者之后，可知是书非作者自著”，“说是甲朝人的书，却避乙朝皇帝的讳，可知一定是乙朝人做的”，“用后代的人名、地名、朝代名”，“用后代的事实和法制”一定是后代的作品。如《商君书·徕民》“周军之胜、华军之胜、长平之胜”，王时润曰：“‘周军之胜’盖指秦昭王十四年白起攻韩魏于伊阙……距商君之死已﹝二﹞﹝四﹞十五年。‘华军之胜’，盖指秦昭王三十四年白起击魏华阳军……距商君之死已六十五年。‘长平之胜’则指秦昭王四十七年白起杀赵长平卒四十五万一事而言，距商君之死已七十八年。”^[19]这就是通过史事发生的时间的考察，证明这些内容绝非商鞅所能知见，立论坚实，毋庸置疑。

（3）从作者生平入手，考察作者生平事迹和著述等以辨其真伪

碑铭墓志、人物传记等对其人的生平事迹、重要著述一般都有详细记载，因而考辨古籍真伪，从查核作者生平人手，也是一个重要的途径。如世传《续宋编年资治通鉴》18卷，题“李焘”撰，《四库全书总目·史部·编年类·存目》根据《宋史·艺文志》和李焘本传只记载李焘有《续资治通鉴长编》而无此书之名，加之此书文体内容与《宋史》全文约略相似且多有阙漏，故判断其绝非李焘所著，是“当时麻沙坊本，因（李）焘有《续通鉴长编》，托名以售其欺”的伪书。

又如《斜川集》10卷，题宋“苏过”撰，然书中内容与作者时代经历不符。据苏过墓志，苏过卒于北宋宣和五年（1123年），但集中有南宋嘉泰（1201年—1204年）、开禧（1205年—1207年）等年号，有周必大、姜尧章、韩侂胄等苏过之后的人物，所述史事又多为南渡以后之事，清乾隆年间编《四库全书》时发现，其内容与南宋词人刘过（1154—1206）《龙洲集》所载之诗尽同，故而《总目》提要断定，此书“盖作伪者因二人同名为过，而抄出冒题为《斜川集》以渔利耳”。所以，凡作者传记根本未载的著作，或作者生平事迹、在世时代与其书所记内容明显不符的著作，可断其书必定有伪。

（4）从文风语体入手，考察其出现的特定文风、语词、文体等以辨其真伪

每个人的著作所具有的作品文风、使用的语汇文法等也无不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和个体特征，从这些特定的范畴入手进行细致的分析比较，揭示其异同也是考辨真伪及其年代的有效方法。如《列仙传》，旧题“刘向”撰，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则指出：“《传》凡七十二人，每传有赞，似非向撰，西汉人文章不尔也。”姚际恒《伪书通考》也指出其中有“七十四人已在《佛经》”一语，然“西汉之时安有《佛经》？其为六朝人所作，自可无疑”，陈振孙是通过文体文风的考察而作出的判断，姚际恒则是根据佛学发生的时代而揭示其为六朝作品。

又如瑞典人高本汉《左传真伪考》，把《左传》和《论语》、《庄子》、《国语》等书比较，发现《左传》所用方言虚字和代词与其他古书不同，与鲁国其他书籍也不一样，故而认为《左传》使用的不是鲁国的语言，《左传》不当是孔子所作，也不是孔门弟子所作，也不是司马迁所谓的“鲁君子”所作，当是另一人或他的同一学派中数人所作。高氏所言虽非定论，但是通过考察其语言、文法等以辨真伪及其年代的方法是极有意义的。

又如“排律”一体的认定始于元末杨士宏所选的《唐音》（以“排律”标目），明代高棅所选《唐诗品汇》沿袭之也有“排律”之目，此后开始被沿袭使用。然世传《孟浩然集》也标立“排律”一体，《山谷（黄庭坚）精华录》也有“五言排律”之目，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其书断非原本。这都是从文体上判断古书真伪的显例。

（5）从征引文献入手，考察其与传本的异同、时代的前后等以辨其真伪

古人著述多征引前人文献，若被征引的文句与其传本大异或不见于传本，则所谓的传本就大大可疑；若某书征引的文献实为后出之书，则其书必定有伪。前者如《尚书·泰誓》，马融发现诸书所引《泰誓》之文皆不见于传本《泰誓》，从而认定传本《泰誓》是伪作。后者如《列子》，马叙伦的《列子伪书考》凡举20事以辨其伪，如指出：“《周穆王》篇有驾八骏见西王母事，与《穆天子传》合，《穆传》出晋太康中，列子又何缘得知？”“《周穆王》篇言梦，与《周官》占梦合，《周官》汉世方显”，“《汤问》篇与《山海经》同者颇多，《山海经》乃晚出之书”，列子更无从寓目。这些都是从文献之先后早迟以辨其真伪，据此得出的结论很有说服力。

（6）从思想内容入手，考察其体现的学术观点、语词文风等以辨其真伪

历史学术著作所体现的思想观念等无不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和个体特征，从这些特定的范畴入手进行细致的分析比较，揭示其异同则是更高层次的考辨真伪及其年代的方法。如《关尹子》被证为伪书，宋濂《诸子辨》即根据书中“婴儿蕊女，金楼绛宫，青蛇白虎，宝鼎红炉”等词语而认定，其书绝非先秦古书。俞樾在《春在堂全书·第一楼丛书·湖楼笔谈》卷七中也说：“《关尹子·三极篇》曰：‘蝍蛆食蛇，蛇食蛙，蛙食蝍蛆’，此五行相克之理，佛家果报之说所从出欤？”谭献在《复堂类集·复堂日记》卷五中也有云：“《关尹子》句意凡猥，虽间有精语，已在唐译佛经之后，多有与《圆觉》、《楞严》相出入者。”明清以来，学者多从《关尹子》的思想内容及其词语特点而断定，传本是后世好仙尚佛之徒的依托之作^[20]。

中国古典文献学：胡应麟的考辨伪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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