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宋：狄青、种世衡与古典中国的黄金时代

为了更好地控制武将，在皇帝的有意引导下，宋代文官掌握了整个社会的舆论话语权，形成了对武将一边倒的歧视与批评。著名文学家欧阳修就在自己的著作中愤愤不平地说，宝元、康定年间，禁军三衙的都知、押班、殿前马步军见舍人时，都毕恭毕敬，称“不敢求见”，舍人只不过派人打发他们而已。到了庆历三年（1043），自己做舍人时，已经没有这个礼节了。但是三衙管军的官员在路上碰到舍人，还是要立即停住马，让舍人先过去。等到自己在外地做了十多年官又回到朝廷任翰林学士时，发现三衙的仪仗相当有排场，看到学士，并不躲避，只是分道而行。这些做法，在欧阳修看来实在有悖“常理”。正因为文臣心里面对武将根深蒂固的蔑视，使他们这种自傲的态度不经意间流露出来。宋仁宗时期，武将素质进一步下降，一大批怯懦无能、品行低劣的将帅充斥在军营之中。少数一些稍有战功、有军事思想者，在整个社会重文轻武以及对武人高度防范的大环境下，不是仕途坎坷，就是无端受到猜忌、压制。著名的便有名将狄青、王德用、种世衡三人。

狄青一生的际遇，折射出武人在崇尚文治的宋代的生存空间和生存状态，也反映出宋朝立国体制的某些深层次弊端。经过宋初几代帝王“兴文抑武”的努力，社会的价值评判标准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军功战绩不再是衡量人才高下、功业、声望的准绳，取而代之的是文学成就。韩琦面对狄青为焦用求情，轻蔑地脱口而出：“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者乃好儿，此岂得为好儿耶？”尹洙也曾说：“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虏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也。”^[8]终于从唐末五代“动触罗网，不知何以全生”^[9]的窘迫境况中脱身而出的文化精英们，不断地强化着文学至上的理念，巩固他们得来不易的国家治理中的主导地位。

在这种局面下，五代时期颐指气使的“武夫悍将”们不复其猛悍之气，不得不在文臣的轻蔑甚至侮辱下退缩避让，小心翼翼地仰人鼻息。宋初功业过人的大将曹彬，“位兼将相，不以等威自异”^[10]，甚至在街市上与官阶较低的士大夫相遇时，也主动做出退避让路的姿态，其为人所称道的居然是“仁敬和厚，在朝廷未尝忤旨，亦未尝言人过失”^[11]。宋真宗时期在西陲和河北边境颇有战功的名将马知节，任职枢密院期间与文臣王钦若、陈尧叟议事不和，王旦之子王素追忆，他入朝时见王钦若正“喧哗不已”，马知节则在旁“涕泣”。久而久之，武将的心态发生了变化，处处表现出谦恭无能的姿态，“以仁厚清廉、雍容退让，释天子之猜疑，消相臣之倾妒”^[12]。极端情况下，他们甚至宁愿有过，但求无功，以免有“功高震主”之嫌。武将为了躲避擅权的嫌疑而与士卒保持距离，大将知道“败可无咎，胜乃自危”^[13]，不惜牺牲士卒生命来保全自己，这无疑是一个病态的政治氛围。因此，狄青的遭遇不过是当时武人所面临的困境的一个缩影，随着文官集团地位的稳固，武将的生存状态愈发压抑。

看尽了五代时期武将们凭借兵强马壮而易置天下的闹剧，文官集团希望永久性地消弭军权对政权的威胁，继宋初实现统兵权与调兵权分离、兵将分离之后，他们继续在制度上进行探索，至北宋中期形成以文臣为主帅、武将为部将的统兵体制。狄青至西北参加宋夏战争时，就身处这样的体制下。大量不知兵机的文臣掌握了作战指挥权，武将的命运已经不由自己掌握，如果遇到范雍这样的无能之辈，覆军杀将就是等待他们的必然结局。类似李复圭之流的文官，尚且敢于充满自信地授予武将阵图、方略，失利之后又不惮于推诿塞责，无怪乎宋军对外作战屡遭挫折。饱含自尊的士大夫们面对着军事上的不断失利，又不甘心放弃已经到手的地位与特权，只能以自我吹嘘的方式自欺欺人，幻想着战场上的敌人在自己的智谋韬略下望风而降，但幻想终究难以弥补现实的残酷，体制上的积弊也一天天地丧失了救治的良机。

狄青的经历显示，远在前线的武将们想要获得升迁，必须经由文臣统帅的提携。然而与其说这是文臣对武将的认可，毋宁说是一种充满优越感的居高临下的施舍。施舍永远是有限的，文臣已经为武将的活动范围划定了清晰的界限。在文臣掌控的界限之内，甘心居于从属的武将可以加官晋爵；而一旦他们超越界限，与文臣分庭抗礼，立刻会招致文臣群起而攻。这种界限经由国家制度的强化上升为国家意志，文官群体仍然在不断地收紧缰绳，武将的生存空间愈发逼仄。从枢密院的人选来看，经过宋太宗、真宗两朝，文臣逐渐掌握了枢密院的支配权，武官被弱化为陪位的角色，宋仁宗时期，武职出身者在枢密院已完全处于被压倒的局面。西夏元昊自立，宋仁宗召枢密院长官询问边备，诸人竟然都无言以对，宋仁宗愤而将枢密院长官四人尽皆罢免。或许是出于对其他大臣的失望，宋仁宗对狄青的信任是发自内心的，但即便是他，也难以扭转整个文官集团的意志，如狄青这样的良将，仍然难免沦为摆设。从仁宗嘉祐元年（1056）罢去狄青、王德用枢密使之任后，一直到北宋覆灭，枢密院几乎成为清一色的文臣衙门，在七十余年的时间里，只有郭逵和种师道两位武将在其中任职。郭逵在宋英宗治平时任同签书枢密院事一年多，大部分时间以陕西四路沿边宣抚使的身份出镇在外；种师道在金军大举攻宋时，被授予同知枢密院事的官职，率军解围，显然也是挂名虚衔。也就是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作为国家最高军事机构的枢密院，居然完全没有富于军事经验的武将参与其中。

狄青在其仕宦生涯中，大体上与文官集团维持了比较融洽的关系，最初在陕西得到尹洙的推荐，韩琦、范仲淹的赏识，其后又有余靖为其撰写《平蛮碑》。从狄青生前和身后士大夫集团对他的评价来看，文官集团对他的功业整体而言是予以认可的。因此，包括余靖、欧阳修等人对他的污蔑乃至谩骂，并非源自私人恩怨，而是出于维护文官集团对国家领导权的独占的需要，是维系兴文抑武的国家体制的必需。狄青的功业越盛，官职地位越高，对文官集团的威胁就越大，与国家体制之间的冲突就越激烈，正如欧阳修所说：“武臣掌国机密而得军情，岂是国家之利？”^[14]狄青存在的意义，已经超出了其个体的范畴；罢免狄青的意义，也不限于个人得失。正因如此，我们看到，在士大夫集体攻击狄青时，尹洙、余靖等与他关系密切的文官们并没有为他发声。站在整个文官集团、国家体制的对立面，狄青的悲剧性结局无法避免，他的遭遇反衬出体制的冰冷和身处其中的人们的冷酷。

然而就长远的历史发展趋势而言，狄青并不是唯一的失败者，文臣对从中枢决策机关至地方统兵体系的独占，最终给宋王朝带来恶劣的影响，王夫之评论说：“中枢之地，无一策之可筹。仅一王德用之拥虚名，而以‘貌类艺祖，宅枕乾冈’之邪说摇动之，而不安于位。狄青初起，抑弗能乘其朝气，任以专征，不得已而委之文臣。匪特夏竦、范雍之不足有为也，韩、范二公，忧国有情，谋国有志，而韬钤之说未娴，将士之情未浃，纵之而弛，操之而烦，慎则失时，勇则失算。”^[15]当面对金人的虎狼之师时，不知兵机的文臣统兵者们犹如待宰之羔羊，相对于个人而言无可撼动的体制，终究无法抵挡历史的车轮。

与狄青相比，北宋另一名著名的武将王德用的命运似乎要好一些。王德用出身于武将世家，他的父亲王超是宋太宗的潜邸旧臣，在真宗朝也受到重用，虽然他本身不善谋略，作战经常失败，也因此受到处分，但由于皇帝的信任，王超的官位越做越高，死后朝廷赠其侍中，又赠中书令，追封鲁国公。相比于父亲的无能，王德用很年轻的时候就显露出了军事才能。至道二年（996），宋太宗下令兵分五路，试图一举荡平李继迁。王超亲统六万士兵出征，年仅十七岁的王德用就以前锋的身份随军出征，并带领军队冲锋陷阵。王德用参加的战斗并不是很多，但他在仕途上稳步前进，这可能与他父亲的身份有关。宋仁宗时，想任命王德用为签书枢密院事，王德用推辞说：“臣只是一名武将，得到陛下的信任在军队中为国家效力，已经很不容易了。我平时不学无术，不堪担当枢密院的职务。”仁宗不答应，将其任命为枢密副使，后又提升他为知枢密院事。

王德用虽然担任枢密院的最高长官，却因为自己是武将而刻意自我贬损。按照北宋朝廷的旧制，宰相和枢密院长官可以推荐馆职人选。有人想到馆职谋职，就偷偷地找王德用，希望他能在皇帝面前推荐自己，王德用说：“你是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有人推荐的话，也应该是由科举出身的文官才相配。我是一名武将，从来不看书，如果由我来推荐你，那就不合适了。”身为枢密院长官，王德用无论从条令规定还是从资格上都可以荐举士人，但他却坚决不肯这样做，因为他很清楚，国家的一些权力是不能由武将操控的。

由于很年轻就随父征讨西夏，所以王德用在西夏名气很大，再加上他长相特别，身材魁伟，面庞黝黑，脖子以下却很白，所以人称黑王相公。西夏人看到小孩子啼哭不止，往往吓唬孩子说，黑大王来了。王德用很知趣，在枢密院屡次请求辞职，平时也不参与决策，尽管他保持低调的作风，也有皇帝的信任，但还是免不了受到文官的猜忌。

有人在他长相上大做文章，说王德用长得像宋太祖赵匡胤，文官孔道辅跟着上奏，不仅说王德用长得像赵匡胤，还危言耸听地说他家里的房子“宅枕乾冈”。乾冈，就是西北冈。王德用以西北冈为依傍修建住宅，这本是当时风水择地的一般原则。但是由于王德用的住宅位于皇宫西北的乾位，乾是天的代表、皇权的象征，这样看来，王德用就有凌驾于皇帝之上的嫌疑了。孔道辅说王德用在士兵中很有威望，从国家安全考虑，不能再让他在枢密院供职。这种奏章几乎可以让王德用死无葬身之地。

王德用很清楚自己处在危险的边缘，稍有不慎，灭顶之灾就会从天而降。他再次向皇帝提出辞呈，并将自己家的房子也捐给朝廷。在给皇帝的辞职书中，王德用不卑不亢地写道：“我长得像太祖皇帝，这是父母生我的时候就决定了的；我的房子依傍西北冈修筑，但是这房子是先皇赐给我家的。”王德用的这些话很快传播开来，人们都怪孔道辅多话。其实，孔道辅受到批评不是因为他弹劾王德用这件事，而是他提出的理由太过于无聊。在宋人看来，文臣有义务和责任监督武将。

王德用果然被调离枢密院，贬为右千牛卫上将军，下放到随州，州里面设了判官一职，明显是负责监视王德用。王德用的家人看到这种情况，心里都很害怕，王德用表现得很从容，他并没有像狄青那样在担惊受怕中死去，行为举止就像平常一样，只是不再接见客人。后来有人告诉他，曾经陷害他的孔道辅死了，王德用并没有表现出幸灾乐祸，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孔道辅身为言官，弹劾大臣是他的职责，怎么会害我呢？朝廷少了一个忠臣，非常可惜。”由于查无实据，所以王德用慢慢地也就恢复了职务，后来朝廷要防御西夏和辽朝，又重新起用王德用。

经历了这次危机后，王德用的仕途反而愈发顺利。皇祐三年（1051），王德用上疏请求致仕，仁宗下诏王德用以太子太师致仕，大朝会缀中书门下班。虽然已经退休，遇到朝廷重大节日，王德用仍然出现在朝班中。一次辽朝使臣不解地问：“黑王相公又被朝廷起用了吗？”仁宗听到这话，下令起复王德用，以河阳三城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郑州。至和元年（1054），王德用再次担任枢密使。第二年，富弼担任宰相，契丹使者耶律防来宋，王德用陪同耶律防在玉津园射箭。耶律防说：“宋朝天子让您掌管枢密院而用富公担任宰相，将相都恰如其人。”仁宗听说后十分高兴，赏赐王德用一张弓，五十支箭。王德用晚年屡次求退，朝廷不得已，最后让他退休。仁宗还特意下诏，让王德用五天参加一次朝会，因为年老体衰，到时候可以让儿孙辈搀扶。王德用死后，朝廷赠太尉、中书令，给他家里赏赐黄金。

仁宗朝是北宋武将地位最为低落的时期，狄青就因为文官的迫害而悲惨死去，在这种情况下，王德用虽然也一度遭到迫害，但他后来仕途却一帆风顺，似乎成为皇帝的宠臣。确实，我们仔细分析王德用后期得宠的原因，可以得知，在很大程度上外部条件是诱因。由于北宋在与西夏战斗中屡屡受挫，辽朝趁机逼迫北宋朝廷将岁币由每年三十万增加到五十万，北宋朝廷苦于招架，只得答应。为了不让辽朝进一步轻视北宋，朝廷迫切需要一个武将典型来对外宣传。在这种情况下，王德用无疑成为最好的人选。他在西夏和辽朝都有一定威信，为人又很谨慎，因此仁宗才会比较放心地让王德用作为北宋武将的形象出现在政府高级领导班子中，当然，王德用虽然担任枢密使的职务，但他只是一个摆设，并不处理任何实际事务。对王德用个人来说，他晚年飞黄腾达，受到朝廷“重用”，似乎是他的荣耀，但其实这是一个悲剧：作为一名武将，他没有办法在战场上施展自己的军事才华，只能作为文官的陪衬出现在朝堂上。他只是一个符号和工具，朝廷需要的不是他的军事才能，而是把他当作一个可以用作对外宣传的活标本。

种世衡是北宋初年著名隐士种放的侄子，文人出身的种世衡怀着一颗报效国家之心投身边防。宋夏战争爆发后，由于北宋常年疏于战备，很快就暴露出边境防守不足的严重问题。种世衡当时担任鄜州（今陕西省富县）判官，他经过实地考察，向当时主持陕西战事的范仲淹提出在延州（今陕西省延安市）东北二百里宽州旧地（今陕西省清涧县）修筑城池青涧城。青涧城的修筑过程相当艰难，西夏不断派军队前来破坏，种世衡不得不一面督促士兵加紧修城，一面指挥军队抵御西夏进攻。青涧城修成后，种世衡奉命驻守。由于地处边境，人烟稀少，粮饷缺乏。种世衡便亲自率领士兵开垦土地，种植粮食，经过不懈努力，他先后开垦了两千多顷田地，青涧城的军粮得到了有效保障，青涧城因此成为北宋防御西夏进攻的一座坚强堡垒。

为了孤立西夏，种世衡千方百计招安北宋与西夏之间的羌族部落，使之成为北宋强有力的同盟军。为达到收服羌人部落的目的，种世衡一改宋廷官员颐指气使的做法，亲自深入羌人部落，嘘寒问暖。在种世衡的笼络下，当地羌人唯命是从，积极配合宋军防御西夏的进攻。

虽然种世衡为国操劳，生前却多次遭到大臣的弹劾，死后朝廷没有按照习惯对其进行赠官与抚恤。后来直到种世衡之子种古悲愤于朝廷对其父亲的不公，只身前往京城申诉，在一些有正义感的官员帮助下，朝廷才决定赠予种世衡成州团练使，并将其事迹写入国史，算是给了九泉之下抱憾终生的种世衡些许安慰。

宋神宗是北宋最有抱负的一个皇帝，为了改变国防颓势，在大臣王安石的协助下，宋神宗对传统抑制武将政策进行了一定的调整，推行了“将兵法”，武将群体素质有所改善。宋哲宗朝，伴随着清算王安石变法斗争行动的展开，对武将的鼓励政策也被废止。北宋末年，朝政日趋混乱，武将队伍的精神面貌及素质也更为低下，这一点鲜明地体现在宋金联合灭辽以及金朝灭北宋时的诸多战争中，最终酿成“靖康之难”悲剧的发生。

北宋灭亡后，皇室成员赵构在战火纷飞情况下仓促建立南宋政权。北宋的灭亡，使得其各项制度崩溃瓦解。南宋建立初，赵构不得不重新建立武装力量，以保卫自己的安全和维持统治。在这种情况下，武人地位有所提高，南宋出现了韩世忠、岳飞等著名的武将，但随着宋金议和的进行，皇帝对武将防范的思想日益加强，崇文抑武的政策继续在南宋推行，一直到其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