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斯多德传统逻辑：培根时代的看法（韦卓民全集第9卷）

培根的知名于后世，主要是因为他的《论文集》和《新工具》两书。《论文集》以文学擅长，《新工具》则是有关方法论的一本创作，他对亚里斯多德传统逻辑不适合实际的科学研究和探讨，深感不满，感觉到方法论之欠缺与重复，故作这书为《伟大的复兴》的方法论以代替亚氏之逻辑。其书名《新工具》也正是针对亚里斯多德的《工具》而言的。因为《工具》是后人对亚里斯多德遗著中逻辑六篇的总称。

亚里斯多德之研究思维，以逻辑六篇教其弟子，是因当时在古希腊，尤其在古希腊的文化中心雅典，有许多风靡一时的辩士，混淆词义，颠倒是非，故不得不起而从事语言分析，求词与句之正确，显示推理的规则以破斥辩士惑众的诡诞，虽然在他的分析里面，也涉及许多科学研究的问题，但是科学尚未发达，方法论方面是语焉不详的。

亚里斯多德绝笔后，历千数百年，由所谓中世纪至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其不满人意是势所必至理所当然的，盖亚氏逻辑在中世纪久为经院哲学所歪曲，而残缺不全将流传至培根的16世纪，更早已失掉它本来的庐山真面目了。

早在3世纪，怀疑思想家撒克特斯（Sextus Empiricus）以亚氏的三段论式，从已知的前提推出结论，而结论原在前提中，则所谓由推理而得结论只是词句的安排，无补于事物的探讨，因而据以抨击亚氏的三段论式。由此可见批评传统逻辑并不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罗吉尔·培根便另是一例。

文艺复兴，标志着欧洲人们的思想大解放和中世纪的结束。这个运动的兴起，在欧洲各国迟早虽有不同，例如意大利比较早，在英国比较迟。可是在任何一个国家里，却很难在这两个时代之间划出一条很明显的界线。文艺复兴扩大了人们的视野，解除了中世纪的教会和经院哲学对人们所加的束缚，因此行动的标准已再不是什么社会制度所崇奉的权威，而是各个人认识到的真理。思想正确性的标准，再不是什么宗教的经典，而是从自然探讨出来的科学。关于这点，法兰西斯·培根有一句名言说：“书籍随从科学，不是科学随从书籍。”^[1]众所周知，中世纪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只有两部书籍，一部是基督教的《圣经》，一部是经院家编纂、窜改，从而歪曲了的亚里斯多德遗著；一部是信仰的圭臬，一部是知识的准绳。从13世纪以来，亚里斯多德就这样与圣经同列而被绝对化了的，都是为了维护着中世纪的社会制度。可是文艺复兴终于冲破了这双重樊篱。人类摆脱了思想的枷锁以后，当然就要投入到大自然的探讨里面去，而且要投到从理智解放后所认识的大自然里面去。文艺复兴是复兴古典文学，重新发现的古典文学，不是中世纪传下来残缺不全，牵强附会的古典文学。文艺复兴重新发现的古典文学既不为中世纪教会所牵强附会而呈现出它本来的真面目，这说明人类理智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通过这个规律，人类给自己开拓了一段光辉的历史。一句话，从文艺复兴，欧洲人获得了理性生活的新生。

这新生当然要对于过去的、束缚人们思想的一切东西加以批判。这新的活活泼泼的生活，是不愿意再忍受任何束缚的。它是富有健康与能力的生活。它在人们的思想中，在欧洲的文化中，结束了中世纪。

因此，中世纪的逻辑也在被摈弃之列了，15、16世纪中不少思想家感到创作新逻辑的必要。中世纪的传统逻辑是三段论式逻辑。中世纪三段论式是根据权威确定其大前提的，传统逻辑是被利用而为教会的神学服务的。神学以教会的权威确定了一切理论的大前提，就等于一切理论都在教会的神学范围里兜圈子，不管理智有天大的神通，总跳不出如来的一只手掌。可是文艺复兴后的齐天大圣却千方百计总要跳出来。新逻辑和新方法论就这样应运而生，新逻辑运动最杰出的人物是被称为归纳法创始人的法兰西斯·培根。培根的新方法主要要在他的《新工具》一书中去体会。

培根与其新逻辑运动的前辈，如帖烈肖、蓝枚耶、康伯内拉，都是为时代精神所激动，深感传统逻辑的不足，而略有以补充、改善，或重新创作的。我们首先看帖烈肖的思想。

文艺复兴运动开风气之先的当然是意大利。“意大利的自然哲学是新时代自然科学和唯物论的直接先驱者”^[2]，而帖烈肖是这时意大利自然哲学的杰出代表人物（Bernardino Telesio意大利人，1509—1588）。

当时意大利在文艺复兴潮流澎湃之下，思想分南北两派。北派比较保守，一切还是以亚里斯多德为准绳，而南派则趋于前进，企图在自然科学中找出一条新的思想道路。帖烈肖是属于南派的，因之是北派的僧侣所仇视的。僧侣派极力想办法来打击他。但是帖烈肖始终不满意于中世纪流传下来的哲学和寻求真理的方法，认为用传统逻辑的推理方式以窥探大自然，是缘木求鱼，徒劳无功的。他主张观察事物，从感性认识来获得知识。他的口号是“不靠推理而靠感觉”。他并认为心灵和物质是同一类的东西。可是他虽然改换了亚里斯多德自然哲学中的一切基本观念，但并未提出什么方法论来建立他的新观念^[3]。然而帖烈肖已在欧洲16世纪哲学中别开生面，为新哲学的嚆矢。

在意大利继帖烈肖而起的有康柏内拉（Tommaso Campanella，1568—1639），他在思想上追随帖烈肖，可以说是帖烈肖的私授弟子，和帖烈肖一样，他想在经验上建立他的新哲学。他对于丹麦的天文学家布拉耶（Tycho Brahe）和意大利的天文学家伽利略（Galileo Galilei）的天体观察所得的结果是非常注意和欣赏的。他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天文学家的事实既是从观察得来，任何人若要推翻这些事实，惟有根据更精确的观察，主观好恶在宏观事实面前是无能为力的。这是文艺复兴的新观点，表现新时代的精神，是康柏内拉始终坚持绝不让步的。康柏内拉为当时的权贵所忌刻，被诬入狱，以后仅以身免。他在监狱里还写了一部《伽利略洗冤录》（Apologia Pro Galileo），足见他爱好真理，威武不屈的伟大精神，可为后世法，也可见新兴的唯物主义哲学是不可扑灭的。帖烈肖和康柏内拉追求一种正确而更有效的科学研究方法，虽没有提出什么系统性的具体方法，却已指出自然科学研究的新方向，并证明新方法的期望在西欧16、17世纪中是迫切的^[4]。

反抗传统逻辑的，在法国则有蓝枚耶（Petrus Ramus，法文为Pierre de la Romée，1515—1572）。他是法国东北部的一个人。父亲以烧木炭为生，家贫，受雇为某富家大学生的书童，晚间自学，费心力攻读。初时他爱好经院哲学的传统逻辑，但日久就觉得这逻辑内容空洞，流于形式，不能解决问题，于是改学柏拉图，认为在柏拉图的对话中，能找到思维的真谛。当他21岁那年考硕士学位时，他提出的学位论文是要证明亚里斯多德的学说无一是处。1555 年蓝枚耶用法文刊出他的《辩证法》（Dialectic），说明首先要在事物中找出自然应怎样运用思维规律，就是找出思维规律在客观事物中怎样表现，然后才确定思维的规则。这已是初步认识到思维逻辑必须要正确反映客观事物这一条真理。蓝枚耶感觉到当时人为的逻辑，即被中世纪歪曲了的形式主义的亚里斯多德逻辑，脱离现实太远，就试图回复到古希腊最早的哲学家那里去，还没有人为逻辑的时候，来寻找正确思维规则，其用心不可谓不苦。他认为在伟大的政治家、演说家、诗人和数学家的著述中，可能发现他们怎样运用思维的过程，再以之作为研究逻辑，形成思维规律的材料。这种看法是有其相当的理由的^[5]。

蓝枚耶认为逻辑有两种任务：一方面，寻找证据，另一方面，运用所得的论据来建立论题。至于怎样运用论据以建立论题，则蓝枚耶并无独到之处，毕竟还是采用亚氏的三段论式，所以他对于传统逻辑的改革，实际的贡献不多，而且太过强调划分的二分法，随处机械地使用，其结果只是另一套经院哲学，走了回头路，殊为可叹。然而他亟力企图在自然中寻找逻辑的真谛是符合新时代的科学精神的，惜其只想在古籍中寻找自然而不在自然的实际研究中来找，所以他的方法是不足以满足时代的要求的^[6]。新方法论的创作还有待于英国16、17世纪的培根。

但是蓝枚耶在培根之前半个世纪，大力和当时根深蒂固的中世纪传统逻辑进行猛烈的斗争，企图把逻辑和实际相结合，致使在欧洲大学中长期占统治地位的经院哲学从根本上受到动摇，不能不算是有历史价值的贡献。其影响达到德国、苏格兰、英国、瑞士等地，最为经院哲学的人们所厌恶，称其学为蓝枚耶流派。英国剑桥大学迪比（Everard Digby）攻击蓝枚耶为最厉害，而迪比可能就是培根的导师。培根思想上是同情于蓝枚耶的。可见他之青出于蓝，少年时已能保持他的独立思考，不致为其导师所眩惑。实际上，当时在剑桥大学还有和蓝枚耶同调的，如威廉·谭普尔就是站在蓝枚耶的立场上和经院哲学的代言人辩论的。这种争辩当然会引起培根的注意而影响他的思想的^[7]。

不只是培根以前有反对传统逻辑的代表人物如上面所讲到的意大利人帖烈肖和康柏内拉，法国人蓝枚耶、培根以后还有法国人笛卡尔^[8]，英国人洛克^[9]和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者感觉论哲学家，孔狄亚克^[10]后于培根的《新工具》一百余年，所谈的虽然多属于心理学范围，但“他和他的门徒谈到经院哲学的逻辑都是一样地加以鄙视的”^[11]。都是不满意于经院哲学的腐朽逻辑的，但具体地提出新逻辑以代替旧逻辑的，终推培根为第一人，他的《新工具》的确是划时代的一部著作。

上面已经说过，培根的《新工具》是由于不满意当时的传统逻辑而作的。传统逻辑是培根时代大学教学计划中的一个主要部分。当时大学教育的落后腐败情况，培根在其《学术推进》一书中第二卷第一章描写得很详尽。他写道：“我表示我的惊讶，因为在欧洲这许多著名的大学里面，所有的基金都用之于各种职业，而完全未顾及艺术和科学的自由培养……如果一个人认为哲学和一般性的研究是于实际无补的东西，他显然是忘记了任何其它学术的成就，是要以哲学和一般性的研究为其基础的。”^[12]跟着这一段，培根列举当时学术机关，尤其是大学的许多缺点，其中之一就是大学的不合理法规，而且指出过早讲授逻辑这一个实例。他说：“要求学生过早来钻研逻辑和修辞学是不合理的法规之一例。当知逻辑和修辞学是其他各门学术的精华，为研究生则于宜，而为幼稚的初级生则不恰当。”^[13]培根时代入大学的学生一般只是十三四岁，所以他才这样说。这种教育的结果就是所学的只注重形式而忽略内容，只重语义而不求实学。“这样情形，变本加厉，以致人们只知研求为避免而不讲实质，孜孜于词藻与文章结构的讲究，而不衡量事实的重轻、题材的体统、论证的正确，至于发明的实践和看事的深刻，更无论头。”^[14]醉心于词藻章句无异于和图画谈恋爱^[15]。培根就是这样痛恨当时教育对一般读书人所形成的敝害。他在《新工具》一书中也同样地指出了重词句而忽实质的毛病。他写“市场偶像”时说：“一般的词是在通俗语言中形成的，所指的东西大都失于广泛，为一般人的说法，到了理解趋于准确、缜密的观察则要求改正其词义以适合实际的时候，语言就成为障碍。因之学者们剧烈的争论每每归结词句之争，其实应该效法数学的严议将事，从根本着手，使争辩变成定义的厘定。”^[16]培根认为这种情况反映当时的传统逻辑。他是这样来看当时的传统逻辑的。根据这种看法，在他的《论文集》、《论读书》一篇里，才有下面为人传诵的几句话：“历史能使人有智慧；诗词能使人机警；数学使人精微；自然哲学使人深入；道德学使人严肃；逻辑和修辞学使人能够争辩。”逻辑的功用是限于争辩的！

培根当时所认识的传统逻辑主要就是三段论式的推理。他认为“三段论式”是命题组成的，命题是词组成的，词是概念的符号。如果作为整个系统基础的概念是模糊不清的，是草率地从事物抽象出来的，则上层建筑不会巩固。因之我们的“唯一希望就在于真正的归纳法”^[17]。培根说“唯一希望是在于真正的归纳法”，因为他认为当时传统逻辑中的归纳法是限于简单枚举法，而简单枚举法对于科学的研究不能起决定性的作用。这种看法是正确的。一切演绎推理必须有其大前提，由大前提逐步向上推进，一定要推到最高的公理，这公理怎样得出是归纳法的问题，简单枚举法是不能解决的。培根在《新工具》第一卷箴言二十五正确地指出：“现在所用的公理是从有限的经验，从常见的少数特殊事实而得出的，因之这些公理的尺码和范围大都限于其所自来的有限事实。如果有前所忽略或未知的事例出现，就运用一些不关大体的分别来维持公理，而不知要修正公理使和真理相一致。”^[18]在培根的时代，一般推理大都是以人所认为神圣不可侵犯而实际上成问题的一些命题为其大前提，为其出发点，绝不敢把这些命题证诸事实，因而无从发现新的真理。培根对于这点的体会是深刻的，表现着他对于中世纪的思想残余极端的反抗，因而也痛恨代表中世纪思想的传统逻辑。在他的《学术推进》一书第五卷第一章里，他曾写道：“这部分人文哲学称为逻辑的，是许多人所极不喜欢尝到它的滋味的，因为它正像一个纲罗，一个烦琐令人不敢接触的陷阱。”^[19]

可是，培根虽然痛恨其时的传统逻辑，但他并不一笔抹煞其一切的功用。他只认为传统逻辑的功用限于通俗的辩论，限于谈到日常的道德等问题，而对于自然科学如物理，则“自然的微妙远过于语文”，绝非当时的逻辑所能探究的^[20]。“现在的逻辑系统对于科学的发明是无能为力的。”^[21]其所以然之故，培根指出是由于古代希腊人发展了几何学，而且这门科学进展得很快，他们就被成功而冲晕了头脑，以为几何学所用的演绎方法亦同样地适用于其他的科学，于是就急躁地抓住几条抽象的原理，而毫不顾及实验对于自然科学的重要性，企图用演绎法推演出宇宙间一切的规律和外界所有的现象，结果就成为经院空洞而烦琐的哲学系统，殊不知在一个科学的系统之中，只要有一条原理不正确，脱离实际，那就会像一个复杂的数学公式一样，偶有一个数演算错误，由此所得的结论也都会错误。错误导致错误；所关实属重大^[22]。培根认为“当时的传统逻辑只是以巩固一般以流传意念为基础的错误，而不能有助于真理的探求，故害多益少”^[23]。培根又指出，“人心是爱作概括的，因概括了就不必工作，所以对于任何一个问题稍稍从事实验就感到疲乏而不愿追求，而这些毛病正是由逻辑得到滋生的，以其能在争辩中施其伎俩故也”^[24]。当时传统逻辑在用于争辩上，也有所谓证明，但是逻辑中所有的证明只能使世人成为人为思想的奴隶，使思想又成为文字的奴隶^[25]，其结果就是“一切都掉在传统的云雾中，掉在辩论的漩涡中，不然的话，就是落到偶然东西的波涛和迷宫里面，一种方向不定，随便凑合的试验”^[26]。培根就是这样描述了当时的逻辑对于学术的影响。

当他写他的《科学伟大复兴》工作的计划时，有这一段话，论述当时的逻辑，可说是他对于传统逻辑的总评：“在流行的逻辑中，几乎全部力量都是消耗在三段论式上面。逻辑家好像向来就很少注意到归纳法，随便讲一点就算了数。可是，三段论式太模糊不清，每每会让自然滑掉，使我们把握不住，所以我们摒弃它。谁也不能置疑，凡是和中词一致的东西是彼此一致的。可是，一个三段论式是由命题组成，命题由词组成，而词只是事物的符号与标志，其错误的根源就在于此。如果我们可以说：词的灵魂是原始的概念，原始的概念又是任何哲学结构的基础，而原始概念是草率地从事物抽象出来，模糊不清，没有清楚地为之下定义并加以限定，那么整个结构就会垮台。所以我们摒弃三段论式，而且摒弃的不只是它的最高原理，逻辑家是不使用最高原理的，而且摒弃它的中间命题，三段论式总爱玩弄中间命题，搞得无法产生结果，对于科学的主动部门明明是不适合的。但是在通俗的和冥想的活动范围中，三段论式和那些一般人惯用而受欢迎的证明方式，还有它们的园地，我们并不去干涉它；然而有关于事物的性质的问题，我们在推理过程中的大小前提就都要运用归纳法；因为我们认为归纳法这种证明形式是包围自然、追求自然，和行动结合在一起的。因这就把流行证明的次序完全倒置过来了；我们不是从感觉到的东西，特殊的东西，直接飞跃到一般的东西，好像飞跃到固定的两极去（一般的争辩总是环绕着这些最一般的东西的）。从而再用中间的东西迅速地，但又草率地得出其它一般性的东西。这样，只能滋长争辩而不宜于和自然搏斗；我们要不断地逐步建立起命题，最后才到最一般的公理，这些公理不是概括的观念而是有清楚的定义并且为自然所容许的，深入到事物的本质的。”^[27]这就很清楚地说明培根何以不满意于当时的传统逻辑，并何以计划草拟他自己的一套新的科学研究方法，而称之为《新工具》。培根在他1620年出版的而尚未写完的《新工具》一书最后一段里，这样写道：“可是要注意，在我们这工具里面所研讨的不是哲学而是逻辑。然而我们的逻辑是要训练理性，教导理性，使之不是好像用心里的细小钩钩来捕捉擒获只是抽象的东西，而是要它真正深入自然、发现物体的属性与其结果，并且发现物体实质的一定规律（这样，我们这门学科才是从事物的性质产生出来，同时也是从人心的性质产生出来）；所以我们这门科学不断有着自然的观察和自然的实验，分布在它里面以作我们方法的说明，这是不足为奇的。”^[28]

这是培根的《新工具》与其所确定的任务。在写他的《科学伟大复兴》的计划时，他已经明白地说：“工作的第二个目的包括着更完善使用理智的学说和理智机能的真正帮助，其任务是要提高和扩大人心的能力；而且按照人类的情况，使人心有条件来克服自然的困难与澄清其蒙昧。这就是一种逻辑，我们称之为解释自然的技术，和流行的逻辑有别，虽两者都是要帮助和指导更改的运用，但是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其区别有三，即目的不同，证明的次序不同，研讨的根据不同。”^[29]“为了把问题弄的更为明晰，而且使我们的意义更加容易了解，我们用一定的名目来称呼这两种不同的方法，即称一种方法为人心的预断，称另一方法为自然的解释。”^[30]

虽然是这样，培根在其《新工具》一书中却反复声明，他并不是要把他的新方法来排斥旧逻辑。他在《新工具》里写道：“不要任何人怀有丝毫的疑虑以为我们是企图摧残与毁灭现在流行的哲学、艺术和科学的。恰恰相反，我们衷心希望这些哲学，艺术和科学得到运用、发展和尊重；我们并非有意干涉现在通行的系统，不叫它去鼓励讨论，充实谈论，或者不让它由教授在讨论上和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上去使用，正如通用的货币一样，只要大家使用就可流通了。……我们只是要经常公开地认定，现行的方法是不能使科学的理论和潜思有任何进展的，而且不能产生任何丰富的效果。”^[31]由此可见，培根对于当时的传统逻辑是抱着什么态度，对于他自己的《新工具》又有什么样的期望和信心。

【注释】

[1]“Books must follow sciences，and not sciences books.”见《关于修正法律的建议》（Bropositiorcs touching Amendment of Laws）。

[2]引语见薛格洛夫主编的《西洋哲学史简编》中译本第106页。

[3]参看Harald Höffding，A History of Modern Philosophy，Eagtraus by B.E.Meyer，London.1900.Vol.I pp.93－97。

[4]参看上引书英译本第150—152页。

[5]参看Höffding，History of Modern Philosophy，上引英译本第185—186页。(www.chuimin.cn)

[6]意译Höffding上引书英译为第186—187页。

[7]参看上引书，英译本第187页。

[8]Réne Descartes（1596—1650），其名著《方法论》（Dircours de le methode）出版于1637年，只后于培根的《新工具》17年。

[9]John Locke（1632—1704），其名著《人类悟性论》（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出版于1690年，实是深受培根的思想影响的。

[10]Etieune Bounot de Condillac（1715—1780），其主要著作《感觉论》（Traité des Sensations）出版于1754年。

[11]（ne parlent pas avec moins de dédain de la logigne de l'Ecole）禅尼语，见禅尼著《哲学史》1928年法文版第633页。——作者

[12]节译培根的《学术推进》（Advancement of Learning）第二卷第一章，1901 年，Bohn's Libraries英文版，第37页。

[13]译自《学术推进》第75页。

[14]译自《学术推进》第43页。

[15]译自《学术推进》第44页。

[16]见《新工具》第一卷箴言五十九。查沈因明和关琪桐两译皆不太妥，故改译如上。——作者

[17]译自《新工具》第一卷箴言十四。

[18]译自《新工具》第一卷箴言二十五。

[19]见《学术推进》第五卷第一章，1901年，英文版，第182页。

[20]见《学术推进》第五卷第一章，1901年，英文版，第187页，又同书第6页。

[21]译自《新工具》第一卷箴言十一。

[22]见《新工具》第一卷箴言十三。

[23]见《新工具》第一卷箴言十二。

[24]见《新工具》第一卷箴言二十。

[25]见《新工具》第一卷箴言六十九。

[26]见《新工具》第一卷箴言八十二。

[27]译培根《科学伟大复兴》的《工作计划》，见Bohn's Libraries英文版，第12页。

[28]译自《新工具》第二卷箴言五十二。

[29]译自Bohn's Libraries英文版，第11页。

[30]译自《新工具》序言。

[31]译自《新工具》第一卷箴言一百二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