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文献学》目录辨伪方法及限制

2023-07-25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所以利用目录来考辨古书真伪只是一种常用的一般方法，不是绝对方法，不能仅凭书目著录与否而断定某些特殊流传文献的真伪。宋濂《诸子辨·鬻子》认为该书不是伪书，证据是“其文质，其义弘”，这也是仅凭单一的主观感觉得出的结论，难以令人信服。可以说，出土文献是辨伪工作的试金石，绝对不可忽视。

前人在古典文献的辨伪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当代考古出土的大量简帛图书证明他们也犯了不少的错误，将一些可信的图书文献考定成伪书，给历史文化研究带来不小的麻烦，目前学术界所谓的“辨真”就是针对这种现象得出的新认识，即将某些所谓的伪书重新考辨证明其真。所以，每种辨伪方法都有其局限性，我们在综合运用多种辨伪方法的同时，还应该特别注意以下几点：

1.尊重而不迷信前人，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实事求是”是一切科学研究必须遵守的最基本原则，辨伪也是如此，尊重事实而不是迷信前人，切不可存门户之见，更不能简单地从某种固有的观念出发，做到求真而不求善。前人辨伪工作所犯的最大错误莫过于常常以“道统”为断定真伪的标准，如南宋高似孙、明代宋濂对诸子图书文献的考辨，其主观目的在于维护传统的道统，凡是不符所谓传统的道统思想的就痛加贬斥，其所做的工作是求善而不是求真，所以结论往往不正确。崔述《考信录》是乾嘉时期最有影响的考古辨伪的力作，可是崔述尊崇孔子儒家之道，迷信儒家经典所言，无法做到实事求是，所以考辨史实时常陷入矛盾，不能自圆其说。而当年“古史辨派”^[21]的学者正与之相反，完全不相信儒家经典所言，意欲推倒一切而难免标新立异，从而走上了另一个极端，几乎弄得无书不伪，凡事无真，使其考辨工作也有失偏颇。所以，我们说尊重而不迷信古人，坚持实事求是，求真不求善，力求使当代的辨伪工作超越前人。

2.分清主体与局部、一般与特殊的关系

早期的古典文献，大都经过后世的润色、写定、流传、增补的过程，流传愈久与原貌差距愈大，甚至真伪混杂，必须对其加以综合考察，分清主体与局部、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切不可因其局部有伪而否定主体的真实，也不可因循辨伪的一般原则方法而否定某些文献的特殊性。

如《苏轼文集》有《飓风赋》、《思子台赋并引》二文，曾枣庄先生据《宋史·苏过传》及晁说之《苏（过）叔党墓志铭》所记“有《斜川集》20卷，其《思子台赋》、《风赋》则早行于世”，认为这两篇赋编入《苏轼文集》则属伪篇^[22]。但是，我们不能因此怀疑《文集》的主体都不是苏轼的作品，更不能因此而认为《苏轼文集》是伪书。

又如“从书目文献入手”是考察伪书最常用的一般方法，但是《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等早期的书目文献都是根据国家的藏书目录改编而成，许多在民间流传的图书无法反映。如《汉书·艺文志》著录了大量的先秦典籍，但是1973年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法经》、《十大经》等就没有著录；如裴松之《三国志注》、郦道元《水经注》、刘孝标《世说新语注》、李善《文选注》所引之书而不见于《隋书·经籍志》甚多。所以利用目录来考辨古书真伪只是一种常用的一般方法，不是绝对方法，不能仅凭书目著录与否而断定某些特殊流传文献的真伪。

3.综合考察而不单凭某一方法轻断真伪

辨伪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但是任何一种方法都不是绝对的，单凭某一种方法就断定真伪是非常危险的，必须综合运用多种考辨的方法，通过多种手段和途径做细致的研究工作，其得出的结论才是比较平实可靠的。如柳宗元《辨列子》认为：“其文辞类《庄子》，而尤质厚，少伪作，好文者可废耶！”宋濂《诸子辨·列子》也认为“若书事简劲宏妙，则似胜于周（《庄子》）”，都是单凭文辞一法作出的判断。宋濂《诸子辨·鬻子》认为该书不是伪书，证据是“其文质，其义弘”，这也是仅凭单一的主观感觉得出的结论，难以令人信服。其他根据所谓的“内容浅陋”、“文体不古”而断为伪书的方法都是很不科学的，实难服人。

4.关注考古新发现，吸收最新研究成果

当代考古出土的铭文、简策、帛书、碑刻等都是当时的原始形态，是证明古籍真伪及其年代的最可靠的资料，许多被前人认定的所谓伪书，都是凭借这些新发现的资料而恢复了真的身份，或证实了其产生的可靠年代。如何法周先生的《尉缭子初探》（《文物》，1997年第2期），就是根据银雀山出土的《尉缭子》残简恢复了今本《尉缭子》的真实身份；郑良树先生也是根据出土的帛书《老子》证实了今本《道德指归》确为西汉严遵的著作^[23]；李学勤先生也是根据这些出土文献树起了《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初版，1997年修订再版）的大旗。可以说，出土文献是辨伪工作的试金石，绝对不可忽视。

《中国古典文献学》目录辨伪方法及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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