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讲国学：中外哲学对比研究简易指南

2024-01-2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肆如何进行中外哲学对比研究陈寅恪曾游历多国求学，比一般人更熟悉西方文化。由于中外语言的先天差异，人们在进行中外哲学对比研究的过程中，很容易出现望文生义或牵强附会之处。但无论是胡适，还是其他致力于构建新文化的学者，依然采取陈寅恪批评的这种治学方法进行中外哲学对比研究。

肆如何进行中外哲学对比研究

陈寅恪曾游历多国求学，比一般人更熟悉西方文化。但他不像很多学者那样，以中外哲学思想对比研究为治学重心。因为他很清楚，所谓“西学”是一个内涵外延都含糊不清的概念。对他而言，“学贯中西”几乎是一个伪命题。而那些言必称西方哲学的研究者，并不真正懂得西方哲学的精髓。

在那个年代，向西方哪个国家学习，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头痛的问题。按照当时人的看法，留学欧美的人最成气候，但去美国留学的大多是冲着拿学位，而去欧洲留学的人更多是为了求学问。例如陈寅恪，在多个国家的多所大学听过课，但并没有专门去考学位证书。若非如此，他大概也能拿到不少学术界的头衔。对于陈寅恪来说，美国的哲学并无太多亮点，西方哲学的精髓还得去欧洲寻找。

与陈寅恪同为学衡派学者的不少人是留美海归人士。与他学术分歧颇大的胡适更是以留美归来为傲，致力于推广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

然而，胡适所推崇的美国哲学在欧洲并不被看好。据说，胡适在1926年到欧洲访问学习时，有若干英国学者与德国学者当着他的面嘲讽美国哲学有多么没水平。其实他们也没看过什么美国思想家的哲学著作，只不过欧洲既是西方文明的摇篮，又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对美国这个后起之秀有不少天然的优越感。胡适对此感慨道：“我感谢我的好运气，第一不曾进过教会学校。第二我先到美国而不曾到英国与欧洲。如果不是这两件好运气，我的思想决不能有现在这样彻底。”

言下之意，如果胡适像陈寅恪那样先游学欧洲再去美国，也许就不能保持彻底相信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了。在国内，胡适可以将“中学”称为“旧学”，将“西学”称为“新学”，与国人辩论时就抓住“新旧”之争来驳倒对方。但这套说辞对陈寅恪等留学海外、熟悉西方情况的人并没有太好的效果。

陈寅恪最不赞成的是胡适等人在进行中西哲学对比研究时的“趋时”倾向，一味追逐“新”看似见效快的西学，而不是扎扎实实学习成体系的西方哲学。

之所以这样判断，是因为那些此刻时髦的西方哲学，往往缺乏深度，论述牵强附会，道理似是而非，说不定明年就被其他的新思潮所取代。这个批评意见不仅是在说普通的西方哲学爱好者，更是在批评胡适等新文化学派以西方哲学解读中国学术的妄为之举。例如，胡适常用《马氏文通》来“通”中国古籍，但在陈寅恪看来，《马氏文通》简直是不通之至。

《马氏文通》是清末学者马建忠编著的关于汉语语法的第一部语法学专著。马建忠，字眉叔，江苏丹徒（今属江苏镇江）人，曾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开始钻研西方学术，有趣的是，他还是韩国国旗的设计者。《马氏文通》是借助西方拉丁文语法来研究古代汉语经典的语言结构规律，借助西方语法学的框架来构建汉语的语法体系。这部著作堪称中国现代汉语语言学的开山之作。而马建忠的以西方学科体系研究中国学术的方法，对胡适等人影响极大。

不过，在陈寅恪看来，《马氏文通》是“非驴非马，穿凿附会之混沌怪物”。清华大学的1932年国文科入学考试，因陈寅恪独特的出题方式引发了争议。他为此给系主任刘文典致函申辩自己的考虑，同时对《马氏文通》进行了一番尖锐的批评。

陈寅恪尖锐地指出：“从事比较语言之学，必具一历史观念，而具有历史观念者，必不能认贼作父，自乱其宗统也。往日法人取吾国语文约略摹仿印欧系语之规律，编为汉文典，以便欧人习读。马眉叔效之，遂有文通之作，于是中国号称始有文法。”

他的意思是：从事中外语言比较研究，必须具备一个稳定的历史观念。而具有稳定历史观念的人，不可以认贼作父（指的是用西方学术来充当中国道统的指导思想），自乱中国学术的传承渊源。在过去，外国人模仿西方印欧系语种的语法规律来编纂汉文典，是为了便于欧洲人学习汉语。马建忠借鉴这个办法，于是用了《马氏文通》十卷。而中国从此号称开始有了语法学。

在“西学东渐”之前，中国古代文明还没开始衰弱的时候，西方曾经有一段“中国文化热”。包括《道德经》、《易经》、《论语》在内的许多中国诸子百家经典传入欧洲，被外国学者翻译成各种西方文字。根据陈寅恪的研究，当时有学者为了方便人们学习汉语，比照西方印欧语系的语法体系来编辑对应的汉语词句。而马建忠的做法，与他们的思路相同。

也许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马建忠的尝试有着很了不起的历史意义，但陈寅恪不这么认为。他批评道：“夫印欧系语文之规律，未尝不间有可供中国之文法作参考及采用者。如梵语文典中，语根之说是也。今于印欧系之语言中，将其规则之属于世界语言公律者，除去不论。其他属于某种语言之特性者，若亦同视为天经地义，金科玉律，按条逐句，一一施诸不同系之汉文，有不合者，即指为不通。呜呼！文通，文通，何其不通如是耶？”

这段话的大意是：印欧系语言的语法规律，当然也有可供中国语法参考及借鉴之处。例如古印度的梵语文典中的“语根”之说（传入中国的佛教经典就是由梵语翻译过来的）。今天的印欧系语言，那些属于世界语言共同规律的地方除去不论，其他地方就是某种语言自身的特性，不应该视为天经地义。假如把外语中那些自成一体的语法规则当成金科玉律，来对照汉语言进行逐句拆解，凡是不能解释的地方，就被指责为汉文语法不通。这在陈寅恪看来根本是一窍不通。(www.chuimin.cn)

陈寅恪这段批评矛头直指马建忠，但也从根本上动摇了胡适等学者的治学根基。因为胡适等人与马建忠的思路一样，是用西方语法来解释中国话，以西方哲学来解构中国古代典籍。由于中外语言的先天差异，人们在进行中外哲学对比研究的过程中，很容易出现望文生义或牵强附会之处。既不能完整理解与翻译西方哲学的真正内涵，也把中国传统哲学解构得支离破碎，不成体系。这在陈寅恪看来，无疑是一种很浅薄的对比研究方式。

但无论是胡适，还是其他致力于构建新文化的学者，依然采取陈寅恪批评的这种治学方法进行中外哲学对比研究。原因无它，简便易行罢了。通过追逐所谓的西学“前沿理论”，然后再以之剪裁中国学问，并将此冠之以“破旧立新”之名。这就是胡适所谓的彻底的思想。

但胡适的学生傅斯年到欧洲留学后，产生了与老师不同的观念。他原本与胡适一样“趋时趋新”，却在牛津、剑桥两大英伦名校中发现，两校虽然常常吸收最新学术成果，却以校风守旧著称于世。傅斯年认为，那种一味趋新的治学方式其实并不是钻研学术，更像是追赶舆论热点。按照此法研究出来的东西容易流于浅薄，热潮一过就迅速被世人淡忘。

也许是为了避免流俗，陈寅恪并不轻易称引西学，也不愿用西方哲学来诠释中国哲学。尽管他本身有很深厚的西方文化素养，却反而更重视对本民族文化史的认识。

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对中国产生了全方位的强烈冲击。陈寅恪意识到了中国传统文化正面临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由于列强的入侵，中国传统的社会经济制度遭逢巨变，儒家纲纪也失去了依托。就算没有西方哲学来袭，中国传统哲学也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开始沦丧。就算有文化达人勉力挽救，也难以扭转乾坤。

但陈寅恪并非悲观主义者，他力主效法历史上“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站稳振兴中国哲学的立场，积极吸收西方哲学的养分。对此，他常以中国历史上的文化交流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尤其是佛教的中国化改造这个案例。

陈寅恪指出：“释迦（指佛祖释迦牟尼）之教义，无父无君，与吾国传统之学说，存在之制度，无一不相冲突。输入之后，若久不变易，则绝难保持。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远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动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沈歇绝。近虽有人焉，欲然其死灰，疑终不能复振。其故匪他，以性质与环境互相方圆凿枘，势不得不然也。”

这段话简要概括了佛教传入中国后的发展规律。印度佛教的教义不讲究君臣父子的伦理，与古代中国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和社会礼法制度存在极大的冲突。故而在经学昌盛的东汉时期，刚进入中土的佛教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传播。假如固守印度佛教的原教旨思想，佛教必然无法适应中国文明的大环境。而在历史上出现的“三武灭佛”，在一定程度上也与此有关。唐朝玄奘法师到西天取经所得的唯识之学，虽更符合印度佛教的原貌，在唐朝轰动一时，但久而久之，仍然不免消失绝迹。纵然有人想恢复，也无从着力。

因此，能在中国思想史上留下重大影响的佛学教派，必然是那些经过中国化改造，与儒道等本土学说相互融合的宗派。比如修改无父无君的原始教义，承认俗世社会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礼法观念。又如舍弃印度佛教以化缘或依附权贵为生的旧活法，而采取“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自食其力的新活法（禅宗百丈怀海禅师推行的宗教改革主张），与古中国的农耕经济模式融为一体。

说到底，这就是方圆凿枘不能兼容的问题。假如外来思想不能与中国的环境相结合，就算再博大精深也难以扎根。不光佛教，其他外国哲学也是如此。这是陈寅恪在治学时反复强调的问题。

尽管没有直接给出中西哲学谁是真理的答案，但陈寅恪并非对中西哲学对比毫无见解。他曾与同为学衡派的友人吴宓讨论中西学术的差异。他认为：“中国之哲学、美术，远不如希腊，不特科学为逊泰西也。但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与罗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惟重实用，不究虚理，其长处短处均在此。长处，即修齐治平之旨。短处，即实事之利害得失，观察过明，而乏精深远大之思……而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之学）为根基。乃吾国留学生不知研究，且鄙弃之，不自伤其愚陋，皆由偏重实业积习未改之故。”

由此可见，陈寅恪并非没有对比过中西哲学差异。只不过，他不主张像胡适等人那样以“实用”的目的进行对比研究，特别是不宜用西方新理论来附会本国问题。相反，他认为应当立足于本国情况，从中外学术文化的根本入手，全面把握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差异，这样就不至于信口开河与自欺欺人了。

陈寅恪讲国学：中外哲学对比研究简易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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