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文献学：古代句读的重要性及困难

2023-07-25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古人著书，一般不加标点符号，人们在读书时必须对如何停顿作出判断，这项工作，古代称为“句读”。古代人们入学读书的基本功就是要学会给课本做句读工作。从出土文物中，我们还能在一些秦汉竹简、帛书中见到当时用来句读的符号，如1975年在湖北云梦县睡虎地出土的秦简《语书》，共523字，用了26个“”号表示停顿。当然，总的来说，为古书句读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清末李光明庄出的童蒙读物多施以句读，因此受到了普遍欢迎。

古人著书，一般不加标点符号，人们在读书时必须对如何停顿作出判断，这项工作，古代称为“句读”。汉人何休《春秋公羊传序》已提到“援引他经，失其句读”的话^[1]。宋人毛氏父子（毛晃、毛居正）在《增修互注礼部韵略》卷四中说：“凡经书成文语绝处谓之‘句’，语未绝而点分之以便讽咏谓之读。”这句话的意思是在一句话的结尾点断称为“句”，为便于阅读在一句话当中点分称为“读”。至于句读用什么符号，点在什么位置是不尽相同的。

我国句读起源甚早，《春秋公羊传·定公元年》云：“主人习其读而问其传。”何休解释道：“读谓经，传谓训诂，主人谓定公。”^[2]看来鲁定公学习的经书是经过句读的。古代人们入学读书的基本功就是要学会给课本做句读工作。如《礼记·学记》云：“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郑玄注：“离经，断句绝也。”^[3]断句绝也就是句读，古人早就探讨过如何句读的问题，如《韩非子·外储说左下》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哀公问于孔子曰：“吾闻夔一足，信乎？”曰：“夔，人也，何故一足？彼其无他异，而独通于声，尧曰：‘夔一而足矣。’使为乐正。故君子曰：‘夔有一，足。’非一足也。”

哀公将“夔有一足”四个字连读，产生了误解；孔子读成：“夔有一，足。”这才符合原意。这个故事既说明句读对理解文意是多么重要，又说明正确地句读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东汉的许慎记录了句读符号，《说文解字》十二下亅部云：“ pagenumber_ebook=244,pagenumber_book=228 ，钩识也，从反亅。”音句月切（jué）。《说文解字》五上、部云：“、，有所绝止，、而识也。”音知庾切（zhǔ）。杨树达认为：“、今音之庾切，古音则读如豆。盖古人用、以为绝句之记号，后人因假籀书之读为句读之读。然则、为本字，读乃假字，以音近通假耳。”^[4]《史记·滑稽列传》谈到东方朔“初人长安，至公车上书，凡用三千奏牍。公车令两人共持举其书，仅然能胜之。人主从上方读之，止，辄乙其处，读之二月乃尽”。关于“辄乙其处”的“乙”字，段玉裁解释道：“此非甲乙字，乃正 pagenumber_ebook=244,pagenumber_book=228 字也。今人读书有所钩勒即此。”^[5]未经标点，将一部古书读通是相当困难的。《后汉书·班昭传》云：“《汉书》始出，多未能读者；马融伏于阁下，从昭受读。”从出土文物中，我们还能在一些秦汉竹简、帛书中见到当时用来句读的符号，如1975年在湖北云梦县睡虎地出土的秦简《语书》，共523字，用了26个“ pagenumber_ebook=244,pagenumber_book=228 ”号表示停顿。1959年在甘肃武威出土的汉简《仪礼》甲本《特性》中有8个“”号3个“、”号^[6]。人们经常提到的例子是《流沙坠简》烽燧类第45简：“燧长常贤充世绾等候禀郡界中门戍卒王韦等十八人皆相从。”其中“贤”、“世”、“绾”三字右侧加了“ pagenumber_ebook=244,pagenumber_book=228 ”号。王国维解释道：“燧长四人，前三人名下皆书以乙之，如后世之施句读。盖以四人相属，虑人误读故也。”除断句外，还要分章。《说文解字》三上音部：“章，乐竟为一章，从音，从十。十，数之终也。”引而申之，书中某个意思说完了也可算作一章。汉代为文献分章断句称为章句，《汉书·艺文志·六艺略》关于《尚书》有《欧阳章句》三十一卷、《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关于《春秋》有《公羊章句》三十八篇、《穀梁章句》三十三篇。现存《毛诗故训传》附《毛诗笺》还保留了章句的记录，如“《关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郑作五章，章四句”^[7]。章句的不同也反映了两者对《关雎》一诗的理解是有差异的。

古书一般不加句读，但是不少重要的著作都有注释。附在原书上的注释往往置于断句处，给阅读提供了方便。我们从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影印本《唐钞文选集注汇存》中，可以大致看出这一点。此外，古文中的判断句、叙述句、疑问句，都有一些较为固定的句式，常用之乎者也之类的助词，也为人们读书时断句创造了条件。当然，总的来说，为古书句读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

宋、元人读书，继承了先秦两汉以来句读的传统，如《宋史·何基传》云：“凡所读书，无不加标点。义显意明，有不待论说而自见者。”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宋代已经出现了标点一词。张舜徽先生认为：“当时的所谓‘标点’，必然是除句读外，还有符号。‘点’是指句读说的；至于‘标’，只是将书中重要的或特殊的内容，用各种符号打记下来以帮助记忆。有了这种符号，书中要义，便可一望而知。传中所说‘有不待论说而自见者’，道理便在这里。”^[8]宋代的雕版印刷术得到了蓬勃的发展，为了满足读者的需要，有些雕版书加上了句读符号。《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句读”条云：“监、蜀诸本，皆无句读。唯建监（案‘监’字似衍）本始仿馆阁校书式，从旁加圈点，开卷了然，于学者为便，亦但句读经文而已。唯蜀中字本、兴国本并点注文，益为周尽。”可见宋代馆阁校书施以句读，宋人毛氏父子也在《增修互注礼部韵略》卷四中谈到了这一点：“今秘书省校书式，凡句绝则点于字之旁，读分则点于字中间。”上述《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还告诉我们：建本、蜀中字本、兴国本的经传有句读，而宋廖莹中本以及元荆溪岳氏重刊廖莹中本“九经三传”也都有句读。如现存宋绍兴二年余仁仲万卷堂刻本《春秋公羊经传解诂》^[9]，元岳氏荆溪家塾刻本《春秋经传集解》、《论语集解》均有句读^[10]。宋马廷鸾《仪礼注疏序》云：“余生五十八年未尝读《仪礼》之书，一日从败箧中得景德中官本《仪礼疏》四帙，正经注语皆标起止，而疏文列其下。”^[11]据此，则官刻本中也有句读本，如现存宋刻本《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毛诗》^[12]。

明、清刻书用句读符号较前有了很大的发展。一是刻书单位多，出现了不少官府刻本，如明嘉靖九年内府刻本《大明集礼》^[13]、明经厂刻本《大学衍义》^[14]、明嘉靖三十年徽藩月轩道人刻本《词林摘艳》^[15]、清乾隆二十一年内府刻本《西域同文志》^[16]。清代学者高邮王氏父子自刻之书，如王念孙著《广雅疏证》用“、”号作了句读，王引之著《经义述闻》用“。”作了句读。阮元主持校刻的《十三经注疏》，胡克家刻《文选》，均有句读。清末李光明庄出的童蒙读物多施以句读，因此受到了普遍欢迎。二是突破了经部、子部的范围，集部特别是戏剧和小说出了不少句读本，如清初刻本《浮山文集》^[17]，明唐氏富春堂刻本《新刻出像音注增补刘智远白兔记》^[18]、清康熙刻本《桃花扇传奇》^[19]。三是在句读的形式上做了大胆探索，如明万历四十八年闵于忱松药馆刻套印本《孙子参同》，施以红字标点，用了“。”“、”以及空心“、”号^[20]，明末绿君亭刻本《洛阳伽蓝记》用了“·”号^[21]，明书林余文台刻本《新刊京本编集二十四帝通俗演义西汉志传》，用单线条标明人名^[22]，明嘉靖年间郭云鹏刻本《分类补注李太白诗集》，用封口的双线条标明人名^[23]。清康熙内府套印本用来标明句末压韵或不压韵^[24]。古人对句读工作的不断探索，为新式标点符号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中国古典文献学：古代句读的重要性及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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