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理论教育中国古典文献学:现代辨伪特征

中国古典文献学:现代辨伪特征

【摘要】:西学思想和传统文化功底的结合,如一代学术宗师梁启超、胡适等都表现出疑古辨伪的倾向。现代的古典文献辨伪正是在这种社会氛围中,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理性派风行崛起,以张心澂为代表的目录学派用工勤勉。这是一部理论体系比《四部正讹》完备得多的辨伪学专著,其辨伪理论和方法直到今天仍是指导辨伪工作的重要依据,对当代辨伪学的学科体系和知识结构的完善产生了巨大影响。

封建王朝在中国彻底覆灭后,在西方文化思潮的掀动下,学术上的疑古精神完全具备了高扬科学旗帜的客观环境。首先是在近代“中学”、“西学”相互碰撞、融合的特定社会环境下,一批学贯中西的实证主义历史学家应运而生,他们既有扎实的国学功力,又有深厚的理论素养。西学思想和传统文化功底的结合,如一代学术宗师梁启超胡适等都表现出疑古辨伪的倾向。其次是实证主义史学思潮在中国历史学界成为主流派,在古籍真伪考订这个学术领域里,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乘势而起,阵容庞大,气势勇猛,对当代古史研究影响最大。再次是现代的大学教育体制使“为学术而学术”的旨趣流行,历史学开始向学院化、专业化和独立化的方向发展。现代的古典文献辨伪正是在这种社会氛围中,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理性派风行崛起,以张心澂为代表的目录学派用工勤勉。

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是构建现代史学理论体系的开山之作,其第五章“史料之搜集与鉴别”中提出了考辨伪书的12条标准、证实真书的6条标准、鉴定伪事的7条标准,其后又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十四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二)》中专设“辨伪学”一节,而《古书真伪及其年代》2卷则是其辨伪学的理论体系、辨伪学研究的完成体现。《年代》卷一是“总论”5章,内容包括:第一章辨伪及考证年代的必要,第二章伪书的种类及作伪的来历,第三章辨伪学的发达,第四章辨伪及考证年代的方法,第五章伪书的分别评价;卷二是“分论”5章,主要考订《十三经》及5种子书的真伪和年代。这是一部理论体系比《四部正讹》完备得多的辨伪学专著,其辨伪理论和方法直到今天仍是指导辨伪工作的重要依据,对当代辨伪学的学科体系和知识结构的完善产生了巨大影响。但对梁氏总结的辨伪方法,学界不无异议,其中廖名春《梁启超古书辨伪方法评议》(见陈明主编的《原道》第三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批评最烈。廖文以余嘉锡《古书通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该书又名《古书校读法》)及最新出土的战国秦汉简帛为据,对梁氏的辨伪方法逐一驳正,对疑古思潮进行了全面反思,认为梁氏辨伪方法的观点、论据都存在一定的问题,甚至认为“基本是错误的,至少可以说是有严重问题”。

与此同时,胡适、钱玄同等都大力鼓吹疑古辨伪,而且身体力行,成绩可观。“古史辨”派的领军顾颉刚先生多次声明,他的工作是受了胡适、钱玄同的思想影响和鼓励才做出来的。“古史辨”以“疑古”“求真”相标榜,是一个以近代学院式的自由的科学精神和严谨的实证方法,系统清理历史文献和古史体系的学术流派。顾颉刚认为,中国的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古史”,即越往后来人们附会出的历史就越古远,而一些居于历史传说中心的人物其材料就越丰富,形象就越大,因此其中自然包含大量的虚伪,必须对此加以审慎考辨,剔出虚假,别求旁证,以还历史之本来面貌。在与反对派的论战中,顾颉刚等人将自己和时人关于古史、古书的争论文章编成一部丛书,题为《古史辨》[38],又把前人辨伪之作如《诸子辨》、《四部正讹》等编成《古籍考辨丛刊》,对辨伪学的继承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当时,还产生了4部继清人姚际恒《古今伪书考》之后古籍辨伪的目录学著作,即顾实的《重考古今伪书考》(其意在订正姚氏之失),金受申的《古今伪书考释》,黄云眉的《古今伪书考补正》,张心澂的《伪书通考》。《伪书通考》是历代古典文献辨伪的集大成之作,共收书1104种[39],以书名为纲,每部书都广征博引前人辨伪之说、反驳之说及有关资料,每有引文均注明出处,自己的编者按语则列于各说之末,考证内容相当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