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根是西洋近代哲学的先驱者之一,而西洋近代哲学时期和中世纪哲学时期的分水岭是文艺复兴,所以为要了解培根的思想背景与其思想的形成,首先就要从文艺复兴说起。文艺复兴的萌芽是在15 世纪呈现的。其时欧洲的封建制度逐渐崩溃,而资产阶级逐渐增强,起而反对经济和政治上的封建主义形态,群众性的人民运动已开始和贵族互相斗争,法国农民战争也是在16世纪初期“预言地指示了未来的阶级斗争”[1],培根在英国是生于这时代的。......
2025-09-30
培根是英国经验派哲学的鼻祖,他认为一切知识都要以感性认识为其基础。关于这点,我们在上面已经有初步的论述。可是他又不得不承认,感官的报道带有偏差,感性认识常有错误。基础如果不健全,则知识的正确性与真实性就成问题了。所以我们必须认清其他的科学方法的认识论基础又是怎样的。
培根无疑是强调自然的观察的。“整个工作的最重要原则就是要把视线集中在自然的事物上,并且照他们的真相来接受他们的影响。”[29]人的心要像“一张没有写字的白纸一样”[30]来接受外界的印象。这就好像是和后来洛克的人心“白版”的说法同出一辙,但培根却没有忽略这种说法须要从认识论来检查。光凭感性的认识,正确的知识是无从形成的,“没有更完善地来认识理智和理智的作用与运用的方式,则自然和技术的许多秘密是仍旧不能揭示的”[31]。认识理智和理智的作用与其运用的方式就是认识论的问题。培根认为经验派的认识论是不健全的。他在《新工具》一书中严重地批评狭隘经验派的认识论,写道:“不过经验学派所创立的教条比诡辩派(或理性派)所建立的还要残缺,还要怪诞,因为它的基础并不在于普通意念(notions)的光亮上(这种光亮虽然微弱浮泛,可是有几分是普遍的。而且是关涉于许多事物的),而只在于少数实验的狭路和黑暗中。”[32]感性认识是带有错误的。关于这点培根写道:“感官的失败有两条途径,有时它完全不能给人以报告,有时它只能给人以需要的报告。”[33]所以感官不只需要种种的帮助以弥补其缺陷,而且由感性认识而获得的经验,由经验积累总结出的自然科学,还须有自然哲学为之指导,庶几免于偏差和错误。“特殊的科学如果不复返于自然哲学,则人们便不能希望那些科学(尤其是实验的科学)有任何进步。因为要离了自然哲学,则天文学、光学、音乐学……都不能精到深刻,只能在事物的表面上、花样上,闪烁过去。”[34]那就是说,感性的认识必须上升到理性的认识,才能深入到事物的本质去,才能知事物所以然的道理,否则现象罗列,鲜觉有功。但要把经验和理论合理地结合起来虽是不容易的事,可是必要的事。培根写道:“历来研究科学的人,不是单重实验的人,就是只重教条的人。单重实验的,就如蚂蚁似的,他们只图采集,来供实用。爱行推论的,就如蜘蛛似的,他们只是凭着自己的材料织成网子。不过蜜蜂却采取着一种中道,不但从田园的花菜中采集物质,还要以自己的力量来变化它们,消化它们。哲学的真正职务正是这样的;因为它既不专凭人心的能力,而不只从自然历史和机械实验中收集起材料来,照样保存于记忆中;它是把材料置在理解力中,加以变化和消化的。因此,人们的实验能力和推理能力如果有了较密切较纯的结合(自然是一向没有的),则我们的希望正是无穷的。”[35]
培根对于科学进展的希望诚然是大的,因为他认为世界中虽还有未被人知道的东西,但按照科学的正确途径,却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被人知道的。他是反对不可知论的。他明白地写道:“我并不是说事物是不可知的,我是说,若非经过某种途径,事物是不可知的。……主张事物绝对不可知的那些哲学学派,它并不比那些擅长学说的学派要坏些。不过只是不肯照我的样子,给感官和理解以一种帮助,相反的它们竟把感官和理解的一切权威都剥夺了。这是我们的差异之点,无外乎是相反之点。”[36]但是我们又须指出,培根对于真理之可知,也有程度上的限制的。在他的《学术推进》一书第三卷第四章,谈到科学知识之逐层向上推进的时候,他这样写道:“各种科学部门好像金字塔似的,都是建筑在历史和经验的基础上面,所以一部自然历史是(1)自然哲学的基础;(2)基础上面第一层建筑是物理学;(3)近于塔巅的是形而上学;可是(4)塔巅的本身,‘神自始至终所作的工作’,即自然规律的综合,我们就怀疑人类的探求能否达到了。然而其它三个部门是科学的三个阶段,以自己的知识为自豪的人们所采用的,也是一种傲慢的试图吧,却是巨人侵天的三座山呢。”[37]这又一次表现他向宗教的让步。可知之外还有神秘不可知的境界,因之科学和神学之间,知识和信仰之间,划出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只是在科学范围内,尤其是关于物质的东西,是没有不可知的。只要掌握新的科学方法,只要运用他自己形成的《新工具》,他是有信心来推进科学研究,深入事物的本质,寻得事物各种性质的模,按其规律以控制自然、改造自然,为人类社会增进其福利的。(https://www.chuimin.cn)
培根在科学研究的范围中,对于《新工具》所能成就的信心是巨大的。在《新工具》的序言里,他写道:“事理究竟能否知道这问题,不是以争辩所可解决的,只有诉之于经验才能有望。”[38]他认为科学的推进,首先要把各部门的科学统一起来形成一种自然哲学以免科学的支离破碎[39]。果能做到这点,科学的前途是光明的。他的理由就是:“过去许多有用的发明既是由偶然凑成的,而且在发明时,人们既不是有意追求这些发明,只是在从事于别的事物时,间接找到的。因此,我就又想到,人们如果从事于发明,并且以发明为专业,而且应用严整的方法,适当的秩序,而不专凭散涣的冲动,则他们的发明一定会更多些……我们如采应用理性、勤勉从事,而且指导得法,用志不纷,则我们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希望得到较好而较多的效果。”[40]可是新的科学方法只是科学进展的必要条件之一。除此之外,还须给科学工作者以充分的时间,合作的机会,工作的合理分配,和长期的努力。培根写道:“在指出正路以后,人们如果富有时间,并且共同劳作,屡代钻研,那么希望一定会更大的。因为,这条路并不是一个人在一个时代所能决定的(不比在推论的情形下);在这方面,人们的勤劳操作必须先行分离,随后再集合起来,才能有最好的效果(尤其关于搜集经验是如此的)。因此,人们要想知道自己的力量,不应该多教人做一件事,应该一人管一件事,才能期于详备。”[41]培根对于他的《新工具》之能推进科学的发展所具的巨大信心,突出地表现在《新工具》一书第一卷将要结束的那一段。他说雄心有三种类型,“其第一种是想把权力扩及于本国以内;这种雄心是鄙俗的和堕落的。第二种的野心家,是要把他们国家的领土和权力扩张于全人类。这种野心虽然仍是一样贪图,可是发明有较大的尊严[42]。不过人们如果把人类的权力和领土扩张及于宇宙,则他们的野心(如果可叫做野心)比前两种野心不但是较有利益的,而且是较为高贵的。但是人类在万物上所建立的帝国,又完全建立在艺术和科学上,因为我们若不服从自然则我们是不会支配它的”[43]。这真是培根的自豪语,表示他对《新工具》的自信心,而且表示他对于人类知识前途发展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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