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讲国学：古典文学研究方法指南

2024-01-2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陆研究古典文学应采用哪些方法中国自古以来是文史不分家，所以研究古代文学史的学者，不仅有较强的文学鉴赏能力，同时还有深厚的史学功底。陈寅恪先生在研究古典文学时，不仅仅是就作品谈作品，而是文史结合、融汇中西，运用多种办法来解读文学作品的背景与内涵。陈寅恪先生自认为才识不及钱谦益，但他研究文学的方法几乎受到了钱谦益的全方位影响。因此，用外国史书与中国史书进行对比研究，可以起到相互补正的作用。

陆研究古典文学应采用哪些方法

中国自古以来是文史不分家，所以研究古代文学史的学者，不仅有较强的文学鉴赏能力，同时还有深厚的史学功底。陈寅恪先生在研究古典文学时，不仅仅是就作品谈作品，而是文史结合、融汇中西，运用多种办法来解读文学作品的背景与内涵。

陈寅恪先生晚年创作《柳如是别传》时曾经提到：“盖牧斋博通文史，旁涉梵夹道藏，寅恪平生才识学问固远不逮昔贤，而研治领域，则有约略近似之处。”

这句话中的“牧斋”指的是明末清初的著名文坛大家，前东林党领袖钱谦益（“牧斋”是他的号）。钱谦益一生都充满争议，是个很复杂的人。他在晚明时既维护封建礼教，又有当时文人的放纵习气（娶柳如是一事就招致当时许多“正统”读书人的怨恨）。作为东林党领袖，他以“清流”自居却又热衷名利场。他曾投降清朝，后因清廷的猜忌与柳如是的规劝，又暗中与明将郑成功联手进行反清复明活动。这种反复无常的姿态，虽得到明朝遗民们的谅解，却遭到了清朝皇帝的鄙视。例如，乾隆皇帝不但在诏书中否定其人品，顺带将其文章造诣也贬得一文不值。

钱谦益的人品口碑虽不佳，但其晚明学界领袖、文坛名士的地位始终没有动摇。在钱谦益逝世后，明末三先生中的黄宗羲为他作了《八哀诗》。在诗中，黄宗羲还当钱谦益是“平生知己”，并认可其“四海宗盟五十年”的学术地位。同为明末三先生的顾炎武，终身不与清廷合作，也不肯被人当成钱谦益的“门生”，但他依然承认钱谦益是“文章宗主”。

陈寅恪先生自认为才识不及钱谦益，但他研究文学的方法几乎受到了钱谦益的全方位影响。

钱谦益在创作《杜工部诗笺注》（杜工部即杜甫）时，采用了“以诗证史”的新方法，从而正式奠定了“诗史互证”的文学研究方法。传统的诗歌笺释以训释、注疏章句为核心，而“诗史互证”法不同，更注重挖掘某个诗歌的创作背景，从诗句的信息中考察历史。如此一来，古诗也成为一种可以裨补史阙的史料。陈寅恪先生坦言自己在古典文学的研究领域直接上承钱谦益。

陈寅恪先生解读唐诗时常以“诗史互证”法入手。例如，在研究脍炙人口的《卖炭翁》时，他就多次引用史事来佐证诗歌背景。

《卖炭翁》的小序称此诗是为了抒发百姓“苦宫市”的社会心理。唐朝史书典籍中关于宫市情况的记载很多，陈寅恪先生从韩愈的文集中择录过“昌黎先生集外集陆顺宗实录壹”与“同集柒顺宗实录贰”等文字作为《卖炭翁》历史背景的佐证，其中后一条对唐朝宫市的论述很详细。故而，陈寅恪先生指出：“此篇所咏，即是此事。退之（指韩愈）之史，即乐天（指白居易）诗之注脚也。”也就是说，韩愈写的历史实录可以做白居易诗歌的注脚。

由此可见，白居易在《卖炭翁》描绘的场景具有高度的历史真实性，反映了当时唐朝宫市的弊病。

此外，陈寅恪先生又从《旧唐书·张建封传》中引用了一段记载，称之为“当日士大夫同恶宫市弊害之事证”。他还摘录了《容斋续笔》《旧唐书·代宗纪》《南部新书》等史料的有关记载来说明——“自天宝（唐玄宗年号）至大历（唐代宗年号）至贞元（唐德宗年号）五六十年间，皆有宫市，而大历之际，乃至使郇谟哭市，则其为扰民之弊政，已与贞元时相似矣。”从唐玄宗天宝年间到唐德宗贞元年间这五六十年中，朝廷都设有宫市，其中大历和贞元时的宫市已经成为扰民的弊政，当时的许多士大夫都对此深恶痛绝。

陈寅恪先生通过史书及其他文集的记载对唐朝宫市问题做出了基本概括，这使得读者能更充分地领会白居易在《卖炭翁》中描绘的场景与灌输的情感。

除了唐诗之外，陈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别传》《论再生缘》等作品中也使用了“诗史互证”法。在他看来，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在官修的史书文献中往往缺少记载，而时人的诗文往往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具体情况，能够提供事件、地点、人物方面的信息。因此，诗文也有着《二十四史》所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

除了诗史互证的方法外，运用多重证据来解读古代文学也是陈寅恪先生常用的一个办法。

多重证据法是王国维先生开创的史学研究新方法。自从西方考古学传入中国后，近代学者越来越重视出土文物的史料价值。例如，晋朝以前的简牍、青铜器里面包含了许多《二十四史》及各种文献所未记载的重要信息，故而，王国维非常重视对出土文物的考察。陈寅恪先生在《王静安（即王国维）先生遗书序》中，将王国维的治学方法概括为三点：

其一，“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即出土文物与古代文献的记录相互验证。(www.chuimin.cn)

例如，上世纪出土了许多秦汉简牍，其中大部分是当时郡县官府的公文档案与法律抄件。有许多简牍信息在《史记》《汉书》《后汉书》中没有明确记载，或者与传统史书说法相互矛盾。由于官修正史往往是记录一个全社会的大概情况，这些简牍具有一手资料的价值，可以修正史书失载或弄错的古代社会经济生活细节。因为这比单纯校勘文献记载要可靠得多。

其二，“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即将外国文献记载与中国古代史籍结合起来研究。

所谓“异族之故书”就是指外国的文献记载。古代中国一直与周边民族保持着密切地交往，特别是以中原王朝为核心的朝贡体系建立后，许多少数民族政权学习汉文化并编修自己的国史。这类外国史书中涉及中国各个朝代的事迹，可以作为研究历史的一个重要证据。由于角度的不同，外国对同一历史事件的认识往往与同时期的中国人不一样。他们会注意到许多我们祖先所忽略的信息。例如，李氏朝鲜的史书，对明清史学者的研究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因此，用外国史书与中国史书进行对比研究，可以起到相互补正的作用。

其三，“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即借鉴西方的历史学、考古学的研究方法来重新梳理中国古代史籍。

陈寅恪和王国维所处的年代，恰逢“西学东渐”之时代洪流，古代中国的传统学术——经学遭到解构，西方学术体系刚被引入中国。当时的大学模仿西方学习设立各种学科，以胡适等人为代表的学者，致力于用西方理论来解读中国历史。同样曾经留学海外的陈寅恪和王国维并不认为用西方理论研究中国历史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但他们同样认为吸收“外来之观念”能开拓学术视野，从而更深入地研究中国古代文献。

以上三者结合起来，就是王国维先生提倡的多重证据法，而且这也是陈寅恪先生在学术实践中的努力方向。他将多重证据法运用于古代诗歌研究，创建了“古典”与“今典”相结合的解读方式。

“古典”，指的是诗歌所提事物在古代史籍中的出处；“今典”并不是说现代人写的研究著作，而是指诗歌写成当时所指代的事实。通过训诂注释诗歌的“古典”与“今典”，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解读诗歌中同一符号的多重含义，并进一步挖掘出诗歌背后所依托的文化关系。

陈寅恪先生指出：“古事今情，虽不同物，若于异中求同，同中见异，融会异同，混合古今，别造一同异俱冥，今古合流之幻觉，斯实文章之绝诣，而作者之能事也。”

这句话的大意是说，古代的事物与今天的事物虽然有差异性，但也存在共同性，所以我们要从差异中寻找共同点，从共性中看出差异，将古往今来的事理人情融会贯通，从而将今古情景结合起来，这是写文章的高深造诣，也是作者擅长行文的表现。

当然，由于古今异势，社会经济文化背景相差甚远。所以，当代人往往不理解古代人的所思所想，不能体察具体的情境，故而对古人的作品产生误解。对此，陈寅恪先生也有丰富的应对经验。他曾说道：“解释古典故实，自当引用最初出处。然最初出处，实不足以尽之，更须引其他非最初，而有关者，以补足之，始能通解作者遣词用意之妙。”

解释古代文学作品时，最好能引用相关信息的原始出处，即最早的史书记载或出土简牍记录。当然仅仅是找到原始出处，还不足穷尽该文学作品的真义。所以，还得寻找其他相关记载来补充，才能理解作者遣词造句的妙味。

此外，他还特别强调：“凡诠释诗句，要在确能举出作者所依据以构思之古书，并须说明其所以依据此书，而不依据他书之故。若仅泛泛标举，则纵能指出最初之出处，或同时之史事，其实无当于第一义谛也。”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解释诗句时应当能确切地列举出原作者的构思是依据哪些古书，并且要论证为何是以此书而非其他古书为依据。假如只是泛泛列举相关记载，就算能找到相关事物的原始出处或同时代的重大历史事件，也不可能真正把握住作品的精髓。

因此，陈寅恪先生非常重视文学作品中的“今典”。他在创作《柳如是别传》时，就对钱谦益与柳如是二人的生平事迹及作品关系进行了全面梳理，并对相关晚明文人的情况以及当时江南地区反清复明的活动作出了考证。经过这一系列的缜密研究，他纠正了舆论对柳如是的不实攻讦，也对钱谦益降清的污点做出了更深入地分析。

总之，陈寅恪先生运用上述几种治学方法来研究古典文学，取得了许多令人称道的成果。

陈寅恪讲国学：古典文学研究方法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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