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学源流：墨子之教育方法的重视

2023-11-26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墨学之骤盛，墨子教育之勤，亦至有关系。是墨子之言皆用以诲人也。书中此类语句，前后屡见，均足见墨子之重视教育也。孔墨两家，根本精神既有异，而于教育之态度，亦大有不同。至墨子“言则诲”之态度，亦非儒家所能了解。是公孟子以墨子之教人为疑也。墨子之勤于教育既如上述，而关于教育之理论与实行方法，亦有可得而言者。由此故事，吾入可知墨子之人性论。墨子之教育方法：一曰分科以发展个性。

墨学之骤盛，墨子教育之勤，亦至有关系。《贵义》篇云：

子墨子曰：必去六辟。默则思，言则诲，动则事，使三者代御，必为圣人。

是墨子之言皆用以诲人也。“隐匿良道而不相教诲”者，视为大恶；“有道者劝以教人”（均《尚贤下》语），视为至善。书中此类语句，前后屡见，均足见墨子之重视教育也。庄子之论宋钘曰：

周行天下，上说下教，虽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者也。（《天下》篇）

墨子与宋钘学派不必同，而此种精神颇相类。故其“故人”与吴虑皆以此相规（引见前第二章）墨子不稍顾虑而愈奋也。孔墨两家，根本精神既有异，而于教育之态度，亦大有不同。孔子虽曰“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篇），曰“诲人不倦”（《述而》篇）；而在实施时，则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同上）《曲礼》则曰：“礼闻来学，不闻往教。”是则彼不来学，或来而束脩不具，皆无以施其教：此儒家教育之态度也。此种态度墨家则殊不以为然。

公孟子谓子墨子曰：“君子共（拱）己以待，问焉则言，不问焉则止。譬若钟然，扣则鸣，不扣则不鸣。”

子墨子曰：“……若大人为政，将因于国家之难，譬若机之将发也然；……若此者，虽不扣必鸣者也。若大人举不义之异行，……欲攻伐无罪之国，以广辟土地，籍税贷财；出必见辱，所攻者不利，而攻者亦不利，是两不利也。若此者，虽不扣必鸣者也。且子曰君子共己以待，……不扣则不鸣。”今未有扣子而言，是子之所谓不扣而鸣邪？是子之所谓非君子邪？（《公孟》篇）

按今《礼记·学记》有曰：“善待问者如撞钟；叩之以小者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大鸣；待其从容然后尽其声。不善答问者反此。”或本于公孟子。但《学记》以为教学之一法，故无不可；公孟子以此为施教之态度，则不可也。故《非儒》篇复严辞以驳斥之，曰：

今击之则鸣，弗击不鸣，隐知豫力，恬漠待问而后对，虽有君亲之大利，弗问不言；若将有大寇乱，盗贼将作，若机辟将发也，他人不知，己独知之，虽其君亲皆在，不问不言，是夫大乱之贼也。以是为人臣不忠，为子不孝，事兄不弟友，遇人不贞良。

此皆墨家之所以非儒也。至墨子“言则诲”之态度，亦非儒家所能了解。如：

公孟子谓子墨子曰：“实为善人孰不知？譬若良巫，处而不出有余糈；臂若美女，处而不出，人争求之，行而自炫，人莫之取也。今子偏从人而说之，何其劳也！”（《公孟》篇）

是公孟子以墨子之教人为疑也。墨子之答复则曰：

今夫世乱求美女者众，美女虽不出，人多求之；今求善者寡，不强说人，人莫之知也。且……仁义钧，行说人者，其功多，善亦多；何故不行说人也？

此与答故人与吴虑之语相似，其所以劝于教诲之故，亦可明矣。

墨子之勤于教育既如上述，而关于教育之理论与实行方法，亦有可得而言者。《所染》篇云：

子墨子（言）见染丝者而叹曰：“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五入必（毕也）而已，则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

《所染》篇虽伪托，而墨子叹染丝则必有此事实，故各书多载之。由此故事，吾入可知墨子之人性论。盖以人性如素丝，视其环境与教养而结果不同；或为善，或为恶，皆视染之者如何而定。是以人皆可善可恶，无所谓“上知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篇记孔子语）；吾人施教一分，即有一分效果矣。

以有此“教育万能说”为前提，故墨子遂努力施教，所谓“偏从人而说之”也。

墨子之教育方法：一曰分科以发展个性。

县子硕问于子墨子曰：“为义孰为大务？”子墨子曰：“譬若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坏者实坏，能欣者欣，然后墙成也。为义犹是也，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耕柱》篇）

此乃注重事业之效果而分工，前已言之矣。（详第五章）《公孟》篇云：

二三子有复于子墨子学射者。子墨子曰：“不可。夫知者必量其力所能至而从事焉。国士战且扶人，犹不可及也；今子非国士，岂能成学又成射哉！”

“量其力所能而从事焉”，此从发展个性而分科也。

二曰重实行。墨子屡戒“荡口”，曰：

言足以迁行者，常之；不足以迁行者，勿常；不足以迁行而常之，是荡口也。（《贵义》篇，又见《耕柱》篇）

墨子斥告子曰：

政者，口言之，身必行之。今子口言之而身不行，是子之身乱也。子不能治子之身，恶能治国政？子姑防子之身乱之矣！（《公孟》篇）

“口言而身不行”，可为“荡口”之注解。盖墨子之意，以为知之言之而不能行之，则如不知。故曰：

今瞽者曰：“钜（皑）者白也，黔者黑也。”虽明目者无以易之。兼白黑使瞽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瞽不知白黑者，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今天下之君子之名仁也，虽禹汤无以易之。兼仁与不仁而使天下之君子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天下之君子不知仁者，非以其名也，亦以其取也。（《贵义》篇）

此乃其注重实行之理也。

三曰注重动机。吾尝谓墨子重视效果而为功、利说矣（详第五章）；但亦非不重动机也。鲁君有二子，一好学，一好分人以财，问孰可以为太子。墨子曰：

钓者之恭，非为鱼也；饵鼠以虫，非爱之也。吾愿主君之合其“志”“功”而观焉。（《鲁问》篇）

志即动机也。《耕柱》篇云：

巫马子谓子墨子曰：“子兼爱天下，未云利也；我不爱天下，未云贼也。‘功’皆未至，子何独自是而非我哉？”子墨子曰：“今有燎（燎，放火也。）者于此，一人奉水，将灌之；一人操火，将益之。功皆未至，子何贵于二人。”巫马子曰：“我是彼奉水者之‘意’，而非夫操火者之意。”子墨子曰：“吾亦是吾意，而非子之‘意’也。”（《耕柱》篇）

“意”亦即动机也。或谓墨子哲学为功利主义（冯著《哲学史》页一一五）与实利主义（梁著《学案》页四五），若不知有动机也者；今以此“功，志”“功，意”对言观之，则彼说似未甚谛也。

以有此重意重志之动机论，故能“赴火蹈刃死不旋踵”，利害祸福，非所计较矣。

四曰求知之方法。墨子甚重知识，所以得知识，自有其方法。《非命上》云：

子墨子言曰：言必立仪。言而毋仪，譬犹运钧之上而立朝夕者也，是非利害之辨，不可得而明知也。故言必有三表。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

此所谓立言之仪，亦即求知之法也。故凡事必求其所以然；若但知其当然，则非墨子所许也。《公孟》篇云：

子墨子问于儒者：“何故为乐？”曰：“乐以为乐也。”子墨子曰：“子未我应也。今我问曰‘何故为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为男女之别也’。则子告我为室之故矣。今我问曰，‘何故为乐？’曰‘乐以为乐也’，是犹曰‘何故为室’，曰‘室以为室也’。”(www.chuimin.cn)

“乐以为乐”则未言其所以然也。

《耕柱》篇云：

叶公子高问政于仲尼曰：“善为政者若之何？”仲尼对曰：“善为政者，远者近之，而旧者新之。”子墨子闻之曰：“叶公子高未得其问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对也。叶公子高岂不知善为政者之远者近之，而旧者新之哉？问‘所以为之若之何’也。不以人之所不知告人，而以所知告之；故叶公子高未得其问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对也。”

此亦“乐以为乐”之类，言其当然，而未言其所以然之故也。是以墨子均非之。

墨子所用以求知之方法，虽有“三表”，实多用类推。《鲁问》篇载墨子之言曰：

世俗之君子，皆知小物而不知大物。今有人于此，窃一犬一彘则谓之不仁，窃一国一都，则谓之义；譬犹小视白谓之白，大视白则谓之黑。是故世俗之君子，知小物而不知大物者，此若言之谓也。

此即《公输》篇所谓“义不杀少而杀众，不可谓知类”也。“知类”即类推，墨子用之，最为纯熟；《兼爱》《非攻》《尚贤》《非命》诸大义，多用类推之法加以论证。墨子既以此求知，想亦以此法教弟子学习也。

五曰贵义而不甚重书。如

子墨子曰：万事莫贵于义。今谓人曰，……予子天下，而杀子之身，子为之乎？必不为。何故？则天下不若身之贵也。争一言以相杀，是贵义于其身也。故曰万事莫贵于义也。（《贵义》篇）

此墨子之贵义也。而为义之务，则：

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耕柱》篇）

《尚贤上》言：

贤良之士，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

似以言谈重于文书也。故《贵义》篇云：

子墨子曰：“吾言足用矣！舍吾言革思者，是犹舍获而攈粟也。以其言非吾言者，是犹以卵投石也，尽天下之卵，其石犹是也，不可毁也。”

又曰：

子墨子南游使卫，关中载书甚多。弦唐子见而怪之，曰：“吾夫子教公尚过曰：‘揣曲直而已！’今夫子载书甚多，何有也？”子墨子曰：“……翟闻之：同归之物，信有误者，而民听不钧，是以书多也。今若过之心者，数逆于精微；同归之物，既知要矣；是以不教以书也。而子何怪焉！”

此二事足为墨家重言谈而轻文书之证。盖墨子虽“好学而博”，而其教人不斤斤于文字之末也。然此颇与孔门异，故曹耀湘曰：

墨者长于行，儒者长于文。行利于一时，文传于后世。诸子百家之书，皆藉儒者以传，欲著书以与儒者争，必不胜也。故儒墨并世，则儒不及墨；逮乎后世，则墨必不及儒。《汉书·艺文志》叙列九流，今则儒家之言，不可胜读，道家仅存，墨家几乎绝矣。（按儒家所谓学，亦不仅文字，故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但彼甚重文字，故曰“博学于文”“默而识之，学而不厌”。子路曰“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孔子斥之曰“是故恶夫佞者”。可见孔门于文字、与墨家不同也。）

文字足以行远垂后，墨子似未甚注意。

六曰教术以劝诱与惩责并行。如《公孟》篇言墨子欲使弟子随而学，曰：“姑学乎？吾将仕子。”期年，责仕于墨子。墨子曰：“不仕子。……子不学则人将笑子，故劝子于学。”（引见第六章）此其劝诱之法也。《耕柱》篇云：

子墨子怒耕柱子。耕柱子曰：“我毋愈于人乎？”子墨子曰：“我将上大行，驾骥与牛，子将谁驱？”耕柱子曰：“将驱骥也。”子墨子曰：“何故驱骥也？”耕柱子曰：“骥足以责。”子墨子曰：“我亦以子为足以责！”

此其惩责之法也。

至腹 pagenumber_ebook=167,pagenumber_book=154 言《墨者之法》，则墨子生时，亦必有所规定；在团体言则如纪律，在学校言则为规则矣。

但虽有《墨者之法》，须绝对服从；而于师之尊严，则与儒家异，盖其平等之义使然也。故“尊严而惮，可以为师”（《荀子·致士》篇），“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礼记·学记》），此儒学之说也。墨家则于《法仪》篇有曰：

当皆法其父母奚若？天下之为父母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父母，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为法。当法其学奚若？天下之为学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学，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为法。当皆法其君奚若？天下之为君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君，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为法。故父母学君三者，莫可以为治法。

《间诂》：“学谓师也。”陈柱谓“墨子之于受教者，对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国家教育，均有仁不仁之辩，而无绝对服从之必要矣”。此言颇得其实，足见其尊师之态度与儒家不同也。

墨子虽不欲人尊师，而弟子尊之者，盖其人格之伟大而崇高，弟子受其感化而不自觉。《淮南子》曰：

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化之所致也。（《泰族训》）

化字最能传达神旨，亦即《所染》篇之染也。死乃人所最难，而能赴火蹈刃，视死如饴，则墨子之感人必有在学问，文字，言语以外者。古语曰“以言教者讼，以身教者从”：其此之谓矣。

墨子以其施教之勤与教法之善，故虽由一贱人倡导，终成显学。淮南王谓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此仅就其高第弟子，富于牺牲心者言也。《公输》篇，墨子自言：

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虽杀臣不能绝也。

一时为宋守城者，已达三百人，则其众可想矣。

然孔子弟子则仅七十人。如孟子曰：

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若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篇）

《韩非子》亦曰：

仲尼，天下圣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内。海内悦其仁，美其义，而为服役者七十人。盖贵仁者寡，能义者难也。故以天下之大，而为服役者七十人。（《韩非子·五蠹》篇）

〔按《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清儒瞿述驳之曰：“余按孟子但云‘七十子’，则是孔子之门人，止七十子也，孔子弟子安能三千之多，必后人之奢言之也。且汉人所称六艺。即今六经，非周官‘礼、乐、射、御、书、数’之六艺也。孔子晚年始作春秋，而易道深远，圣人亦不轻以示人，其言未足信。今不取。”（《洙泗考信录》，卷四遗型）崔氏以三千人为奢言，是也。然《吕氏春秋·遇合》篇已言“孔子周流海内，委质为弟子者三千人，达徒七十人”。则在秦时已有三千人之说，非必始于汉人耳。〕

孔子弟子仅七十人，而墨子弟子则达三百人，然此不独二人本身关系，墨子时代稍后，交通便利，平民向学之心亦炽，故学风尤盛也。

墨学源流：墨子之教育方法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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