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文献学成果总结

北宋结束了五代分裂混乱状态，统一了中国大部分地区，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辽国成南北对峙局面。后来辽被东北地区崛起的金国所灭，经1126年靖康之乱，金灭北宋。南宋建立，继续与金对峙。最后是蒙古人相继灭掉金和南宋，建立元朝。这一时期独特的政权格局与民族争斗对文化与文献的影响是深远的。

北宋统治者为了防止藩镇割据的重演，采用了抑武重文的政策，优待文官，虽然造成官员冗滥，国家财政负担加重，国力贫弱的弊端，但客观上推动了文化事业的发展，加上雕版印刷术的普及，使得古典文献的整理和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北宋初年政府组织编纂了几部大型图书。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李昉、徐铉等奉诏编纂《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太平御览》六年后编成，它是综合性类书，所引图书多达1689种，还不包括古律诗、古赋、铭、箴、杂书等在内。全书分55门，取《周易·系辞》“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之说，象征本书包罗天地间所有学问。此书是现存类书中保存五代以前文献最丰富的一部。《太平广记》编成于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属于专科性类书，主要搜集小说方面的资料，取材于汉代至宋初的野史小说及释藏、道藏等，引书约400种。唐前小说作品，多赖此书得以流传。太平兴国七年（982年），李昉、徐铉等又奉诏编纂《文苑英华》，四年后编成。这是一部诗文总集，也分55类，共1000卷，上续《文选》，收录梁至唐代2200个作者的诗文20300篇，其中，南北朝时的作品只占十分之一弱，唐代占十分之九强，因此它实际上是一部唐代诗文总集。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王钦若、杨亿等奉诏编纂《历代君臣事迹》，八年后编成，语题《册府元龟》。这一年宋真宗检阅国子监书库，其中收藏有书版十余万，经史正义皆备。

北宋仁宗时期，在经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上出现普遍怀疑汉唐注疏，力创新说的风气。刘敞、苏辙、欧阳修等人领风气之先，王安石为了配合他的政治改革则全面鼓吹新学，其代表作是《三经新义》、《字说》。所谓三经指《周礼》、《诗经》、《尚书》，王安石的儿子王雱也参与了部分“新义”的撰写。王氏父子企图通过对儒家经典的新解来为变法提供合法性的理论基础。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三经新义》修成奏上，以副本送国子监镂版颁行，成为当时科举考试的官方统一教材。《字说》是一部文字学著作，其中虽然有“波”为“水之皮”之臆说，但也不乏王氏有见地之新解。王安石变法失败后，《三经新义》、《字说》遭到废弃，到明代就亡佚了，今天只有辑佚本。与王安石新学同时并与之对立的学派是道学，其代表人物有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张载。这些人在政治立场上与王安石对立，但整理、研究古典文献的思想方法则并无二致，他们也都是通过对古典文献的附会解释来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

宋代古典文献学上成就最突出的有以下几个领域。首先是史部书的编纂与整理。除了几部纪传体正史如欧阳修、宋祁的《新唐书》，薛居正的《五代史》，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外，最值得表彰的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属山西）人。《资治通鉴》一书始修于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完成于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前后历时19年。全书以年为经，以事为纬，记载了上起周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至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共长达1362年的历史。为了编好这部有政治借鉴意义的编年体通史，司马光挑选了优秀的史学专家如刘颁、刘恕、范祖禹等作为助手，分工合作，先做了资料长编的工作。司马光另外编成《资治通鉴考异》30卷，对大量记载有出入的史实进行考订，并说明取材不同的缘故。他还编写《资治通鉴目录》30卷，以方便查阅。全书体例严谨，叙事详略得当。在如何整理、研究并利用历史文献上司马光成为后世的一个典范。在他之后的史书杰作有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等。为了弥补纪传体、编年体在长篇叙事上割裂的缺点，袁枢还首创纪事本末体，成《通鉴纪事本末》一书，后来不断有人仿作。从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的角度看，有一些史料价值很高的著述体裁都是在宋代兴盛起来的，像年谱（如吕大防的《韩吏部文公集年谱》、王宗稷的《东坡年谱》），学术流派传记（如朱熹的《伊洛渊源录》），登科记（如《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韩思《五代登科记》），地方志（如乐史的《太平寰宇记》、施宿等《嘉泰会稽志》）等等，都给后人提供了重要的文献来源。

其次是集部书的编纂与整理。宋人对前人和本朝人的别集都进行了认真的整理和刊刻。就整理而言，宋人最有价值的工作是为别集做注释，这是宋人超越前人的地方。由于政治、教育及学术传统等原因，宋以前四部注释之学中，注“经”最发达，注“史”、“子”次之，注“集”则比较欠缺。这种局面到了宋朝出现根本改观。宋人注宋以前的诗集有：洪兴祖、朱熹等注《楚辞》，汤汉、李公焕注陶渊明，杨齐贤注李白，赵次公、蔡梦弼、徐居仁、黄鹤等人注杜甫，吴正子注李贺；还有号称“五百家音注”的注韩、注柳等，不一而足。至于宋人注宋诗，有代表性的著作有李壁《王荆公诗注》，旧题王十朋集百家注《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施元之、顾禧、施宿《注东坡诗》，任渊《注黄山谷诗（内集）》、《后山诗注》，史容《山谷外集诗注》、《后山诗外集注》，史季温《山谷别集诗注》等^[35]。不仅有宋人注宋诗，也有宋人注宋文，如吕本中《东莱标注老泉先生文集》、郎晔的《经进东坡文集事略》；而且还有宋人注宋词，如何士信辑《增修笺注妙选群英草堂诗馀》、傅幹的《注坡词》等。宋人注释集部工作的兴盛，是中国古典文献学及文学研究历史上值得研究的现象，而从前一般治中国文史的学者，似乎对此重视不够。

再次是金石考据学。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吉州永丰（今江西吉安）人。他是庆历、嘉祐、治平年间文坛盟主，同时也是一位非常重视金石文字资料搜集、整理的学者，他著有《集古录》10卷，开宋代金石考据学风气之先。此书著录先秦铜器铭文二十二则，西汉铜器铭文四则，其余绝大多数为碑刻。欧阳修写作《集古录》是为了考证古史的需要。他还利用金石文字资料校补一些古典文献。后来的比较重要的金石学著作有赵明诚的《金石录》，王象之的《舆地碑记目》、《蜀碑记》，陈忠的《宝刻丛编》等。

最后是公私目录学。官修书目的代表作是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王尧臣等人奉诏编写的《崇文总目》。此目共66卷，仿照唐开元四部录体例，将三馆秘阁所藏图书校勘整理，分类编次。这部目录后来亡佚了，不过，欧阳修参与了编纂，他所撰写的三十类的类序还保留在他的文集中，从中也可看出当时的一些目录学思想。私家目录的代表作是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尤袤的《遂初堂书目》、高似孙的《子略》。晁、陈的书目都是提要式，继承了刘向《别录》以来优良的叙录传统。尤氏书目，首开著录书籍版本的先例。高氏书目，则是专就子部书所作的专科目录。另外，对古代书目进行研究的著作也出现了，如王应麟的《汉书艺文志考证》（参看本书第二章）。

宋代杰出的古典文献学家有郑樵（1104—1162）、洪迈（1123—1202）、朱熹（1130—1200）、王应麟（1223—1269）等。郑樵字渔仲，兴化军莆田（今属福建）人。治学勤奋，学识渊博，著述丰富。他自称十年为经旨之学，三年为礼乐之学，三年为文字之学，五六年为天文地理之学及虫鱼草木之学，八九年为讨论之学、图谱之学、亡书之学。可惜他的大部分著作都散亡了，仅有《尔雅注》、《通志》及他的诗文集《夹漈遗稿》保存下来。《通志》200卷，是继唐杜佑《通典》之后又一部以系统记载历代制度为主的通史。其中有关古典文献学的内容集中在二十略中，这一部分也是《通志》的精华，郑樵用功最深，创获最多。二十略中的《金石略》将金石文献视为文献的一个重要类型，给予了特别重视。《图谱略》强调了被人们忽视的图谱文献的作用。《艺文略》相当于一部史志目录，《校雠略》则涉及古典文献学的一些理论与实践问题，如八种求书方法中的“即类以求”和“旁类以求”的搜集专科文献的方法等。郑樵所谓校雠，主要指搜集、校勘群书，进行分类编目。他特别强调编次必谨类例，必记亡书。他认为“类例既分，学术自明”，这是继承刘向、刘歆以来古典目录学的优良传统，并对后来文献学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清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释通》、《申郑》等篇中对郑樵的学术成就和历史地位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参看徐有富《郑樵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洪迈字景庐，号容斋，又号野处，鄱阳（今江西波阳）人，也很博学。他留下的主要著作有记奇事怪物的小说集《夷坚志》及考证笔记《容斋随笔》。后者内容丰富而庞杂，涉及大量古典文献学的专门问题，比如古籍注释问题，他强调要简明，《客斋续笔》卷一“解释经旨”条主张“解释经旨，贵于简明”；反对繁琐，《客斋续笔》卷十二“《汉书》注冗”条，批评颜师古注“有失之赘冗及不烦音释者”；他充分意识到注释古书是很困难的，《客斋续笔》卷十五“注书难”条，举例说明注释古书必须广征博考，才能避免错误。洪迈在《容斋随笔》中对图书辨伪、文献考证、文本校勘、文字训诂等都贡献了许多有价值的看法，只不过我们要通读全书进行爬梳、归纳。

如果说郑樵、洪迈是有思想的学问家，那么朱熹则是有学问的思想家。朱熹字元晦，后改仲晦，号晦菴、遯翁，别称紫阳，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县）人，是南宋时期的大儒，与洪迈同时。他在历史上主要以理学家的面目出现，但他的理学思想主要是通过对古典文献的编选、注释、讲解而表达出来的，也就是说他把义理与文献考据相结合。朱熹的道问学与陆九渊的尊德性（或“六经皆我注脚”）有很大区别。在某种意义上朱熹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古典文献学家，而陆九渊不是。朱熹著述很多，在古典文献整理与研究上的成果主要有《诗集传》、《楚辞集注》、《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孝经勘误》、《韩文考异》等。另外，在《朱子语类》中也保留有丰富的古典文献学方面的资料。朱熹对于经典的注释非常认真，反复修改，精益求精，据说他在71岁临死前一天还在修订《大学诚意章》的注。因此，他的《四书章句集注》能够在元明清三代成为科举考试的官方教材，除了思想观念的理学色彩外，还与他的精心注解分不开。

宋代最后一个学问大家非王应麟莫属。王应麟字伯厚，自号深宁居士，庆元府（今宁波市）人，在南宋后期文献考据学上成就卓著。王氏学问极其渊博，天文地理、经史子集，无所不通。如天文方面有《六经天文编》2卷，地理方面有《诗地理考》6卷、《通鉴地理通释》14卷。他一生著述宏富，仅以个人能力编有一部大型类书《玉海》200卷，此书共分二十一门，每门各分子类，凡二百四十余类。“其贯串奥博，唐宋诸大类书未有能过之者。”^[36]最能体现王氏古典文献考据才能的著作是《汉书艺文志考证》10卷、《困学纪闻》20卷。前者是针对《汉书·艺文志》所作的详细考证，举凡《汉书·艺文志》中书名、作者、存亡、真伪有所论辨者，他都引据旧文，条分缕析，此书开启后代史志目录考证的先河。后者是一部学术考证笔记，虽然涉及的范围很广博，但论题比《容斋随笔》集中。卷一至卷八是对儒家经书的考证，卷九是天道、历数，卷十是地理、诸子，卷十一至十六是考史，卷十七至卷十九是评诗文，卷二十是杂识。四库馆臣对王氏此书的评价很高：“应麟博洽多闻，在宋代罕其伦比。虽渊源亦出朱子，然书中辨正朱子语误数条。……皆考证是非，不相阿附。”^[37]此书对后代尤其是清代的文献考据学影响很大，清代著名学者阎若璩、全祖望、何焯、翁元圻等先后为此书作笺注，可见一斑。

宋代文献学在中国古典文献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陈寅恪先生1943年在《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中云；“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陈先生在这里所说的“造极”应该包含有文献学的成就。

金代文化深受宋代汉文化的影响。宋高宗绍兴八年、金天眷元年（1138年），金定以经义、词赋二科试进士，改变了原以南北士人各以所学应试的取士制度。宋孝宗淳熙十年、金大定二十三年（1183年），金译经所将《孝经》、《易经》、《尚书》、《论语》、《孟子》、《扬子》、《文中子》、《刘子》、《新唐书》等汉文古籍翻译成女真文。宋光宗绍熙二年、金明昌二年（1191年），金推行汉字，罢去国史院专写契丹字者。因此，金代的文献学成就仍以汉文为主，其代表性的学者是王若虚（1174—1273）。王若虚字从之，号慵夫，又号滹南遗老，藁城（今河北藁城）人，其文献考辨著作主要有《五经辨惑》、《论语辨惑》、《孟子辨惑》、《史记辨惑》、《诸史辨惑》等，收在他的文集《滹南遗老集》中。王若虚的长处在史书考辨上。

蒙古人人主中原建立了元朝，其统治者虽然对汉族实行民族歧视政策，但不得不沿用一些汉人制度，任用汉族士大夫，在民族融合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汉化影响。早在忽必烈颁建国号诏、定国号为“大元”的这一年（1271年），蒙古就制朝仪，设国子学。元朝统治者有时在文献整理上不惜重金，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就缮写了一部金字《藏经》，耗金3244两。元朝在中西文化交流上也取得一些突破，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意大利传教士孟特·戈维诺抵达元大都，即留居大都，先后兴建教堂两座，并用鞑靼文翻译《新约全书》和《旧约》诗篇。元代比较突出的文献学家是胡三省（1230—1302）、马端临（1254—1323）。胡三省字身之，浙江天台人（一说浙东宁海人）；马端临字贵与，饶州乐平（今江西乐平市）人。胡、马二人有一些共同点，他们都是由宋入元、宋亡隐居不仕，发愤著书，表现出很强的民族气节。胡三省的代表作是《资治通鉴注》，他在宋亡前就撰成97卷的《资治通鉴广注》，原稿在流亡中散失。后来继续撰写，在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完稿，一直到他去世的时候还在修改。他还著有《通鉴释文辨误》一书。胡三省的《资治通鉴注》是一部饱含爱国激情的史注作品，学术价值很高。胡注在史实考证、地理考证、文字校勘等方面都表现出卓越的学识。陈垣先生抗日战争时期著有《通鉴胡注表微》一书，对胡注的内容和特点进行了表彰，陈氏可谓胡氏的异代知音。马端临的主要学术活动在元朝，他的代表作就是“用功二十余年”的《文献通考》。马端临认为，《资治通鉴》详于治乱兴衰而略于典章制度，《通典》详于典章制度而又止于唐天宝，内容有所欠缺。因此，他要会通古今，作一部典章制度的通史。书名所谓“文献”的含义，我们在本书导论第一节已经引用。《文献通考》的文献来源，一部分取自《通典》，唐天宝至宋宁宗这一时期的材料则为他自己搜集，其中有关宋代部分的文献价值尤其重要，因为他所依据的宋国史和许多图书资料后来已经散失了；即使有些书籍流传至今，他所依据的版本也是宋刊本，在校勘上具有较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