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南方唱书表演与印刷售卖研究

2023-07-25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云南唱书”出现的时间和来源，“据艺人口传，云南唱书清代中叶自内地中原传来，楚雄民间即藏有清嘉庆十三年刊印的木刻云南唱书唱本《目连宝传》”。“云南唱书”文词通俗，其内容多是从民间传说故事改编而来。清末民初，不少曲目就是从“劝世文”和宝卷中移植改编的。云南地区“唱书”的印刷售卖首先是从省会昆明开始的。当时唱本的销路几乎遍及云南省各地，甚至贵州省也有来昆明批购唱本的。

《中国曲艺志·云南卷》谈道：“云南唱书，又称为‘念书’，流布于全省各地城乡的汉族及少数民族地区，是云南民间普及面最广的一个曲艺曲种，唱书的表演没有乐器伴奏，只要识得文字，口齿清楚，即可手持唱本，用‘七字调’‘十字调’‘叠字调’等曲调诵唱，间有说白。唱书的表演坐站自由，不受时间及场所的限制，无论室内室外，乃至山民的火塘旁边，皆可进行。唱书的唱词合辙押韵，通俗易懂，唱词有五字句、七字句（其中又分顺七字和倒七字两种）、十字句三种（个别唱本中也有十三字句及长短句）。在有些曲目里，因故事情节需要，还可以唱【莲花落】曲调，如在《蟒蛇记》中，金哥银妹沦为乞丐时即唱此调，如果表演者熟悉花灯说唱曲调，在叙述一些悲苦情节时，也可以穿插使用【五里塘】【十二属】【全十字】等曲调。”^[14]云南地区的曲艺曲种唱书虽然是从外面传来的，但是在流传过程中艺人们加入了一些自己的表演特色，比如上文提到的个别唱本中出现了“十三字句及长短句”以及“因故事情节需要，还可以唱【莲花落】曲调”和其他如【五里塘】等曲调。这些唱词中的多字句和曲调是原始唱书中所没有的现象，这属于后期艺人们的即兴改编。

“云南唱书”出现的时间和来源，“据艺人口传，云南唱书清代中叶自内地中原传来，楚雄民间即藏有清嘉庆十三年（1808）刊印的木刻云南唱书唱本《目连宝传》”。^[15]以收藏的这个唱书版本作为说明云南唱书传入的时间则不能成立的，因为收藏版本和唱书的传入是两个互相不关联的事情，只有这个版本是楚雄本地书坊或者云南地区书坊所刊行者，才可以作为唱书已经在这个地区出现或传播流行的证据。现在能够见到的有云南省荣焕堂同治十二年刻本《报恩记》（又名《目连救母传》，发行四十册）、光绪三十一年刻本《张孝打拉凤凰记》（又名《新刻青龙山全本》，发行四十册）^[16]，这两种由云南本地书坊刊行的木刻唱书出现在同治和光绪年间，同史料中提到昆明地区的木刻书坊“到同治以后，又以翻印各种唱本为主”互相印证，说明同治光绪时期，唱书已经在云南存在并在城市乡村间进行广泛的流行和传播。

“云南唱书”文词通俗，其内容多是从民间传说故事改编而来。清末民初，不少曲目就是从“劝世文”和宝卷中移植改编的。云南地区“唱书”的印刷售卖首先是从省会昆明开始的。购买唱本的人，多是城里稍有点文化而看得懂字的一般市民。在逢年过节或空闲的时间，拿着唱本边读边唱，给一家老小解闷及教育孩子，隔壁邻居也来听。

当时唱本的销路几乎遍及云南省各地，甚至贵州省也有来昆明批购唱本的。当时的唱本中，以《蟒蛇记》《金铃记》《柳荫记》《谋夫报》《孝琵琶》等最受人欢迎。到清末先后出版过的唱本有：《朱砂纪》（又名《李旦走国》），讲述汉阳王李旦被害而逃在外国避难、流落做帮工后与胡员外的女儿胡凤娇相爱、结婚的爱情故事；《盘真认母》（又名“营房会”），讲述状元徐元宰在法华庵盘查，识出了十八年前的生身之母王志贞的故事；《游地府》（又名《李翠莲上吊》），讲述李翠莲被她的丈夫威逼而上吊，唐王的妹子也在同天死去，结果唐王魂游地府质问阴司的神话故事；《破碗记》（又名《定生打碗》），讲述小孩遭到继母迫害的故事；《二度梅》（又名“杏元和番”），讲述陈杏元被奸臣诈害去和番的故事；《柳荫记》讲述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汉相辞朝》讲述汉相萧何不愿做宰相而辞别汉王的故事；《大孝记》讲述董永卖身葬父及七仙姬下凡的故事；《孟姜女》讲述孟姜女与万喜良之间的悲惨故事。另外还有《卖水记》（又名《火焰驹》）、《鹦哥记》、《滴水珠》、《龙牌记》、《西京记》、《救命传书》、《摇钱树》、《后八仙图》、《三元记》、《富贵图》、《修真传》、《卖花记》、《白扇记》、《谋夫报》、《二十四孝》、《凤凰记》、《红灯记》、《目连救母》、《金铃记》、《三孝记》、《纱灯记》、《取西川》、《出门苦情》、《十二元觉》、《元龙太子》、《苦节图》、《碧玉簪》、《醒闺编》、《张氏女劝夫》、《孝琵琶》（蔡伯喈和张广才）、《通仙桥》、《乌江渡》（楚汉相争）、《孔圣枕中记》、《如意宝球》、《五桂缘》、《金钗记》、《何仙宝传》、《包公出身斩妖传》、《白鹦哥行孝》、《血染衣》、《耗子告状》、《蓝桥汲水》（水打蓝桥）、《白兔记》（水边认母）、《白扇记》、《三字经告状》、《恶婆婆》、《劝大嫂》、《王大娘补缸》、《盘天河》。^[17]

清末书店有务本堂及友谊堂二家，以出售四书五经以及科举需要的书，务本堂也印行戏本。与此同时，已有租书铺出现，如名为崇文堂的书铺，设于今华山南路，专门出租四川出版的各种说部、唱本。每到春节，男人多去借些小说，念给妻子听。每本租三天，二文制钱，并交纳一些押金，开设者为姚家。^[18]

清雍正以后，昆明的印刷事业虽有很大发展，但一直都是木板雕刻，还未使用石印。当时，昆明各学堂出版的书多系翻印四书五经等，到同治以后，又以翻印各种唱本为主，还有供竹琴演唱及读唱的各种唱本，另外还出版一些本地及外地传来的有关针灸等医学及水利农田的书刊。当时，昆明的书店比较集中，主要分布在五华山附近的几条街道上，其中以马市口、三牌坊为最多，当时比较著名而且规模比较大的书堂有马氏口的务本堂，华山南路的鸿文堂、文雅堂、文渊堂，庆云街的荣焕堂等处。^[19]

在昆明地区，购买这些唱本的是“稍有文化而看得懂字的一般市民，他们逢年过节的或空闲的时间，拿着唱本边读边唱”，这应是当时“唱书”主要涉及的时段，即“逢年过节”或“空闲的时间”才去“拿着唱本边读边唱”。这里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因为唱本有些是说唱相间的、有些是一唱到底的，两种唱本中逢到说唱相间的就读和唱并行，逢到只有唱词的就从头唱到尾。再有一种解释，就是“读唱”连用，“读着唱”是唱书者进行演唱的一种方式。这里还要注意到，唱书是要拿着唱本去唱的，那么，唱书既可以是指一种曲艺种类的名称和表演方式，又可以是指唱书的文本，即“唱书的底本”（文本）也可以称为“唱本”。唱书除了自娱自乐之外，还“读唱”给别人听，是“给一家老小解闷及教育孩子，隔壁邻居的人也来听的有趣活动”，受众群体是“一家老小”“隔壁邻人”，功能是为家人和邻人“解闷”兼及“教育孩子”。这反映了一种普通业余唱书演唱者表演唱书的形式过程、受众范围以及唱书目的。

民国时期，随着云南唱书在民间的广泛普及，唱本需求越来越大。当时的云南省省会昆明先后出现了多家印刷出版发行唱书的书局，如新滇文化书店、邱文雅堂书局、云南鑫文书局、云南鸿文堂书林等。其中仅云南鑫文书局出版发行的石印唱本就有四十种之多，加上其他三家出版的唱本，唱书种类不少于一百种。抗日战争时期，纸张匮乏，唱书文本则采用土造的毛边纸印刷，这些唱本不仅在云南省的各个州、县销售，同时还远销到四川、贵州、广西等地。

新中国成立后，一因没有反映新时代生活的曲本，二因文化生活大大丰富，人们已经不满足原本比较单调的表演形式，使得云南唱书逐渐被人们遗忘，只有少数人自唱自娱。1965 年，云南省举办曲艺现代曲目观摩演出大会，昭通地区根据一位山村女教师的活素材，采用唱书的艺术形式，创作了《红梅》的新曲目，参加全省曲艺会演，受到了欢迎。云南作为“唱书”大省，自明代开始便有的“唱书”活动流传至今。鲜活生动的“唱书”表演，正是悠悠古韵今犹在的有力见证。这些珍贵的历史遗留，激发着我们去正视“唱书”，珍视历史，重视对这些古老文化遗产的保护。

【注释】

[1]1983年9月，撤销昭通县，将昭通县的行政区域并入昭通市。

[2]黄林：《〈昭通唱书〉调查纪实》，云南省群众艺术馆，1983年，第22页。

[3]黄林：《〈昭通唱书〉调查纪实》，云南省群众艺术馆，1983年，第22页。

[4]《蜀警述略》《永川县志》《云阳县志》资料均传引自黄林《〈昭通唱书〉调查纪实》，第24页。

[5]黄林：《〈昭通唱书〉调查纪实》，云南省群众艺术馆，1983年，第27页。

[6]黄林：《〈昭通唱书〉调查纪实》，云南省群众艺术馆，1983年，第27页。

[7]来自于网络http://blog.sina.com.cn/s/blog_75b20a360100tlc1.html。

[8]来自于网络http://blog.sina.com.cn/s/blog_e32abc530102v2z5.html。

[9]腾冲县志编委会：《腾冲县志》，中华书局，1995年，第3页。

[10]李光信：《腾越文化研究》，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79页。

[11]李光信：《腾越文化研究》，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