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研究清代南方唱书

2023-07-25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相关“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的研究，其于1967 年在上海嘉定宣姓墓中被发现后，由上海博物馆收藏。这是目前国内外关于元代“说唱词话”研究的首篇博士论文，为中国古代“说唱词话”的研究开辟了一条道路。

相关“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的研究，其于1967 年在上海嘉定宣姓墓中被发现后，由上海博物馆收藏。该馆于1973 年照原版样式影印百部，1979 年6 月又由文物出版社重新影印出版，名为《明成化说唱词话丛刊》。1991 年，中州古籍出版社排印出版了由南开大学朱一玄校点的《明成化说唱词话丛刊》。^[15]

对“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学术价值的讨论，始于20 世纪70 年代初期，汪庆正、赵景深两位学者在《文物》杂志上分别发表了《记文学、戏曲和版画史上的一次重要发现》《谈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引领了“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的研究热潮，相关论文不断出现，基本上是从以下四方面对“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进行讨论和研究：

第一，为说唱文学探本求源，如李时人的《“词话”新证》（《文学遗产》1986 年第1 期）、王庆华的《“词话”辨正》（《学术研究》2009 年第2 期），均以“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为例证，从宋元说唱伎艺及其名称发展演化的宏观角度着眼，对“词话”之命名加以疏证。另如蔡一鹏的《疑〈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丛刊〉系“陶真”唱本》（《漳州师范学院学报》2009 年第2 期），从唱词的句式、开篇的引子以及词话名目的别称等几个方面入手，论证北京永顺堂刊印的这一批“词话”，很可能是宋元间流传下来的“陶真”唱本。

第二，对“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进行文献考索，如文史文献专家谭正璧与其女谭寻在《文献》（1980 年第3—4 期）发表的《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述考》，文章认为“‘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是一部国内任何书上从来未见有著录，而又是数百年来在民间久已失传的孤本，也是一部我国现存诗赞系说唱文学的最早刻本。”^[16]另如唐晓云的《〈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丛刊〉：迄今发现的中国俗文学最早刻本》（《编辑之友》2012年第9期），则是从古典小说的形成、古代刻本插图的样式与风格以及汉字由繁而简的演变等方面展开论述，对“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的文献价值进行了探讨。

第三，从个案研究或语言学角度分析“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中的具体作品，如杨芷华的《演为说唱，继往开来——明成化刊包公故事说唱词话八种述评》（《河南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方胜的《〈明成化说唱词话〉人称代词研究》（《现代语文》2009年第1期）、张帆的《〈明成化说唱词话丛刊〉中的时间副词》（《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等。

第四，相关“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研究的博士、硕士论文主要有以下四篇。

李雪梅《元代说唱词话研究》^[17]，这篇论文以“说唱词话”为主要研究对象，时间定位在“元代”。首先对元代史料中仅存的三则信息线索进行详密考证，其次进行相关的（现存“安徽贵池傩戏”）的田野调查，在引用社会学理论“社会如何记忆”、传统文献查阅收集考证研究理论方法的基础上，结合史料、现存资料展开讨论，并得出了较为合理的结论。这是目前国内外关于元代“说唱词话”研究的首篇博士论文，为中国古代“说唱词话”的研究开辟了一条道路。但应注意的是“元代说唱词话”的文本资料目前提及的非常稀少，除《民族文学研究》上发表的《新发现元刻本〈包公出身除妖传〉说唱词话考论》一文外，尚未有其他文本资料的发现，其论文主要依靠现存“安徽贵池傩戏”的田野调查资料、现存手抄文本与元代史料及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资料进行结合而展开讨论研究的。

董群《元明词话与早期古代长篇白话小说的成书》^[18]，这篇论文着重研究“元明词话”与“早期古代长篇白话小说成书”之间的关系，文章采用文本分析和文本比较的方法，并辅以文献考证，以对词话和古代长篇白话小说成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详细、周密分析。论文通过对《大唐秦王词话》的细致分析，总结出词话文本的主要特点：它是一种典型的说唱文学，在题材内容上追求传奇性，在情节安排上重视故事性和曲折性，而在语言形式上则表现为有说有唱、韵散交替的特点。在总结出词话文本特点的基础上，论文又将词话的文本特点与《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演义》等长篇白话小说中存留的说唱韵语进行了比较，发现这类小说中存在着许多明显的词话痕迹，因而推断出词话在这些长篇白话小说成书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是长篇白话小说产生的近源。最后，论文又从文本比较和文献考证的角度对词话与《金瓶梅》的关系进行了考查，认为《金瓶梅》词话本虽以“词话”命名，但并非真正的词话，只是一种“拟词话”体的小说。这篇文章立足于词话的本体特点，通过语词、情节、内容等方面进行深入分析，不仅探讨词话在早期古代长篇白话小说成书中的作用，而且也横向研究了词话对其他文体形式的影响和作用。

张守连《明成化本说唱词话研究》^[19]，这篇论文以“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的成书背景、思想内容、叙事结构特征、说唱艺术特色以及与其他文体文学的关系，从而提出“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在中国文学史上、说唱曲艺史上具有三个方面的重要意义。首先，是在研究公案类的演变过程中，可见说唱向小说的转移过程；其次，它的演变过程显示了从说唱到戏曲的发展途径，对研究戏曲起源发展有所启发；第三，明成化年间刊印的通俗类作品，预告着万历以后白话小说的兴盛，也预示着“上场之说唱”向“案头之说唱”的转变。这篇论文对“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从多种角度的剖析，虽然指明了其重要意义，但需要指出的是，其只是注重单体研究和横向研究，尚缺乏时空历史纵向和地域联系等方面的研究。

车振华《清代说唱文学创作研究》^[20]。这篇论文选取在民间影响比较大的五种清代说唱文学形式，包括聊斋俚曲、清代女作家的弹词、清代的道情、贾凫西“木皮鼓词”、子弟书。文章以作品的个案研究为主，力图揭示清代说唱文学创作的总体成就以及与其他俗文学形式之间的关系。通过分析这五种说唱文学的特点以及经典案例，呈现出清代说唱文学的整体创作风貌。其重点研究清代说唱文学的前期成果，对于提高清代说唱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有着促进作用，也开创了研究清代说唱文学的先河。这篇论文的研究思路、方法以及视角，对清代说唱文学的研究有着很大的启发和借鉴作用。但是，这篇论文主要以文人作品为研究对象，散落在民间的唱本、唱书的研究力度尚需加深，这也为后来者继续加深清代说唱文学的研究指明了任重而道远的研究任务。

近来还有笔者的两篇拙文涉及了“元代说唱词话”和“清代南方唱书”的研究。一篇是2015 年9 月在《学术界》上发表的《追寻逝去的“元代社会记忆”——贵池傩戏的仪式、体化与刻写》一文，论文运用美国社会学家保罗·康纳顿的“社会如何记忆”社会学理论，从仪式——傩戏历史记忆中的元代汉族民众的祖先信仰、体化——傩戏历史记忆中的多元民族生活历史断面、刻写——傩戏历史记忆中的刻写时代剖析三个方面，深入探讨现存安徽贵池地区的年节所唱傩戏的产生历史根源、戏曲曲艺形态、传留唱词原型，并得出一个初步结论：现存的安徽贵池傩戏是中国古代曲艺向戏曲过度的一个“活化石”，是元代曲艺“元代说唱词话”的原版表演方式之存在，故安徽贵池傩戏的存在对于我们今天研究中国曲艺、戏曲来说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研究意义。另一篇是2016年5月在《江西社会科学》上发表的《清代民间说唱刻本中的“社会记忆”》，这篇论文从清代民间说唱刻本概况、清代民间说唱刻本对“正史”的补正、清代民间说唱刻本是“社会记忆”之文化要素、清代民间说唱刻本是“社会记忆”之“民众史观”四个方面来探讨清代民间说唱刻本现存的学术历史文学价值和理论意义。

总之，“清代南方唱书”讨论研究的相关学术著作和论文中，“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方面研究的学术著作和论文还有很多，但是对于“清代南方唱书”本体以及相关“唱书”的研究到目前为止，还处于初期阶段，论其原因均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由于唱书原始资料的收集比较困难，且没有任何唱书资料文本的出版；另一方面是到目前为止，学界对唱书的认识还处于比较模糊的阶段，随着唱书文本资料的收集出版、唱书研究学术著作和论文的不断出现，在不久的将来，也许“清代南方唱书”的研究会呈现出一个高潮，从而为“中国说唱词话文学史”的进一步讨论研究夯实道路。

【注释】

[1]戏曲曲艺编委会：《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3 年，第47页。

[2]〔明〕宋濂等：《元史·刑法志·刑法四·禁令》卷一百零五《志第五十三》，中华书局，1976年，第253页。

[3]〔元〕佚名：《沈刻元典章》卷五十七《刑部十九杂禁》，中国书店，2011年，第834页。

[4]〔元〕完颜纳丹等撰，郭成伟点校：《大元通制条格·搬词》卷二十七，法律出版社，2000 年，299页。

[5]来源于网络http://baike.so.com/doc/4751247-4966570.html

[6]〔清〕蒋士铨：《忠雅堂诗集》（卷八），见《京师竹枝词·唱南词》，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刻本，第2页。

[7]〔清〕范祖述：《杭俗遗风·声色类》，清同治二年（1863）刻本，第28-29页。

[8]明代徐渭著有《南词叙录》一书，成书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是一部论述宋元南戏的专著，这里的“南词”是指“宋元南戏”，是一种产生并流行于宋元时期的戏曲曲种，与清代蒋士铨和范祖述所提到的流行在杭州地区的曲艺曲种“杭州南词”没有任何关系。

[9]傅惜华：《白蛇传集》，上海出版公司，1955年，第147页。

[10]傅惜华：《白蛇传集》，上海出版公司，1955年，第151页。

[11]傅惜华：《白蛇传集》，上海出版公司，1955年，第1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