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前社会,泰山、曲阜同属泰山文化圈。由于泰山与曲阜地缘毗邻及其历史文化的同一性,所以孔子可称为泰山之子。孔子一生敬仰泰山,热爱祖国。由此可见孔子泰山情结的凝重。孔子以泰山自况,得到了他的弟子和后人的认可。清人汪志伊在《题孔子崖》一诗中则作了最精辟的概括:“孔子圣中之泰山,泰山岳中之孔子。”在今人的心目中,依然将泰山与圣人联系在一起,一样的伟大,一样的高峻,一样的不朽。......
2025-09-30
赵构由阳谷至东平的具体路线图无史可考,只能依据当时的地理环境和交通条件作出推断。是时,作为兵马大元帅的赵构由河北大名府南下东平府,并非轻装简从,而是大军集结运动,辎重车马随行,须走通衢大道,方可加快速度。由此,大军取道肥邑(宋代无肥城建制,旧称肥邑),就成为不二选择。
北宋169年间,文献记载的黄河决口不少于160次,几乎每年都有洪灾发生,在今鲁西南低洼处形成“八百里水泊”,致使当时由阳谷县到今东平(治所今州城镇)之间的大路阻断,不能通行。据《东平州志》等有关史料记载,宋时的梁山水泊南到今巨野县城北10公里处,东南到嘉祥梁宝寺一带,东到梁山东北10公里处,北到今东平县斑鸠店镇一带,西到10公里外的今黄河一线,方圆约200公里,面积达1500平方公里左右。鉴于此,赵构一行只能由阳谷继续沿官道[4]向东行进,过济水古桥(今黄河大桥一带)后,抵达平阴县境内,由此南下亦被东平境内大清河下游的沼泽地带阻隔[5],不利车马通行。
至此,摆在赵构一行面前的只有两条路:
一条由平阴向东南进入今肥城境内,然后由今石横镇(当时属平阴县)隆庄(旧称龙庄)折向由北而南的大路,于东衡鱼村前越过肥河(今康王河)石桥,在今王庄镇演马庄(当时属东平)驰入官道(今肥城至梁山公路),向西南直趋东平州城。隆庄古称燎甲庄,民间相传为康王至此曾燎烤潮湿铠甲而得名。旧时此地曾建有康王纪念碑,后演变为康王墓,立有碑碣,新中国成立后被荡平。清光绪十七年(1891)版《肥城县志》载:康王墓“在县(老城)西南五十里龙庄(今隆庄)。有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胡济民撰重修故王墓碑。万历四十年(1612)王道明重修故王墓碑,皆云康王无考。……肥城城河亦曰康王河,则康王之号由来久矣。”[6]
另一条路由平阴向东,由今平阴境内的安城乡,过今长清区境内的双泉镇,拐向南北大道(今济兖路),经今肥城境内并入官道(今肥梁路),与康王大军并行一路;或一直南下,在安驾庄折向西南,走官道(今泰安至东平公路)直达今东平州城。据清嘉庆二十年(1815)版本《肥城县志》记载:“康河旧称康王河,亦不知所自始。发源于牛山东麓,合诸山之水绕(旧)城东而南入肥河。”[7]如果走这条路,必涉旧志记载的康王河。(https://www.chuimin.cn)
由此推知,康王赵构一行不管走哪条路,都绕不开今肥城境内,时间在靖康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至次年一月三日之间,正值天寒地冻的季节。从当时赵构一行秘密南行的史实判断,康王大军极有可能在平阴兵分两路,赵构所在的一路秘而不宣地间行隆庄,而另一路则快马轻骑、大张旗鼓地直走安城、双泉一线,旨在制造假相,转移视线,以虚避实。这一路兵马在军事上称作佯动部队,属三十六计中的“瞒天过海”,既可侦察敌情,及时报警,又可以假乱真,招摇惑众,完成掩护任务。正因为如此,当地民众所能看到和听到的,是旗帜鲜明的康王佯动兵马,所以将这路兵马涉过的河流命名为康王河就在情理之中了。如果不是这样,今肥城境内不可能在一条河上下游相隔50里,存留两处与康王关联的地名和遗址。
从大名至东平之间,留下地名的仅有“康王河”一处。地名是历史信息的载体。否则,肥城境内不可能无缘无故地产生康王河名称。纵观历史,载入典籍的康王只有三位:一是周康王姬钊,前2025年~前994年在位;二是楚康王熊招,前559年~前545年在位;三是宋康王赵构,2025年~2025年在位。至于广州的康王庙,系纪念宋代爱国将领康保裔而建,康氏生前不曾封王,是为身后民众的尊称。周康王的活动范围在今西安周边,楚康王统治区域在今湖南、湖北及今河南南部,均不可能涉足今肥城境内。真正过境肥城的,当属北宋末年的康王赵构一人。康王河缘起康王赵构,应是无可置疑。
康王赵构取道今肥城境内时正值严冬,河水早已冰冻三尺,且有石桥贯通,不存在“渡”的问题。由此可知,“泥马渡康王”的传说并非源自肥城,系此后传入肥城民间,人云亦云,以讹传讹。或许,正是这一神话故事的广泛传播,导致了康王河取代肥河,并使其闻名遐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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