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君虽时赐答辩，或加修正，然仍自信甚坚，最后乃成《墨子学辨》一书，为其定说。所谓此文，即《墨子学辨》也。故有印欧民族之称。故以墨子肤色之黑而论，适足证其非婆罗门人也。予在拙作《墨子非印度人论》中有曰：其以索卢参为印度字译音，则视索卢参三字‘尤奇’。今观《学辨》则曰：索卢参，余初疑其为印度人，而‘索卢参’三字即印度语译音。其二，后秦有索卢曜，见《晋书·姚苌载记》，称为敦煌索卢曜云。......
2025-09-30
《墨学源流》揭示《礼运》大同之义
【摘要】：然大同之义，虽见于《礼记》之《礼运》，实原于墨家。此种大同思想，儒家平日所未有，惟于墨家则甚合。大同之义虽与尚同不同，其名或与尚同有关。至《礼运》大同说之源于墨家，似无可疑矣。
自清季以来，中国学者喜言大同之说，至今“天下为公”等语，随处可见，足见其影响之深也。然大同之义，虽见于《礼记》之《礼运》，实原于墨家。吾曩有此说，而闻者尚不甚信，兹更一为详陈其理。
按《礼运》曰：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为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此即大同说之梗概也。然此乃儒家之“史观”，谓古代有此一境，而非其理想之所在。故
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郑玄注云：“志谓识古文，”孔颖达疏：“志是记识之名。”是谓古记有此一说，而非其志趣也。故《礼运》篇中之所道，非大道之行，乃大道既隐，天下为家，“未有不谨于礼者”，“如此乎礼之急也”；所述皆大道既隐后之礼而已。
此种大同思想，儒家平日所未有，惟于墨家则甚合。如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则《尚贤》之义也。讲信修睦，则《兼爱》《非攻》之说也。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则《孟子》所诋为兼爱无父，《汉书·艺文志》所讥推兼爱之极而不知别亲疏也。老有所终，以至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则《节用》《节葬》之效果，而《七患》《辞过》所陈之理也，墨家注重生产，故有此象，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则尤为墨子所常言。如“有力疾以助人，有财勉以分人，有道劝以教人”，就正面言之也。就反面言之，则“手舍余力，不以相劳；隐匿良道，不以相教，腐朽余财，不以相分：天下之乱，至如禽兽然”。此则爱而利之，乃不必藏于己，不必为己也。谋闭不兴，盗窃不作，外户不闭，则“刑政治，万民和，国家富，财用足，百姓皆得暖衣饱食，便宁无忧”也。大同之义虽与尚同不同，其名或与尚同有关。大同说与墨家之关系，观此可以恍然矣。惟儒家以大同为历史上已过去之一境界。故偶尔说及，而不必求其实现也。墨家则以兼爱社会，为其理想，而欲实现之于今日，明朝，故汲汲皇皇以奔赴之，此其大不同者耳。
以上乃就《礼运》与《墨子》书，两相比勘，直接推证者也。此非予一人之私言，由宋儒以至今日之学者，知之者固甚多也。吕祖谦《与朱元晦书》曰：(https://www.chuimin.cn)
蜡宾之叹，自昔前辈共疑之，以为非孔子语。盖不独亲其亲，子其子，而以尧舜禹汤为小康，其真是老聃墨翟之论。
是吕氏亦以此为墨翟之论也。梁漱溟有《礼运大同说之可疑》论，其言曰：
我在民国五年夏天的时候，曾把孔家经籍都翻一遍，自觉颇得其意，按之于书，似无不合；只有《礼运》大同一篇看着刺眼，觉得大不对。……所有孔子的话，我们都可以贯串为一线，只有这里就冲突了。不过我也疏于考证，无法证明他是假的，只怀疑在心而已。后来才看见吴虞先生给陈仲甫先生一封信说及此事：（信略）
吴先生和他所举诸家的话，其意思不必与我们同，然大家虽各有各的看法，都是觉得这个东西不对是同的。这篇东西其气味太与孔家不对，殆无可辩。晚世所谓今文家者如康长素之流，其思想乃全在此。……他们根本不曾得到孔家意思，满腹贪羡之私情，而见解与墨子，西洋，同其浅薄。所以全不留意孔子是怎样大与释迦、墨子、耶稣不同，而一例称道，搅乱一团。（《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页一三五）
《礼运》大同说，是否浅薄，别为一问题，梁氏所谓与孔子的话相冲突，气味与孔家不对，而见解与墨子同，“殆无可辩”矣。
或曰：孔子原有“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之说，《礼运》乃由此推衍，不得谓大同之义，非儒家所有也。按均无贫之说，见于《论语·季氏》篇，其书亦正可疑，如章首“季氏将伐颛臾，冉有季路见于孔子”，朱嘉《集注》云：“按《左传》《史记》，二子仕季氏不同时”，是已疑之矣。清儒崔述辩之尤力，曰：“《季氏》篇文多俳偶，全与他篇不伦，而《颛臾》一章，至与经传牴牾。……且孔子者，对君大夫之称；自言与门人言，则但称子，此《论语》体例也。而《季氏》篇章首皆称孔子，……尤其显然而可见者。”（《洙泗考信录》卷四《遗型》）《颛臾》章既不可信，则孔子是否有“均无贫”之语，亦正难言；然则谓大同说非孔门所有，是非过言也。
或者又曰：《礼运》大同说，如非儒家所有，安知不出于道家？吕氏固认为老聃墨翟之论矣，吴虞亦有《儒家大同之义本于老子说》，引证甚广，而汝独谓原于墨家，岂非有所阿党欤？曰：世以为原于道家者，因郑氏注《礼运》曾引《老子》耳。殊不知黄老之学盛于汉世，而墨学已亡，郑氏亦仅习闻《老子》之说而未尝注意《墨子》书也，故有是说。宋以来儒者亦多如是，其不知源于墨家固无足怪也。且据近人考证，《老子》之学，实后于墨翟；然则道家理想，之邦，至治之世，虽谓受墨家之影响亦无不可。至《礼运》大同说之源于墨家，似无可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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