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陆与围棋：研究叶茂台7号辽墓的棋类墓葬文化

无论是《深山会棋图》，还是《三教会棋图》，作品的主题都是围绕棋的。这一点，诱使我们进一步将墓葬中的棋具实物纳入讨论，以便弄清在会棋图、棋具实物与墓葬三者之间，究竟存在着何种联系。

叶茂台7号辽墓随葬双陆博具并不是一个孤例。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初，考古工作者先后在河北望都1号汉墓、江苏丹阳胡桥南朝墓、河南安阳隋代张盛墓、湖南长沙唐墓、湖南湘阴唐墓、四川万县唐墓、新疆阿斯塔那唐张雄墓以及江苏淮安宋代杨公佐墓中发现葬有围棋、棋局实物和模型。^[33]而在辽代墓葬的发掘中，又多曾出现棋具实物，如：辽宁省锦西萧孝忠墓出土的围棋，有陶制棋子76枚；^[34]辽宁省朝阳市的辽代常遵化墓出土的围棋子，白色棋子由玛瑙制成，十分精致；^[35]辽宁省建昌县城子沟辽墓中曾发现一扁平砾石刻制的棋盘，其上还有四个文字，可能为契丹大字；^[36]内蒙古哲里木盟辽陈国公主墓发现80枚木围棋子；^[37]内蒙古赤峰宝山1号辽墓亦曾出土蚌质围棋子；^[38]更为难得的是，1977年4月在敖汉旗白塔子发现的辽大康七年（1081）壁画墓中，出土了一套完整的围棋具（图6），棋盘呈低矮的方木桌形，白漆涂面，纵横各十三道，出土时，79枚黑子和76枚白子均置于棋盘纵横的交叉线上，仿佛真有人在墓中行棋一般。^[39]

图6　内蒙古敖汉旗白塔子辽墓出土围棋局示意图

以往，我们对弈棋这种博戏在唐宋时期的流行情况已经有不少了解。不仅有许多文献记载了统治者、上层人士乃至普通人的弈棋事迹，传世绘画作品中也有部分反映弈棋活动的画作——如周文矩的《明皇会棋图》、《重屏会棋图》，周昉的《内人双陆图》等，至今仍为我们所见。在辽代，由于统治者的提倡，弈棋活动甚至一度成为人们博取官位的一种手段。^[40]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论者多笼统地认为墓葬中随葬各种博具不外是死者生前爱好的反映。但是，鉴于上述材料全都出现于墓葬，并且发现的数量又相当可观，我们有理由认为，以围棋或双陆棋随葬之所以在当时十分流行，绝不仅仅是出于死者个人生前爱好这样一种简单的原因，相反，这种做法显然已经成为一种较为固定的丧葬习俗，是丧葬礼仪文化的一个有机部分。关于这一点，有实物材料为证：在我们以往的发现中，曾见有一类体积甚小的瓷质棋盘，如安阳隋代张盛墓所出围棋盘，边长不过10厘米；^[41]湖南长沙和四川万县一带唐墓所出双陆棋盘，有的长边才9.2厘米。^[42]这种棋盘的出现，说明在当时的某些地区已经有专门的作坊在烧制这类冥器以迎合民间丧事活动的普遍需求。徐苹芳先生曾经指出：“古代墓葬中的随葬明器，很显然地是有两套意义不同的明器：一套是专为死人而设置的迷信厌胜之物；另一种是反映死者生前生活情况的奴仆、用具模型或其它器物。如何区别这两种明器，并进一步了解其不同意义，对我们研究古代的葬俗及其反映的社会情况是很有帮助的。”^[43]那么，棋具究竟在哪一层面上为丧葬文化所吸收呢？

当我们设想一个死者将一副棋具带进坟墓，就像我们在许多墓葬中所见的那样，把它们摆在一张桌子上，或者像我们在叶茂台7号墓中所见的那样，把它们摆在桌前的一把椅子上，我们不能不首先提出这样的疑问：倘使死者九泉之下仍然有灵，他（她）将和谁一起下棋？

前文中，我们已经讨论到古人企求长生不死的有关幻想。《神仙传》中有这样一段记载：“中山卫叔卿，服云母得仙。汉武使其子度世往华山求之。度世望见父，上有紫云，白玉为床，与数人博戏。度世问：‘父所与博者是谁？’曰：‘洪崖先生、许由、巢父也。’”^[44]可以想象，生前曾热衷于求仙的叔卿离开人世之后，笃信神仙的汉武帝认为他一定是得道为仙了，因而才有了他与传说中的仙人博戏的故事。而后，“汉武帝与仙人共博”的说法便见于《风俗通》。^[45]所以，《弹棋经序》曰：“弹棋者，仙家之戏也。”^[46]弹棋既为仙家之戏，墓主人所期望的对手便不言而喻。问题是，凭借一副棋具，死者就可以与仙人沟通，这其中的玄机究竟何在？

双陆与围棋作为一种博戏，与六博性质类似。这三种博具在墓葬中先后出现，其间应有密切联系。六博起于战国而盛于汉，在汉代画像石中就发现过不少六博棋局和“仙人六博”的石刻，尤其在四川，更是比较多见。巫鸿先生曾提出四川石棺上的这类石刻内容可能和当地天师道信仰有关。^[47]由此可见，棋作为仙家之戏的信仰背景，与六博同源。

在汉代墓葬的有关发现中，与“仙人六博”和六博棋局石刻相平行的，还有大量引人注目的博局镜（即以往所称“规矩镜”或“TLV镜”）。有关“规矩镜”或“TLV镜”的问题，曾经引起学者们的许多讨论，意见颇不一致，周铮先生以一枚新莽镜铭文拓本为证，认为宜称“博局镜”^[48]，十分允当。1996年，江苏东海尹湾6号汉墓《博局占》简牍材料^[49]公布后，李学勤先生曾就其与“规矩纹”的关系问题作过重要研究，指出：“博局上的‘规矩纹’或‘TLV纹’，本来便是图解阴阳五行四时的宇宙的。只是因为这种图形最习见于博局，汉人有时就把它叫做博局了。”其主要证据有以下几点：1.东海尹湾4号汉墓的一面铜镜有铭文曰：“刻治六博中兼方，左龙右虎游四彭（旁），朱爵玄武顺阴阳，八子九孙治中央，常葆父母利兄弟，应随四时合五行。”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一新莽铜镜拓本，文曰：“左龙右虎掌四彭，朱爵玄武顺阴阳，八子九孙治中央，刻具博局去不羊（祥）。”2.博局古时又名“栻局”，正是由于它与栻一样，上面有“上圆象天，下方法地”的宇宙图形。3.“规矩纹”图形见于汉代的石日晷。^[50]之后，曾蓝莹博士又成功地解开了有关《博局占》的操作实相之谜；^[51]李解民先生对曾文的订补意见又使问题的解释更加圆满。^[52]对《博局占》的研究，不仅使我们弄清了古人以布有六十干支的博局纹问卜的基本方法，而且令我们更加确信：博局纹既然与式图相类似，其中包含着一套宇宙论的系统，又具备实际操作的性质，它显然曾是人们想象当中用以把握宇宙和人的命运的一种简便工具。

同样，在古人有关双陆棋和围棋的解说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宇宙论的腔调。如，班固《弈旨》曰：

北方之人谓棋为弈。弘而说之，举其大略，义亦同矣。局必方正，象地则也；道必正直，体明德也。棋有黄黑，阴阳分也；骈罗列布，效天文也。四象既陈，行之在人，盖王政也。法则臧否，为仁由己，道之正也。^[53]

薛孝通《谱》曰：

叶茂台7号辽墓材料公布以后，梁淑琴曾属文讨论“双陆”的起源等问题，文中提到：晋人张湛注《列子》中“击博”一词曰“击打也。如今双陆棋也”，又引《古博经》中“六博”之法以证之。还提到明人周祈《名义考》中言双陆即“六博”。^[55]今以出土实物两相对照，不仅棋局形制有别，而且棋局上的图形完全不同。然推古人之意，两种棋或许在对博法则方面仍有一致或相似之处，值得进一步研究。

就目前而言，我们至少可以看到，无论是双陆棋或围棋，其中都包含着与博局纹相似的一套宇宙论的基本元素。此正所谓能“则天地之运动，法阴阳之消息，表人事之穷达，穷变化之几微”之玄机所在也。掌握了其中的玄机，按其道行事，即能致福、成仙（即所谓“掎鹿有归”）、利家。

如果说这里还仅仅是一种理论层面的阐释，那么，《西京杂记》中的一段记载，则让我们看到当时社会对这类说法的回应：

戚夫人侍儿贾佩兰，后出为扶风人段儒妻，说在宫内时……（以）八月四日，出雕房北户，竹下围棋，胜者终年有福，负者终年疾病；取丝缕，就北辰星求长命乃免。^[56]

在这里，对围棋联系着人的生死和祸福的迷信，与《汉书·五行志》有关哀帝建平四年“京师郡国民聚会里巷仟佰，设（祭）张博具，歌舞祠西王母”^[57]的记载颇有相似之处。除此之外，《异苑》中又有一段关于“十二棋卜”的记载：

十二棋卜出自张成，受法于黄石公，行师用兵，万不失一。逮至东方朔，密以占众事，自此以后，秘而不传。晋宁康初，襄城寺法味道人忽遇一老公，着黄皮衣，竹筒盛此书，以授法味。无何失所在，遂复传流于世云。^[58]

六博用十二子，这里的“十二棋”或即六博。黄石公乃秦时隐士，而“张成”极有可能是张良之误。相传张良刺秦始皇不中，逃匿下邳，于圯上遇一老人，授以太公兵法，老人自谓济北榖城山下之黄石。^[59]耐人寻味的是，《史记》中黄石公授予张良的“太公兵法”，在《异苑》所记的这类民间传说中变成了“十二棋卜”，而原本用于占卜兴师用兵之吉凶的“十二棋卜”，在传说曾经偷得仙桃的东方朔那里，已经被用以“密占众事”了（生死之事势必亦在其内）；而且，东晋僧人法味与这位老神仙的再度相遇，更是使其后复行于道的十二棋卜法变得扑朔迷离，引人入胜。据范宁先生言，《异苑》十卷，系胡震亨得之于乱书堆中，据称为宋纸所抄。^[60]如此，南北朝至唐宋之际，“十二棋卜”传说及其实践在民间的不绝如缕，更是不容置疑，只是卜具未必限于“十二棋”而已。唐宋时期，双陆棋、围棋已是主要的博戏工具，游戏本身虽然不过是现实生活中的一种娱乐，但是与博戏工具相关的观念，却并没有被淡忘。

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言及：“市有以博戏取人财者，每博必大胜，号‘松子量’。”陆游不解其义，但他又提到元丰（1078—1085）进士李端叔为人作墓志时也用此三字，以为必有所据。^[61]实际这两处提到的“松子量”，均指有赤松子那样的寿量。因为在宋代，人们常以骰子来玩“选仙”的游戏，其方法是列不同的仙位于纸上，掷骰子，然后比色彩、记点数以定升降。绍兴四年（1134），自谓“予性专博，凡所谓博者皆耽之”的南宋词人李清照，即曾提到“选仙”一种。^[62]选仙游戏背后所联系的信仰，《王华阳集》卷六有一首《宫词》透露得很清楚：

尽日闲窗赌选仙，小娃争觅倒盆钱。

上筹得占蓬莱岛，一掷乘鸾出洞天。^[63]

可以推想，“选仙”显然是从博弈与仙人神话的关联中发展出来的。这种游戏的流行，进一步暗示了博戏通神和仙弈信仰在当时社会的普遍存在。

前文提到，在辽代，兴宗晚年倦于朝政，曾以博戏选官。在以博戏选官与以博戏选仙之间，仿佛有着某些内在的关联。有趣的是，宣化辽代1号墓（张世卿墓）后室南壁的东侧，即绘有怀抱内盛骰子的钱盆等博具的侍吏（图7）。墓主人是准备选官呢，还是准备选仙？墓葬的上下文使我们更加趋向于后者。有迹象表明，仙弈信仰甚至导致了人们对棋具的迷信或崇拜。《虚靖冲和先生徐神翁语录》中就记载了一个吞食棋子的故事：

图7　宣化1号墓后室南壁壁画捧博具的侍吏

舒州真源宫道士崔仙翁，名古之，字道光，尝游石幢岭，见松下二人弈棋，与崔一子，令吞之。崔迟疑，行至中路，忽见公，遂语其事，示以所得棋子，公取而吞之，过吴塘而去。后崔复至是岭，遇前弈者，大加叱责，崔自此病狂。^[64]

类似的故事在《太平广记》中也有记载。^[65]可以说，正是因为这些博具中所暗藏的玄机，以及历来各种有关仙弈的传说，才使得棋局、棋子等博具和表现弈棋活动的会棋图进入丧葬艺术的传统当中。值得在此一提的是，1971年山东邹县九龙山明鲁荒王朱檀墓出土一副围棋，据郑岩先生目验，其棋盘格的墨线绘制颇不均匀，难以用于实际博弈。而朱檀本人生前即喜好炼丹服药，甚至因“毒发伤目”而早亡。^[66]实际上，朱檀本人的神仙信仰，正能解释其墓葬当中出现围棋的原因。

以上我们主要讨论了古人观念中弈棋与人的寿命和福祉之间的密切关联。那么，这些棋盘、棋子以及弈棋图画，与墓葬本身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前文曾谈到魏晋以降，特别是唐宋和辽代洞仙信仰与传说的流行情况，那些传说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人们对“洞”的神秘幻想。一方面，社会上确有一些修仙习道之士隐居山洞，如《四朝闻见录》所记：北宋时，有陆凝之隐居于汴梁大涤洞天之石室，且大涤因为传说有游仙出没，亦曾为北宋统治者思慕的胜地；^[67]另一方面，社会上亦有好事者在制造游仙神话，如同书所记：南宋绍兴年间，曾有人冒充仙人于桥洞的垂拱上方题《洞仙歌》，时人以为洞宾所为，一时竞相宣传，乃至闻知于高宗。^[68]令笔者颇感兴趣的是，这位好事者选择了桥洞作为制造神话的场所。固然，桥洞高不易及，足以惊人，但是桥洞的这个“洞”形，似乎可以使人更加直接地把它与仙人的居所联系在一起。

至此，我们不禁要问：既然出自叶茂台7号辽墓的那幅会棋图清晰地指示着会棋的场所——洞天，那么，该墓出土的那副双陆棋，是否在暗示着死者所居住的那个空间也是一个“洞天”呢？进一步观察宣化辽墓的那幅会棋图与墓葬的关系，我们似乎不难得到一个比较明确的答案。如前文所述，这幅图画画在通向后室之甬道中间的门额上方，即绘于券拱形甬道与门额之间的半圆形堵头上，面向前室。令人惊异的是，不仅甬道的外形仿佛洞门，而且“洞门”周围还绘有一周云气图案环绕着门额上方那幅“三教会棋”的画面。在后室，不仅影作梁柱上飘满了云气，而且壁面上还出现了水草、仙鹤。甚至，当环视宣化各墓的装饰纹样时，我们发现，几乎所有墓门、券拱甬道以及梁柱，都缭绕着团团的云气；几乎所有墓室都笼罩在绘有天象的穹隆之下，正可谓一派“洞天”气象。有趣的是，辽道宗皇帝崩时（1100），专门用于丧仪中停放皇帝灵柩的菆涂殿，即被名之为“游仙殿”。^[69]而且更耐人寻味的是，远在甘肃镇原的一座北宋彩绘砖雕墓，墓志当中也直接将墓葬称为“极乐之宫”、“蓬莱之洞”。^[70]可见，辽宋时期，将墓葬装饰成一个“洞天”、“仙府”的意识，已是相当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