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山:孔子的诞生及思想的传承

1　孔子雕像近景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2565周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思想同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其他思想文化一道，记载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在建设家园的奋斗中开展的精神活动、进行的理性思维、创造的文化成果，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重要滋养。中华文明，不仅对中国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对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孔子的儒家思想占据十分重要的统治地位。虽然孔子的地位也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但其作为儒家圣人的地位却一直未曾撼动。

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之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很快就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汉代儒学经过意识形态化以后，儒家文化逐渐居于主导地位，孔子成了“为万世立法”的人物；魏晋南北朝及盛唐，儒家文化是在“玄学”盛行和佛教全面传入的情况下与道家文化、佛教文化相互影响中发展的；宋明时期，随着宋明儒学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孔子的文化价值观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孔子本人也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

“百家争鸣”时期，是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的黄金时代。“百家”之中，最著名的有儒、道、墨、法等各家。道家的创始人老子，著有《老子》一书。现今存有楚简《老子》和今本《老子》。在今本《老子》中，有批判儒家仁、义、孝、慈学说的内容，但楚简《老子》基本上是肯定仁、义、孝、慈的，只是在仁、义之上，提出了一个“道”的概念。但《论语》中并没有有关批判老子思想的内容。《论语》中虽有对“隐者”的记述，但“隐者”并不能完全代表老子的道家，孔子在书中只是表明与他们“道不同”而已，并未针锋相对地对老子进行批判。

人们都知道老子主张“无为”，其实孔子的思想中也有“无为而治”的内容。孔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公》）这说明，孔子思想从一开始就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墨家创始人是墨子，在战国时期，儒、墨两家并称“显学”。墨家是公开批评儒家的，墨子提倡“天志”而反对孔子的“命”。但墨子所反对的“命”，主要指孔子学说中的“命定论”思想，至于孔子的“知天命”“畏天命”这些更深一层的意义，似乎未能进入墨子的视野。而这些思想后来成为儒家“天人之学”最主要的问题，其影响十分深远。前文说过，儒家在提倡“仁”“义”的同时，并不是一律反对“功”和“利”，只是将“仁”和“义”提升为第一原则。其实儒家和墨家在功利的问题上并不存在实质性的矛盾，墨家的“功利主义”是“大功利主义”，墨家赴汤蹈火为的是大众的利益，并不是一己之私利，而这正是儒家主张的“仁”和“义”。但儒家思想中人文价值占了主导地位，这并由此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

经过汉初推崇“黄老之学”、经过短暂的“无为而治”之后，儒家文化逐渐居于主导地位，儒学经历了意识形态化的过程。汉代的董仲舒在他著名的“天人三策”中第一次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要废除其他各家学说，用孔子的儒家学说来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董仲舒建立了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包括人与自然在内的宇宙论学说，将孔子的儒学进一步宗教化。到了东汉，“谶纬”之学盛行，这是中国文化发展中的一个特殊现象，意在神化孔子，为当时的政治服务，其中有许多荒诞不经的内容，但也包含一些科学因素。

孔子的学说之所以被宗教化，首先是因为孔子思想中蕴含着宗教因素，如孔子敬畏天命的思想就反映了这一点。其实，孔子“敬畏天命”，是敬畏自然界的神圣价值和使命，这种价值和使命正是要人来实现，这就是“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真正含义。孔子从不以上天的使者或上天意志的代言人而自命，而是以完成自然界赋予自己的使命而自任。汉代将天说成是人格化的神，将孔子也说成是神，这是对孔子的学说进行宗教化解读的结果，并非孔子的原意。

中国文化在整体上是多元的，儒家文化是在与道家文化、佛教文化的相互影响中发展起来的。魏晋南北朝是“玄学”盛行的时期。玄学兴起之时，有所谓“三玄”，即《老子》《庄子》《周易》，但是其中的《周易》并不是道家著作，这说明，玄学从一开始就有融合儒、道的倾向。最早的玄学家何晏著有《论语集解》，最著名的玄学家王弼，则有《周易注》以及对《论语》的解释，他们都承认孔子是圣人。玄学融合儒、道的方式，通常是以道解儒。儒家提倡“名教”，而道家提倡“自然”，这是儒、道两家在其发展中各自表现出来的主要倾向，也是当时人们的共识。特别是经过东汉末年在“名教”问题上暴露出各种不良倾向之后，这个问题就更引起玄学家们的重视。郭象的“崇有”之说，意味着孔子被玄学化之后，又一次在寻求自然与社会相统一中得到了进一步肯定。唐朝中后期的“古文运动”，是文化界掀起的第一次儒学复兴运动。这既是一次文学运动，又是一次思想运动，其主要宗旨是“文以载道”，这个“道”就是孔子之道。韩愈的《原道》，提出了儒家的“道统说”，将孔子的“仁义”规定为道之“定名”，他的《原人》，则以恢复孔子的人性学说为目的。柳宗元、刘禹锡等人都以“文以载道”为宗旨，提倡孔子学说，同时表现出吸收、融合佛家思想的倾向，为以后全面的儒学复兴揭开了序幕。

1　“万世师表”碑刻

宋明时期，儒学取代了佛学而成为中国文化中的主流，这种现象持续了七百多年，孔子的价值观成了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不仅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对周边国家及地区产生了较大影响。孔子本人也成为中国文化的象征。汉、唐时期的儒家文化，是以“五经”为经典的，宋明儒学不同于宋以前的汉唐儒学的一个明显变化是，其经典依据已经由“四书”取代了原来的“五经”。“五经”虽然经过孔子的整理、“删削”，但仍被认为是由孔子以前的圣人所传，特别是周公所传。儒家虽有“道统”之说，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到孔子，韩愈在此基础上又加上了孟子，宋以后又加上二程、朱子，但真正建立儒家之“道”的是孔子。宋明儒家建立了各自的儒学体系，内部也有不同流派，但是他们都以继承和发挥孔子思想为己任，都尊孔子为圣人。可以说，一部中国文化史就是解释孔子的历史。

孔子思想的穿透力、社会对孔子思想所体现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观的需求，以及统治者的喜好和重视成为形成孔子“至圣”地位的重要因素。综合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孔子思想奠基于“亲亲”，即人的血缘情感这一人类最基本的生活常识之上，因而具有巨大的感召力和说服力。

其次，“忠恕之道”满足了人自身基本的道德追求，提供了处理社会关系的最基本原则规范。

第三，“礼”满足了社会对秩序的要求。

第四，“有教无类”满足了人们对平等的追求和通过教育改善自身命运的想象，并为更多的人参与社会管理提供了途径，为更多人提供了更多的政治参与渠道，从而促进了社会的稳定。

第五，新“君子观”为社会提供了道德楷模。

第六，“和为贵”满足了人们对和谐生活的渴望。

第七，“大同”理想提供了人类对美好社会的想象。

第八，“天人合一”“与天地参”提供了自身思想的本体论依据，通过后世的发挥，由一种伦理学说发展成哲学体系。

第九，“述而不作”的叙述方式为后来者的诠释和发挥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第十，最重要的是，“尊尊”原则最大限度地为历代统治者维护自身地位提供了理论基础，使儒家思想得到了历代政权的支持。

由前文所说的孔子思想的内在逻辑，可以看出孔子思想具有无可比拟的逻辑力量。此外，孔子思想的包容性以及后世儒家学者好学的性格，也使他们能够博采众家，吸纳和兼并了其他思想。如荀子以儒为主，博采道家、法家、墨家、阴阳家诸说，开创了一部历代儒生在传统儒学的基础上不断兼综百家的历史。荀子、董仲舒是儒家的代表人物，他们的博采百家的好学精神代表了儒家思想具有的包容性。他们勤奋好学，求知心强，不拘于、也不满足于儒学的传统著作，他们的跨领域学习和兼收并蓄，使儒家思想的内容越来越丰富，形成了儒家思想学术上的优势，并因此奠定了儒家在学术和文化上的地位。

从社会的角度看，孔子的学说与道家学说、法家学说相比，更容易被理解。“亲亲”原则符合社会上人与人之间基本的生活常识，所提倡的“仁”和“礼”强调礼仪规范和道德修养，很贴近人们的生活，更容易被统治者和民众接受。所以说，符合民众的“口味”，是孔子的“智慧”之一。另外，孔子利用周室衰微而导致文化下移和学在四夷的机会兴办私学。三千弟子在当时已属不少，又有再传弟子，可说是绵延不绝。因此，孔子兴办私学，为其学说的流行，以至最终成为一大“显学”奠定了群众基础。还有一个原因是孔子知识渊博、多才多艺，熟练地掌握了一般人所不能掌握的礼、乐、御、射、书、数六艺。他在周游列国吃尽闭门羹回到鲁国后，失去了从政的热情，便投身教育研究。在从事教育的同时注重著书立说，删《诗》《书》，订《礼》《乐》，作《春秋》。这些书籍后来成了儒家的经典著作，流传至今。虽然孔子决定自己“述而不作”，但他的弟子及再传弟子们所编的《论语》却清楚地记载着他的思想观点。一方面著书多，被民众接触到的机会就越多，久而久之就会在民众心中产生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统治者要加强自己的统治，就必须想方设法增强自己的才略，读书是一个重要途径。

统治者的因素对于儒学思想能否成为当时的“官方思想”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甚至可以说，统治者的重视是更为重要的方面。孔子思想学说具有易理解性，贴近人们的生活，易于为社会各阶层所接受，能以此动员更多的人，这是统治者们喜好儒学的一个原因。但孔子的思想经过历代大儒，尤其是西汉的董仲舒和南宋的朱熹改造后更适应统治者统治的需要，成为统治的工具，是更为重要的推动力量。

历代帝王对孔子的层层加封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孔子死后被封“王”、封“帝”、封“公”、封“师”、封“父”，被列为“至圣”，几乎囊括了所有至高无上的桂冠。孔子的地位在五千年华夏文明史上是举世无双、无人企及的。

下面是历代帝王对孔子的主要封谥情况：

公元前479年，孔子辞世后，葬于洙、泗水边。

次年鲁哀公亲临致祭。孔子被鲁哀公尊称为“尼父”。在诔文中鲁哀公称“旻天不吊，不憖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茕茕余在疚。呜呼哀哉！尼父，毋自律！”（《左传哀公十六年》）“尼父”是当时诸侯国国君为孔子所加的第一个尊号，也是孔子得到的第一尊号。

公元前195年11月，汉高祖刘邦“自淮南还，过鲁，以太牢祀孔子”。(www.chuimin.cn)

汉平帝元始元年（公元1年）六月平帝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这是封建帝王授予孔子的第一个封号，也是孔子封“公”的开始。

北魏太和十三年（489）孝文帝在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建立了曲阜孔庙以外的第一个孔庙——宣圣庙（《孔氏祖庭广记》卷3）。太和十六年（492）二月孝文帝下诏改谥“孔子”为“文圣尼父”，首开尊孔子为“圣”的先河。

1　“高山仰止”匾

北齐（479-501）太祖高皇帝诏封孔子为“素王”（《孔府档案》P1），这是孔子被封“王”之始。

北周大象二年（580）三月丁亥，静帝下诏“追封孔子为邹国公，别于京师置庙以时祭享”（《孔氏祖庭广记》卷三P139）。

隋开皇元年（581）隋文帝杨坚尊孔子为“先圣”“先师尼父”。

唐武德九年（626）十二月唐高祖李渊尊孔子为“宣尼”，“大圣”：“宣尼以大圣之德，天从多能，王道藉以裁成，人伦资其教义。故孟轲称‘生人以来，一人而已’”（《登科记考》P8）。

贞观四年（630）唐太宗尊孔子为“先圣”，十一年（637）尊孔子为“宣父”。唐太宗称自己“所好者，唯在尧舜周孔之道，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则死，不可暂无耳”（《贞观政要》卷六）。

乾封元年（666）正月唐高宗赠孔子以“太师”的称号（《登科记考》P54）。

天授元年（690）中国仅有的一位女皇帝武则天封孔子为“隆道公”。

神龙元年（705）唐中宗加谥孔子为“文宣”。

开元二十七年（739）八月，唐玄宗在唐中宗“文宣”之封的基础上加“王”，追封孔子为“文宣王”，这是历史上孔子第二次被皇帝封谥为“王”。诏书全文如下：“弘我王化，在乎儒术。孰能发挥此道，启迪含灵，则生人以来，未有如夫子者也。所谓自天攸纵，将圣多能，德配乾坤，身揭日月。故能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经，美政教、移风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到于今受其赐，不其猗欤！于戏！楚王莫封，鲁公不用，俾夫大圣，才列陪臣，栖迟旅人，固可知矣，年祀寝远，光灵益彰，虽代有褒称，而未为崇，不副于实，人其谓何？……夫子既称先圣，可追谥为文宣王”（《旧唐书·礼仪志》四卷二十四）。

由于孔子此次封“王”其弟子也被分别封以公、侯、伯等不同爵位。

五代后周广顺二年（952）后周太祖郭威去曲阜拜谒孔子，尊孔子为“百世帝王之师”（《资治通鉴·后周纪一》卷290）。同时追封孔子为“至圣文宣师”（《孔府档案》）。

辽朝（916—1125）尊“孔子大圣，万世所尊”（《辽史·宋义倍传》卷72）。

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宋真宗巡幸孔林，祭拜孔子时，下诏追谥孔子为“玄圣文宣王”。“玄”同元，玄圣出自庄子语：“恬澹元圣，素王之道。”冠孔子以玄圣是借庄子语颂扬孔子。五年（1012）因避圣祖讳，改玄圣文宣王为“至圣文宣王”。“至圣”乃无人匹及之意。

西夏国人庆三年（1146）仁孝皇帝下诏尊孔子为“文宣帝”。尊孔子为帝，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是最高等级的封赐。因为孔子生活在西周，西周君王只称王，如周文王、周武王，或称天子，而不称帝。

元代至大元年（1308）武宗皇帝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诏书称“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仪范百王，师表万世者也，可加封大成至圣文宣王”（《续文献通考·学校二》，卷四十八）。这是历史上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个加封。孔子墓碑题名为“大成至圣文宣王之墓”，可见这一称呼已被后世约定俗成。

明洪武三年（1370）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尊孔子为“先圣”。他认为“仲尼之道，广大悠久，与天地并”，故欲“行先圣之道”（《明史·礼记》卷50）。

明嘉靖八年（1529）明世宗革去孔子王位，下诏改称孔子为“至圣先师”。与此相适应，四配、十哲及从祀的先贤、先儒同时也被革去公、侯、伯之爵位，改称大成殿为先师殿。

清顺治二年（1645）春正月丁未顺治皇帝尊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清史稿·世祖纪》）。除了沿袭明代不称孔子为“王”外其余封号均予以恢复。丙辰又恢复了明代对孔子的封谥：“至圣先师”（《清史稿·世祖纪》）。由以上可以看出，明清两代对孔子的封谥是相同的，即清承明制。

封谥制度是封建制度的产物。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从此，作为封建统治的理论基石孔孟之道失去了它的生存环境，随着封建制度的被废除，“封谥”也随之消亡。袁世凯复辟帝制也封孔子为“大成至圣先师”，但已是昙花一现，历史上历代统治者对孔子封谥的意义不可否认，如中华五十六个民族共奉孔子为“先圣先师”，在二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这种做法缓和了民族矛盾，促进了各民族的不断统一。另外，孔子作为“万世师表”为世人所公认和接受。再者，它规范了中华民族各阶层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并成为一种理念，使中华文化传播全球。

应该说孔子“至圣地位”的取得，与后世统治者把孔子学说中有利于强化统治的方面，比如“礼”“忠”等加以无以复加的强调，将更为根本的“仁”的因素加以弱化有关，这其实在基本精神上已经背离了孔子的本义，所以近代谈到孔子思想时才有“去礼存仁”的说法。因此，在如何看待孔子的问题上，我们不得不从不同的角度把孔子分成“文化的孔子”“社会的孔子”和“政治的孔子”。

从孔子的思想的逻辑力量及思想穿透力来看孔子就会看到“文化的孔子”；从社会普遍接受的价值观需求来看孔子，就会看到“社会的孔子”；当人们把孔子建立的文化系统、人格形象和封建统治阶级联系在一起，把孔子思想等同于封建统治者控制人的思想工具，这时候的孔子就变成“政治的孔子”了。

从文化上看，中国历史上一大批思想家和学人，把孔子尊为“圣人”，并非是“造神”和心血来潮。人们推崇孔子，固然不排除其他因素，但最根本的，还是因为孔子思想体系所具有的强大的逻辑力量，是对孔子学问的理性认同。可以说，历史尽管跨越了数千年，但迄今为止，无论在思维和学术的广度和深度上，中国甚至全世界都没有哪个思想家超过孔子，这就是“文化的孔子”，一个“仰之弥高，钻之弥坚”，一个集思想、哲学、历史、教育、艺术和美德于一身的孔子，是对孔子儒学“至圣”地位的肯定。

孔子的地位固然与统治者的推动有关，但如果社会上、人与人之间没有对协调彼此关系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观的需求，任何统治者的推动都只能是暂时的，孔子的思想也不可能影响达数千年之久。孔子思想之所以能流传几千年之久，说明社会需要孔子。从这一角度来看孔子，就会看到“社会的孔子”。

“政治的孔子”是从服从与服务于统治者需要而定位的，是后世统治者为了巩固自身统治的需要，强化和抬高了孔子思想中有益于自身统治的方面而形成的。孔子的思想固然包含着巩固政权的因素，但不是主要的方面，把“政治的孔子”加以强化，甚至超越了文化和社会的孔子，这在一定意义上歪曲了孔子的本意，从而看到了被异化了的孔子。从本质上看，近代人们提出要打倒孔子，并不是打倒“文化的孔子”，也不是打倒“社会的孔子”，而是打倒“政治的孔子”，打倒被政治异化了的孔子。打倒孔子的目的之一是为了推翻腐朽没落的封建王朝，重新建立新的政治体制，推进社会的前进。从这点看，打倒“政治的孔子”顺应了历史的趋势，回到了“文化的孔子”和“社会的孔子”，是从被异化的孔子回到了真实的孔子。

真实的孔子首先是“文化的孔子”，其思想必须具有强大的逻辑力量才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其次是“社会的孔子”，其思想必须符合社会的需要才能广泛而持久地传播；然后才是“政治的孔子”。恢复孔子的本来面目，是一个“祛魅”的过程。本书之所以将尼山作为孔子思想的地理标识，正是想获得一种象征意义，即：回到孔子思想本身，找到真实的孔子。这就要求我们在推广和运用孔子思想时，要仔细想一想：是否把握了孔子思想的真谛，是真心诚意地实践孔子的文化精神还是背离孔子的文化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