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发展的历史长河里,有那么一段时期深受当下历史学家青睐,它便是恒武天皇统治下的平安时代。公元794年,恒武天皇下令将居处从奈良迁往京都,并将京都改名为平安京。在公元794—1868年期间的多个世纪里,平安京一直以帝国首都的身份存在着。在文学圈中,后人将其称为平安时代,而作为艺术史上不可磨灭的一部分,京都时代前期的贞观时代,更是为艺术史学家津津乐道。......
2025-09-29
“庆历和议”后,宋夏战事告一段落。宋仁宗皇祐四年(1052),狄青被任命为枢密副使。北宋中前期,枢密院与中书门下并称“二府”,执掌文、武大政。枢密院长官原本文臣、武将参用,但从宋太宗开始采用更多措施打压武将后,武将在枢密院中的地位和作用逐渐下降,至仁宗朝,武职出身者在枢密院完全处于被压制的局面,其人数和任职时间都远远低于文臣,行使职权时更是碌碌无为。狄青被任命为枢密副使,再次招致文臣集团的反对,御史中丞王举正言狄青出身兵伍,恐怕引起四方对朝廷的轻视。左司谏贾黯甚至提出“五不可”:如此,四裔将有轻中国之心;小人闻风倾动,翕然向之,撼摇人心;朝廷大臣耻与为伍;不守祖宗成规,而自比五季衰乱之政;狄青未闻有破敌功,失驾御之术、乖劝赏之法。但宋仁宗已对只知夸夸其谈、在宋夏战争中表现拙劣的文臣们失望至极,仍坚持己见。宋仁宗召见狄青,准许狄青用药除去脸上黥文,狄青回答:“陛下擢臣以功,不问门地阀阅。臣所以有今日,由涅尔,愿留此以劝军中,不敢奉诏。”[25]然而狄青没有想到的是,他越是这样坚持自己的出身与身份,越是为文臣士大夫所不容。
皇祐四年(1052)五月,广南西路广源少数民族首领侬智高反宋,建立大南国,攻城略地,连破横、贵、浔、龚、藤、梧、封、康、端诸州,又兵围广州,两广几乎为其所有。宋朝命广西经略安抚使余靖和广南安抚使孙沔率军阻击,但二人不懂军事,宋军战事不利,侬智高势力日益坐大。宋仁宗向宰臣征询意见,庞籍推荐狄青,狄青也上表请行:“臣起行伍,非战伐无以报国。愿得蕃落骑数百,益以禁兵,羁贼首致阙下。”[26]文臣刘敞不甘心让狄青单独统兵,建议派文臣从军监督。庞籍进言:“向者王师所以屡败,由大将不足以统一,裨将人人自用,故遇敌辄北。刘平以来,败军覆将,莫不由此。青勇敢有智略,善用兵,必能办贼。”[27]“青起于行伍,若以侍从之臣副之,彼视青无如也,青之号令复不可得行,是循覆车之轨也。”[28]宋仁宗听从庞籍的规劝,命狄青为宣徽南院使、荆湖南北路宣抚使、提举广南经制贼盗事,岭南诸军皆由狄青节制。
狄青统军奔赴广南,行军途中就清楚地显出与文臣的不同。他并没有驱策军队倍道而行,而是规定每天行军不超过一驿,每到一州就休息一日。立军纪、明约束,行止皆成行列,挑运粮草、设岗守备都分工明确,有专人负责。住宿不准大声喧哗,行军不得交谈打闹。每到一地,四面派兵戒备,每门皆设司使二人,不许随便出入。狄青所居四周更是陈兵数重,所将精锐列布左右。
皇祐五年(1053)正月,狄青会合孙沔和余靖,到达宾州(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宾阳县)。狄青在行军途中听到前线宋军失利的消息,下令诸将不得擅自出战。广西钤辖陈曙受余靖驱使,在狄青到达前率军与侬智高战于昆仑关,结果殿直袁用等三十二人临阵脱逃,军士伤亡惨重。狄青到宾州后第三天早晨,召集诸将到帅府,命陈曙等立于庭下,历数其违抗号令招致失败之罪,将陈曙与袁用等三十二名将校皆推出军门斩首。孙沔、余靖大惊失色,不敢仰视。余靖离席下拜道:“曙失律,亦靖节制之罪。”[29]狄青回答:“舍人文臣,军旅之责,非所任也。”[30]其余诸将皆股栗,提刑祖无择回到住所后“便溺俱下”[31]。从此以后,军中纪律明肃,再无人敢违抗狄青军令。
侬智高反宋后,交趾王李德政几次表示愿出兵入宋,联合宋军讨伐侬智高。余靖信以为真,以为交趾是善意,请求接受李德政的提议。宋廷于是下诏给缗钱两万助兵费,等侬智高平定后再赏三万,余靖也备好了粮草。然而狄青深谋远虑,看出李德政目的并不单纯,上奏道:“李德政声言将步兵五万,骑一千赴援,此非情实;且假兵于外以除内寇,非我利也。以一智高横蹂二广,力不能讨,乃假蛮人兵。蛮人贪得忘义,因而启乱,何以御之!愿罢交趾兵勿用,且檄靖无通交趾使。”[32]事实上,正如狄青所言,交趾出兵的真实意图并不是帮助宋朝平叛,而是“欲因此乘势以邀利”[33],既可除掉侬智高,又可乘势掠夺宋朝领土。如果依余靖之言准许交趾军入宋,等于引狼入室。
狄青在广南再次展现出超人的军事才能,他到达前线后并未急于与侬智高交战,而是施展缓兵之计。这时已近正月十五元宵节,狄青令军营中大张灯烛,设宴款待从军将士。第一天欢饮至天明,第二天到夜里二鼓时,狄青忽然称身体不适返回营寝,令手下代其劝酒。可是一直到天色放亮,狄青都没有出来,正当众人疑惑的时候,忽然有人传报:是夜三鼓,狄青已率军夺下天险昆仑关。
夺下昆仑关后,狄青军直取邕州城东北的归仁铺,与侬智高的“标牌军”正面对峙。早在出军之前,狄青就已经对前线军情了如指掌,制订了完备的作战计划。曾公亮曾问狄青,侬智高的标牌军勇不可当,应如何应对。狄青回答,标牌军是步兵,以骑兵来冲击,其标牌的威力就难以施展。为此,他特意调遣陕西缘边精锐骑兵五千人,一同赴广南作战。归仁铺地势平坦,正好为骑兵往来冲突提供了条件。布阵时,狄青令步兵居前,将骑兵藏匿于后;而引诱侬智高将骁勇的标牌军置于前阵,羸弱者殿后。双方交战,狄青手执五色旗站在高处,指挥骑兵从左右两翼冲击,来回奔突,标牌军阵脚大乱。同时,宋军先锋张玉、左将贾逵、后军孙沔、余靖也率军围攻,侬智高军大败。狄青令骑兵乘胜追击,生擒五百余人,死者以万计,一举歼灭了侬智高的主力,收复了邕州城。宋军入城后,发现城内有尸体身着金龙衣,众人都以为是侬智高,要上报朝廷。狄青阻止道:“安知非诈耶?宁失智高,不敢诬朝廷以贪功也。”[34]事后果然传来消息,侬智高乘乱逃到了云南,后为南诏所杀。
广南之战中,狄青将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曾巩后来称赞他说:“青先为(曾)公亮言立军制,明赏罚,贼不可得见,标牌不能当骑兵,皆如其所料。青坐堂户上,以论数千里之处,辞约而虑明,虽古之名将何以加此,岂特一时武人崛起者乎?”[35]这次胜利从头到尾由狄青全权指挥,作为一个案例,它清楚地反衬出“以文驭武”统兵制度的荒谬,宋代史家王称评论:“为将之道有三,曰智、曰威、曰权。”[36]“盖有智矣,必俟乎权可以施其智;有威矣,亦必俟乎权可以奋其威。观狄青之讨智高也,可谓能施其智而奋其威,以取胜于当世者矣。然青之所以能若是者,由仁宗专任而责成之也。”[37]正如王称所言,没有了不通兵机的文臣牵制,狄青才得以自由地发挥其军事天才,取得最后的大胜。作为文臣代表的余靖,近距离观察到狄青表现出来的职业将领的素质与才略,真切地感受到文人纸上谈兵与优秀的职业军人之间的巨大差距,感慨地说:“智高之谋,十余年间招纳亡叛,共图举事。十余月间连破十二郡,所向无前。夫岂自知,破碎奔走在于顷刻之间。乃知名将攻取,真自有体哉!”[38]战争结束后,余靖撰《大宋平蛮碑》,为狄青歌功颂德,狄青去世后,又应其子狄谘请求撰写墓志铭,对狄青倍加推崇。(https://www.chuimin.cn)
平定侬智高之战,将狄青的功业推到顶点,也使他与兴文抑武的传统国策以及由此引发的价值观之间的冲突愈发激烈。狄青获胜的消息传至京城,宋仁宗对宰相说:“速议赏,缓则不足以劝。”[39]狄青出征前已经官至枢密副使,宋仁宗想要再擢升他为枢密使,这又招致了文官群体的集体反对。庞籍提出,太祖时大将慕容延钊、曹彬立下大功,但都没有得到枢密使的官位,狄青的功劳不及二人,若用为枢密使,则“名位极矣”,万一今后更立大功,“欲何官赏之”[40]?他同时指出,狄青出身行伍,任命其为枢密副使已经招来很多人议论纷纷,现在狄青立了大功,刚刚平息了众人的非议,如果再提升为枢密使,又会招致人言,不如破格提拔狄青诸子作为补偿。
宋仁宗对庞籍的建议赞赏有加,称其“深合事宜,可为深远矣”[41]。然而不久,参知政事梁适为了排挤政敌枢密使高若讷,向仁宗密奏狄青功高赏薄,“无以劝后”[42],又暗结内侍制造舆论,抱怨南征将帅奖赏太薄。宋仁宗听闻这些传言,不能无动于衷,于是又召庞籍说,“平南之功,前者赏之太薄”[43],仍要以狄青为枢密使,乃至“声色俱厉”[44]。庞籍提出要“退至中书商议”[45],宋仁宗道:“勿往中书,只于殿门閤内议之,朕坐于此以俟。”[46]最终,在众议纷纷的舆论环境下,狄青被擢升为枢密使。
狄青在枢密使的位置上前后共四年时间,但史书中几乎没有留下其任何活动,一些迹象表明,在普遍的“兴文抑武”背景下,狄青也只能碌碌无为、平淡度日。嘉祐元年(1056),宰执集团讨论为宋仁宗立储之事,却没有与枢密院长官王德用和狄青商议,王德用听说后,合掌加额曰:“置此一尊菩萨何地?”[47]有人告诉翰林学士欧阳修,欧阳修鄙视地说:“老衙官何所知?”[48]诸如王德用、狄青这样的武将,虽然备位国家二府,看似地位尊崇,但实际上却不得不忍受来自文官集团的轻蔑乃至侮辱。狄青最初担任枢密副使时,京城鄙人蔑称军人为“赤老”,时人因此戏称狄青为“赤枢”。一次,狄青宴请韩琦,一个名叫刘易的低级文臣也在座。酒宴中有伎人以儒者为戏,刘易大怒,指着狄青骂道“黥卒竟敢如此”[49],把酒杯摔在地上不辞而去。而狄青“笑语益温”[50],第二天亲自登门向刘易赔罪。史书称赞狄青有容人之量,但其背后也未必不是无可奈何的隐忍。
尽管要忍受来自文官集团的鄙视,但狄青在广大士兵和普通百姓中却有着极高的声望。士兵把狄青视为英雄,百姓也为其勇武所折服,每次狄青出门,总能吸引大批人观望,以至道路壅塞。狄青的战功和他受到的拥戴刺激了文臣集团脆弱的自尊,如果武人的军功业绩成为世人崇拜的对象,无疑会威胁到宋初以来辛苦营造的“重文轻武”的社会风尚,也会触及文人辛苦获得的独尊地位和附着于其上的利益,因此关于狄青的种种流言很快在社会上风传起来。有人称看见狄青家的狗长出角来;知制诰刘敞说狄青宅第到夜晚常发出奇光,与当年梁太祖朱温称帝前情景类似;又有人称看见狄青在相国寺身穿黄袍起居行止。一时间讹言四起,朝野哗然,刘敞和殿中侍御史吕景初不断上奏,要求将狄青逐出京城。北宋名臣范镇在其《东斋记事》中也记载,有人为了陷害狄青,夜间高唱:“汉似胡儿胡似汉,改头换面总一般,只在汾河川子畔。”[51]因为狄青姓狄而为汉人,面有刺字不肯除去,他的故乡又在汾河,所以此歌被用来影射狄青心怀异志。
在狄青被罢免的过程中出力最大的是翰林学士欧阳修。欧阳修早年曾对狄青评价颇高,称“伏见国家兵兴以来五六年,所得边将惟狄青、种世衡二人而已,其忠勇材武,不可与张亢、滕宗谅一例待之”[52]。但到了至和三年(1056),欧阳修连上三道奏章,要求宋仁宗罢免狄青。第一篇《上仁宗乞罢狄青枢密之任》堪称宋代文臣论奏武将的代表作,欧阳修在文中危言耸听,把狄青视为对北宋政权的现实威胁,刻意夸大捕风捉影之谈,对狄青进行诬陷,要求宋仁宗“戒前世祸乱之迹”,“销患于未萌,转祸而为福”。欧阳修在文中对狄青极尽贬损之能事,称狄青“出自行伍,号为武勇”,虽“比其辈流又粗有见识”,但“尚未得古之名将一二”;又言狄青本武人出身,“不知进退”。[53]此封奏疏没有得到宋仁宗的许可,随后,欧阳修又以当时水灾为名,套用“天人感应”之说,连上两道奏章劝说宋仁宗罢免狄青。
欧阳修的奏疏体现并进一步强化了文臣集团对武将的轻蔑意识,他的说法成为文臣集团的主导意见,宰相文彦博劝说宋仁宗将狄青以两镇节度使出知外藩。狄青闻讯面见宋仁宗,诉说“无功而受两镇节旄,无罪而出典外藩”[54]的委屈,宋仁宗亦以为然。宋仁宗将狄青的话转告文彦博,并且称赞“狄青忠臣”。文彦博回答:“太祖岂非周世宗忠臣?但得军情,所以有陈桥之变。”[55]这与当年赵普劝宋太祖罢免石守信、王审琦等人兵权的话如出一辙,宋仁宗听后默然。狄青还未得知宋仁宗与文彦博的此次面谈,他亲自去见文彦博自辩,文彦博直视狄青道:“无他,朝廷疑尔。”[56]狄青听到这一露骨的回答,大惊失色,“却行数步”[57]。嘉祐元年(1056)八月,狄青被罢免枢密使之职,出判陈州(今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他在离行前悲楚地对人说:“青此行必死。”[58]尽管被贬离开封,但在文彦博等人看来,心腹大患仍未完全去除。文彦博派宦官每月两次至陈州“抚问”,不停地对狄青实施心理打击和精神迫害,狄青每次听说朝廷使臣到来就“惊疑终日”[59],不过半年便抑郁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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