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六朝风水信仰研究成果

2023-11-2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但总体上来说，汉魏西晋时期，风水信仰对皇室的影响并不是很大，特别是与国家的政治生活并无密切关系。以墓地选择为核心的丧葬风水术，成为皇室风水信仰的主体，这是六朝时期皇室风水信仰最为突出的特征。

二、汉魏六朝时期皇室风水信仰

宋明帝泰始四年《改葬崇宪太后诏》的颁发，固然与宋明帝个人的信仰取向密切相关，但同时，它也是风水术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六朝时期皇室风水信仰膨胀的必然产物。

风水作为一种趋吉避凶的方术，早在先秦时期就在巫术氛围较为浓厚的楚地盛行。⁽²²⁾秦汉统一政权的建立，特别是两汉时期特殊的思想和社会氛围，使得风水信仰在两汉时期逐渐膨胀，并开始进入精英阶层的视野。风水信仰开始进入皇室，始于两汉时期，《水经注》载汉成帝二年，以延陵非吉，重新营造：

汉成帝建始二年，造延陵为初陵，以为非吉，于霸曲亭南更营之。⁽²³⁾

又据《后汉书》卷15《来歙传》载：

时皇太子惊病不安，避幸安帝乳母野王君王圣舍。太子乳母王男、厨监邴吉等以为圣舍新缮修，犯土禁，不可久御。⁽²⁴⁾

这条史料记载的是汉顺帝为太子时，到安帝乳母家避难养病，因为是新修住宅，“犯土禁”，所以王男等人认为顺帝不可在宅中久待。原因就在于移房动土，会触犯各种神煞，必须解谢后方可居住，这是皇室信奉风水术的最早记载。

但总体上来说，汉魏西晋时期，风水信仰对皇室的影响并不是很大，特别是与国家的政治生活并无密切关系。即便如此，皇室的风水信仰还是受到了一些士大夫的警惕。据《晋书·江统传》，江统于惠帝时曾任太子洗马，“在东宫累年，甚被亲礼”。因太子“奢费过度，多诸禁忌”，江统专门上书进谏：

其五曰，窃见禁土，令不得缮修墙壁，动正屋瓦。臣以为此既违典彝旧义，且以拘挛小忌而废弘廓大道，宜可蠲除，于事为宜。⁽²⁵⁾

江统对愍怀太子的劝诫尽管有其政治考量，但也反映了当时精英阶层对风水术的定位，认为其“违典彝旧义”，不过是“拘挛小忌”。其实，这种对风水术的批评态度是汉代以来许多精英分子的一贯立场，比如两汉时期的王符、王充，曹魏时期的阮侃都对风水术持有类似的观点。反过来说，这些批评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当时社会上风水信仰的阶层在逐渐地上移。

风水信仰阶层的上移，并没有导致曹魏和西晋时期皇室风水信仰的盛行，两代帝陵建设中并没有考虑风水因素，就是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如曹操临终对自己墓地的选择提出要葬于“瘠薄之地”：

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²⁶⁾

曹丕《终制》也称：

故葬于山林，则合乎山林。封树之制，非上古也，吾无取焉。寿陵因山为体，无为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见也。骨无痛痒之知，冢非栖神之宅，礼不墓祭，欲存亡之不黩也，为棺椁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故吾营此丘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后不知其处。⁽²⁷⁾

文帝曹丕陵墓也是“营此丘墟不食之地”，都明显不符合当时风水择地的基本要求。⁽²⁸⁾

而在南方的孙吴政权和稍后的东晋，特别是宋、齐、梁、陈诸朝，就完全不同，皇室风水信仰的相关历史记载甚多。⁽²⁹⁾

以墓地选择为核心的丧葬风水术，成为皇室风水信仰的主体，这是六朝时期皇室风水信仰最为突出的特征。有学者根据汉代帝陵选址推断，认为汉代皇室陵墓选择中考虑了风水因素⁽³⁰⁾，但缺乏直接文献证据。帝陵选址中考虑吉凶因素的，首见于孙吴。陆机在《吴大帝诔》文中提到孙权的墓地选择时称“神庐既考，史臣献贞”⁽³¹⁾。据此，可知孙权的墓地是经过史臣考卜的。至于东晋时期，皇室继续实行西晋时期的薄葬制度，陵墓不封不树，东晋十一个帝陵中，唯晋穆帝永平陵，起有坟丘。东晋帝陵选址中是否考虑了风水因素，也无直接文献证据。但东晋皇室是相信丧葬风水术的，《晋书·郭璞传》就记录了晋明帝的一个事例：

璞尝为人葬，帝微服往观之，因问主人何以葬龙角，此法当灭族。主人曰：“郭璞云此葬龙耳，不出三年当致天子也。”帝曰：“出天子邪?”答曰：“能致天子问耳。”帝甚异之。⁽³²⁾

从晋明帝和主人的对话中，不难看出，皇帝本人对风水术还是有所了解的，认为葬在“龙角”，按照风水术对葬地的选择方法，会有灭族之祸。

另宋代王洙奉敕所修《地理新书》卷9中，引《晋纪》佚文记有司马道子父子事：

《晋纪》：会稽王道子妃王氏薨，将营墓，后有大坑，相墓者以为不祥。道子不从，使夷塞之。世子元显累谏不纳，识者有以知道子将亡。其后卒遇桓氏之祸。⁽³³⁾

司马道子父子是东晋后期皇室中权倾一时的重要人物，司马道子在为妃子王氏选择墓地时，相墓者以为陵墓之后有大坑，甚为不祥。此事是作为风水术“吉凶可稽”的一个史例为宋代官修《地理新书》所引，今天看来，当然是无稽之论。但它至少说明了，作为东晋后期皇室重要成员的司马道子父子是相信丧葬风水术的，道子的“不从”和元显的“累谏”都只是具体吉凶的分歧，而并非信仰的分歧，相墓者参与墓地选择就是有力证明。

至于六朝皇陵选择中风水术的具体技术系统，因史料无征，无法详论。但从现存的六朝皇陵看，其选择多背山向阳，是非常符合风水术中的葬地选择吉凶原则的。⁽³⁴⁾

风水，一般而言主要表现在社会底层的民众生活之中。究其信仰动机来说，不过是一种趋吉避凶的命运祈愿而已，一般不具有任何政治功能。但对六朝皇室而言，风水信仰不仅仅是一种趋吉避凶的祈愿，而更多是一种维护皇权统治的政治工具，表现出了鲜明的政治色彩。考察六朝时期皇室风水信仰的政治动机，大致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www.chuimin.cn)

第一，风水被作为一种神秘的祥瑞，为皇权更迭提供社会舆论。对于风水信仰者而言，风水术不仅是一种趋吉避凶的选择术，而且还具有某种神秘的预测和启示功能。将个人乃至家族的政治命运和风水相联系，自两汉以来就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³⁵⁾风水术的这种神秘预测功能，在皇权较为动荡的六朝时期，就自然而然被赋予了强烈的政治色彩，作为皇权“天命”依据的重要补充，成为夺取政权的舆论工具。据《建康实录》：

案《祥瑞志》：钟家于富春，早失父，幼与母居，性至孝。遭岁荒，俭以种瓜自业。忽有三少年诣钟乞瓜，钟厚待之。三人曰：“此山下善，可藏，当出天子。君望山下百步许，顾见我等去，即可葬处也。”钟去三四十步便返顾，见三人并乘白鹤飞去。钟记之，后死葬其地。地在县城东，冢上常有光怪，云气五色，上属于天。⁽³⁶⁾

对此，《三国志·吴书·孙破虏讨逆传》裴松之注引《吴书》云：

坚世仕吴，家于富春，葬于城东。冢上数有光怪，云气五色，上属于天，曼延数里。众皆往观视。父老相谓曰：“是非凡气，孙氏其兴矣！”⁽³⁷⁾

二者的记载虽略有不同，但都说明孙吴的兴起和其家墓地有着密切关系。当然，在今天看来这些难免不稽。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下，皇权的合理性是需要社会舆论支持的。孙氏墓地的风水就成为其获得政权的神秘昭示，成为天命所归的祥瑞。有必要指出的是，中国历史上以陵墓风水作为天命所归的祥瑞，就是起于孙吴政权，这对中国古代的皇权政治和风水信仰发展而言都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历史事件。代晋的刘宋政权也曾有类似的记载，《南史·武帝纪》在叙述刘裕的种种神异之中，就提到了其父墓地的风水祥瑞：

皇考墓在丹徒之候山，其地秦史所谓曲阿、丹徒间有天子气者也。时有孔恭者，妙善占墓，帝尝与经墓，欺之曰：“此墓何如?”孔恭曰：“非常地也。”帝由是益自负。⁽³⁸⁾

这条史料，除了说明刘裕代晋有其天命所归的祥瑞外，还提到了“妙善占墓”的风水术士孔恭，关于孔恭的生平，史不可考。但它反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那就是随着风水术政治功能的强化，风水术士已经开始介入政治活动。

再如，代梁的六朝最后一个政权陈，也有风水之祥瑞。据《陈书·高祖本纪》：

高祖武皇帝讳霸先，字兴国，小字法生，吴兴长城下若里人，汉太丘长陈寔之后也。世居颍川。寔玄孙準，晋太尉。準生匡，匡生达，永嘉南迁，为丞相掾，历太子洗马，出为长城令，悦其山水，遂家焉。常谓所亲曰：“此地山川秀丽，当有王者兴，二百年后，我子孙必钟斯运。”⁽³⁹⁾

既然风水术已经成为天命所归的祥瑞，这也就决定了它的双刃性：既可以作为维护皇权的舆论工具，也可以作为反对者的政治工具。对风水术的这种担心，曹魏时期的阮侃就已经作为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而加以警惕，他在和嵇康关于“宅无吉凶”的辩论中就指出，风水术可能会使人们萌发“妖心”。其实，皇权对风水术也一直充满了警惕，上引晋明帝的事例就是一个证明。当主人回答“可以致天子时”。明帝立即追问：“出天子邪?”足见其警惕之心。这种担忧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南齐永明三年，在富阳就发生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武装起义，起义者唐寓之就是利用了所谓风水祥瑞来制造舆论，发动起义。据《南齐书·沈文季传》载：

富阳人唐寓之侨居桐庐，父祖相传图墓为业。寓之自云其家墓有王气，山中得金印，转相诳惑。三年冬，寓之聚党四百人，于新城水断商旅，党与分布近县。新城令陆赤奋、桐庐令王天愍弃县走。寓之向富阳，抄略人民，县令何洵告鱼浦子逻主从系公，发鱼浦村男丁防县。永兴遣西陵戍主夏侯昙羡率将吏及戍左右埭界人起兵赴救。寓之遂陷富阳。⁽⁴⁰⁾

第二，在六朝时期，风水术不仅作为政权更迭的祥瑞，它还是皇室维护统治的一种手段。在六朝时期残酷的政治斗争中，风水术常常成为各派政治势力进行斗争时所借助的工具。风水术之所以能成为皇室维护统治的政治工具，是因为在当时人们看来，风水术不仅具有神秘的预测功能，还是一种较为有效的趋吉避凶的祈禳厌胜之术。上引宋明帝的开崇宪太后陵和用左道之术破坏齐高帝的“旧茔”就是一个有力例证。类似的例子，在梁元帝时也同样发生，据《南史·杜嶷传》载：

嶷位西荆州刺史，时谶言“独梁之下有瞎天子”，元帝以嶷其人也。会嶷改葬父祖，帝敕图墓者恶为之，逾年而嶷卒。⁽⁴¹⁾

梁元帝为了打击杜氏，竟然在杜氏改葬父祖时，让风水术士故意为恶，试图以此铲除其政治对手。

梁武帝时，昭明太子萧统和梁武帝之间也一度因为风水问题而产生了猜忌，以至于梁武帝在太子去世后并不立其嗣。

第三，风水术也成为定都及皇室其他建筑活动的重要依据。皇室对风水的痴迷，必然导致在各种建筑活动中对风水择吉术的重视，风水因素也就成为决策的重要依据。在孙吴定都过程中，风水术就起了重要作用。据《建康实录》引《江表传》：

案，《江表传》：汉建安中，刘备尝宿于秣陵，观江山之秀，劝帝居之。初张纮谓帝曰：“秣陵，楚威王所置，名金陵，地势岗阜连石头。古老云，昔秦始皇东巡会稽经此县，望气者云，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气，因掘断连岗，故名秣陵。今据所见存，地有其气，象天之所会，今宜为都邑。”帝深善之。后闻刘备语曰：“智者意同。”故即帝位闻谣言，而思张纮议，乃下都之。又案，《吴录》：刘备曾使诸葛亮至京，因观秣陵山阜，曰：“钟山龙盘，石头虎踞，此乃帝王之宅也。”⁽⁴²⁾

又《三国志·吴书·张纮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

《江表传》曰：纮谓权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为金陵。地势冈阜连石头，访问故老，云昔秦始皇东巡会稽经此县，望气者云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气，故掘断连冈，改名秣陵。今处所具存，地有其气，天之所命，宜为都邑。”⁽⁴³⁾

以上两条材料，记录虽然详略有异，但都说明了在孙吴定都建康的过程中，风水因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而且，后来孙皓一度迁都武昌，也有风水术厌胜原因。据《三国志·吴书》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记载：

初望气者云，荆州有王气破扬州而建业宫不利，故皓徙武昌，遣使者发民掘荆州界大臣名家冢与山冈连者以厌之。既闻但反，自以为徙土得计也。⁽⁴⁴⁾

除了定都以外，在皇室的其他建筑活动中，风水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决策因素。比如晋元帝南渡，于大兴二年(公元319年)立南郊，在南郊建设选地过程中，就由郭璞卜立。“是岁，作南郊，在宫城南十五里，郭璞卜立之。”⁽⁴⁵⁾又如齐武帝萧道成，修建楼苑宫观时就有风水术的考虑：

又永明中，望气者云新林、娄湖、青溪并有天子气，于其处大起楼苑宫观，武帝屡游幸以应之。又起旧宫于青溪，以弭其气。⁽⁴⁶⁾

汉魏六朝风水信仰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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