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盛唐歌舞及音乐欣赏

在中国历史上，有些阶段是很值得夸耀的，比如我们说“汉唐盛世”、“贞观之治”等，其实就包含了对那个时代在很多方面所取得成就的一种认同和赞叹。汉、唐两朝的繁荣发展，除了国力的强盛，还广泛地反映在那时的思想、文化、艺术领域。尤其是唐代，更以不同民族、不同国家间的艺术交流与融合为其特色。日本、朝鲜等周边国家，多次大批派员来中国学习、交流。称呼这些使节，还产生了一个专门的词汇：遣唐使。从公元630年到834年的二百多年间，仅日本便派出了12次遣唐使。包括音乐在内的各种中国文化形式，被大规模地传播到了周边国家。同时，各国、各地区的音乐文化也广泛地被中国人吸收、借鉴。“洛阳家家学胡乐”（唐王建《凉州行》），成了当时的风尚。

唐代音乐文化的辉煌成就，主要体现在以歌舞大曲为主体的宫廷燕乐的高度发展上。先来解释两个名词。一是“大曲”，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汉、魏时期。虽然准确的结构和表演方式我们已无法确考，但基本形式是歌、舞、器乐并重的大型歌舞音乐，又称为“相和歌”和“清商乐”。到了唐代，在形式和规模上都有重大发展。一般都有“散序”（乐器演奏的散板）、“中序”（以有拍节的歌唱为主）和“破”（以舞为主，歌、舞、乐并作）三大部分。每一部分又要变化反复多遍，并被配以不同的宫调系统。这种形式显然影响了宋、元以来的戏曲。二是“燕乐”，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周代，主要用于宴享宾客，又称宴乐、讌乐或“房中乐”。唐代的燕乐，实是宫廷中所用俗乐的总称。宋代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曾经做过这样的划分：“先王之乐为雅乐，前世新声为清乐，合胡部为燕乐。”其实，这三种在唐代也可统称为歌舞大曲。“胡”指的就是少数民族，就像有一个时期我们曾经称“火柴”、“蜡烛”为“洋火”、“洋蜡”一样，那时只要是少数民族的事物，前面都要加一个“胡”字。如胡人、胡乐、胡笳、胡琴、胡服、胡床、胡子等。

唐代的歌舞大曲，是广泛吸收了西凉（今甘肃西）、龟兹（今新疆库车）、疏勒（今新疆喀什）、高昌（今新疆吐鲁番）等西域少数民族音乐和天竺（今印度）、高丽（今朝鲜）等“胡夷里巷之曲”的。我们今天在阅读唐代诗文时，经常遇到的《破阵乐》、《绿腰》（也称《六幺》）、《凉州》、《伊州》、《玉树后庭花》、《火凤》、《霓裳羽衣曲》、《倾杯乐》等名目，都是当时的大曲。可惜这些美妙的舞姿和乐声，今天都已经不传，幸亏还有唐代诗人白居易写的《霓裳羽衣舞歌》，使我们可以从文字中感受到一些歌舞大曲的面貌：

我昔元和侍宪皇，

曾陪内宴宴昭阳。

千歌万舞不可数，

就中最爱《霓裳舞》。

舞时寒食春风天，

玉钩栏下香案前。

案前舞者颜如玉，

不著人间俗衣服。

虹裳霞帔步摇冠，

钿璎累累佩珊珊。

娉婷似不任罗绮，

顾听乐悬行复止。

磬箫筝笛遰相搀，

击擫弹吹声逦迤。

散序六奏未动衣，

阳台宿云慵不飞。

中序擘 初入拍，

秋竹竿裂春冰拆。

飘然转旋回雪轻，(www.chuimin.cn)

嫣然纵送游龙惊。

小垂手后柳无力，

斜曳裾时云欲生。

烟蛾敛略不胜态，

风袖低昂如有情。

写到这里，白居易仍然认为没能述尽其妙，接着又用了“上元夫人”、“许飞琼”、“萼绿华”等传说中的仙女来比喻舞姿之美。

关于《霓裳羽衣》这首歌舞大曲的来源，也有一个美丽的传说：一天，唐明皇在一个道士的引领下来到了月宫，看到仙女起舞、仙乐飘飘，问是什么歌舞如此美妙？答曰“霓裳羽衣”。唐明皇本人就是个音乐家，便默默地将曲调记了下来。回来之后，忘掉了一半，正巧西凉节度使杨敬述进献了一首《婆罗门曲》，二者声调相近，唐明皇遂将两曲合为一曲，取名《霓裳羽衣》。这个名字一定是和舞者的服饰有关。今天我们将身上穿的统称为衣裳，过去是有区别的，上身穿的为“衣”，下面穿的为“裳”。舞者穿着颜色漂亮并有闪光花纹的裙裾，上衣则缀了很多漂亮的羽毛，总之，无论是舞容还是服饰方面，都是力求充满仙意。《霓裳羽衣》的乐谱早已散失，只有个别片段被保留在宋姜夔编的《白石道人歌曲》里。

曲例二：姜白石《霓裳中序第一》

唐诗中还有很多精彩篇什是歌咏《霓裳羽衣》的，如郑谷的《长门怨》：“闲把罗衣泣凤凰，先朝曾教舞《霓裳》。春来却羡庭花落，得逐晴风出禁墙。”白居易的《长恨歌》（节选）：“骊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琵琶行》（节选）：“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轻拢慢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六幺》。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张祜的《华清宫》：“天阕沈沈夜未央，碧云仙曲舞《霓裳》。一声玉笛向空尽，月满骊山宫漏长。”

说到唐代的歌舞大曲，不能不提到那时的乐舞制度。唐朝初年，制定了“九部乐”，遇有宫廷的宴享、庆典、祭祀等礼仪活动，便根据需要上演不同的乐舞。贞观年间又增加了“高昌乐”而为“十部乐”。这十部乐舞最大的特点，就是西域少数民族乐舞占有很大比重，这从名称上可以看出来，“十部乐”分别是：燕乐、清商乐、西凉乐、龟兹乐、疏勒乐、康国（今中亚撒马尔罕）乐、安国（今中亚布哈拉）乐、扶南（今柬埔寨）乐、高丽乐、高昌乐。宫廷中上演的这“十部乐”，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唐代时中原的汉族与少数民族、华夏民族与周边国家的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是非常繁盛的。到后来，唐代的宫廷音乐逐渐由“十部乐”演变成“立部伎”和“坐部伎”，而不再以地名和国名作为划分乐部的依据。“立部伎”就是在堂下站立奏乐，“坐部伎”是在堂上坐着奏乐。二部伎的演出，规模极为盛大，唐玄宗时，为配合宴享，往往是自天刚亮直奏到黄昏。有意思的是，一个演员是在“坐部伎”中演奏，还是在“立部伎”中演奏，取决于他（她）的演奏（唱）水平的高低。这个制度不但记录在史书中，在白居易的《立部伎》一诗中也提到过：“太常部伎有等级，堂上者坐堂下立。堂上坐部笙歌清，堂下立部鼓笛鸣。笙歌一声众侧耳，鼓笛万曲无人听。立部贱，坐部贵，坐部退为立部伎，击鼓吹笙和杂戏。立部又退何所任？始就乐悬操雅音。雅音皆坏一至此，长令尔辈调宫徵。”这首诗清楚地为我们勾勒出了唐代音乐的等级制度：水平高的任坐部，差一点的任立部，再不行就只得去奏雅乐了。显然，这三个等级也标志了音乐的悦耳程度。应该说，名字最好听的是“雅乐”，音乐最难听的也是“雅乐”。并不单单是唐朝的“雅乐”不好听，历朝历代的雅乐其实都不大好听，原因就是太古板、太重形式了。战国时魏国的魏文侯就曾说：“吾端冕而听古乐则惟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这个魏文侯很诚实，一点也不装腔作势，怪不得在位期间他能任用李悝、吴起、西门豹，将魏国治理得那么好。他说我每次穿戴整齐去听雅乐时都要打瞌睡，而听新鲜的民间音乐时则不知道疲倦。所以，演奏雅乐是用不着高水平音乐家的。

过去，中国一直是以“礼乐”之邦著称的，标志之一就是上至君皇臣僚，下至僧道布衣，音乐素养普遍比较高。唐诗中有“《六幺》《水调》家家唱，《白雪》《梅花》处处吹”，便是最好的证明。热爱音乐、精通音乐的皇帝、大臣、将领等更是屡见史书记载。“曲有误，周郎顾”，说的就是三国时任大都督的周瑜，不但领兵打仗屡建奇功，听别人的音乐表演，哪里出现错误，他都能一一予以指出并纠正。唐诗《鸣筝》中有这样两句：“欲得周郎顾，时时误拂弦”，便是巧妙地运用了此典故。到了唐朝也有这样一个皇帝，史书上记载他是“于听政之暇，教太常乐工子弟三百人为丝竹之戏，音响齐发，有一声误，帝必觉而正之”。能够在指导一个三百人的乐队、当其“音响齐发”“为丝竹之戏”时，听出某人有错误，看来他的音乐听觉水平，也不在我们今天优秀的交响乐队指挥之下，这个人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唐明皇、玄宗李隆基。他是音乐的全才，作曲、指挥、演奏无所不精，当时有人评价他是“虽古之夔、旷，不能过也”。“夔”和“旷”都是历史传说中水平极高的音乐家。唐玄宗一生作曲从未中断，动辄便“新制乐谱”，甚至是杨贵妃死于马嵬坡，他还要写一曲《雨霖铃》悼念。平时他总愿意与大臣们一同奏乐，“于清元小殿，宁王吹玉笛，上羯鼓，妃琵琶，马期仙方响，李龟年筚篥，张野狐箜篌，贺怀智拍，自旦至午，欢洽异常”。玉笛、羯鼓、琵琶、方响、筚篥、箜篌、拍，这些都是当时很流行的乐器，皇上、皇妃与王公大臣每人操一件，能够“欢洽异常”地合奏半天，水平应该是不低的，一定也会很好听。

我们今天用“梨园”一词来代指戏曲界，称戏曲演员是“梨园弟子”，这个典故也是源自唐明皇在音乐上的作为。唐代的音乐机构很庞大，有太常寺、大乐署、鼓吹署，后来又出现了教坊、梨园。前四个词都已经成了古语，“梨园”一词我们今天还在使用。在这些音乐机构中服务的乐工，总数达万人以上，都接受过严格的训练和层层的选拔。“梨园”是专门训练和培养高水平的歌舞演员和乐器演奏人才的。开元年间，唐明皇在长安、洛阳等地设有三个梨园，其中的一个就设在宫中的宜春院，名称的由来一定与院中的梨树有关。宫中的梨园由皇帝亲自授课，号称“皇帝梨园弟子”。他们学习的课程，其进度是依据音乐的难易程度而有明确规定的：清乐大曲六十日成；西凉、龟兹、天竺、高丽等大曲各三十日成；小曲二十日成。起码要学会50首以上的高难度曲目，才能参加演出或者毕业。学习音乐的人，要在15年的时间里经过5次上考、7次中考，才能得到官职。而考试也不仅仅是针对学生，对于担任教学的大乐博士、音声博士和助教博士也要每年考核一次，根据考核成绩定为上第、中第、下第三等。唐代歌舞的兴盛，技艺水准之高超，是与这种严格的艺术教育制度分不开的。

在民间，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行会、行规、禁忌，有的还要供奉本行当的祖师爷，如木工要供鲁班、行医的要供华佗、酿酒的供杜康、茶叶行的供奉陆羽一样，唱戏的要供的就是唐明皇。作为皇帝，我们可以指出他在治理国家方面的种种不足；但作为音乐家，唐明皇无疑是非常出色的，由于他有着特殊的社会地位，因此盛唐时期音乐文化的高度发展，他个人所发挥的历史作用是不能忽视的。正像汉代的一首《城中谣》说的那样：“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统治者的爱好对社会风气的影响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时至今日，有名姓可查的唐代音乐家尚有百余人，唐代诗文中有很多篇章，记录了他们的音乐才能。开元年间的永新，用今天的话说，是一位杰出的女高音歌唱家，她“喉啭一声，响传九陌”。据唐代的《乐府杂录》一书记载：有一次唐玄宗在勤政楼设宴招待百官，“观者数千万众，喧哗聚语，莫得闻鱼龙百戏之音。上怒，欲罢宴。中官高力士奏请：‘命永新出楼歌一曲，必可止喧。’上从之。永新乃撩鬓举袂，直奏曼声，至是广场寂寂，若无一人。喜者闻之气勇，愁者闻之肠绝。”

有一个词牌名为【念奴娇】，最初的歌词可能就是对女高音“念奴”的赞美。唐玄宗夸奖她是“每执板当席，声出朝霞之上”。

词牌【何满子】（亦作和满子），其典故就是源自一位男高音了。白居易在《何满子》诗自注中说：“开元中，沧州有歌者何满子，临刑进此曲以赎死，上竟不免。”其诗为：“世传满子是人名，临就刑时曲始成。一曲四调歌八叠，从头便是断肠声。”我们今天不知何满子罪犯哪条，只知道他临刑前进献了一曲，以求免去死罪，竟然不准，这首歌便真正成为了绝唱。歌名也没有留下，后世只得以《何满子》代之。不难想象，作为一名杰出的音乐家，临死前创作的一首歌曲，一定是凄婉动人，不然不会有“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唐张祜《宫词》）的诗篇。

韩熙载是唐朝末年登进士第，后逃往南方避乱，曾任南唐中书侍郎。他有政治才干，艺术上也颇具造诣，懂音乐，能歌善舞，擅长诗文书画。但他眼见南唐国势日衰，痛心贵族官僚的争权夺利，不愿出任宰相，把一腔苦衷寄托在歌舞夜宴之中。南唐后主李煜听说韩熙载生活“荒纵”，即派画院的顾闳中深夜潜入韩宅，窥看其纵情声色的场面，顾目识心记，回来后画成这幅夜宴图（见图1-2至图1-4）。顾 中观察细微，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把画中人物欢宴达旦的情景描绘得淋漓尽致，音容笑貌栩栩如生，活脱绢上。《韩熙载夜宴图》用了五个场景：琵琶独奏、《六幺》独舞、宴间小憩、管乐合奏、夜宴结束，从一个侧面，十分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音乐情况。

图1-2 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局部1）

图1-3 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局部2）

图1-4 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局部3）

音乐与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即使是战场，也到处能够听闻到乐声：“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这也传达给我们一个信息，琵琶在那时是可以作为军乐来用的。仅唐诗中提到的乐器，就有20多种：琴、瑟、筝、笙、管、笛、箫、角、钟、磬、钲、铎、瓯、方响、拍板、阮咸、琵琶、五弦、箜篌、筚篥、胡笳、羯鼓等。演奏乐器的能手在唐代更是多如繁星，听乐器能手的演奏而赋诗，在唐诗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大家熟悉的有白居易的《琵琶行》、韩愈的《听颖师弹琴》、李白的《听蜀僧弹琴》等。其他尚有李颀的《听董大弹胡笳》（蔡女昔造胡笳声，一弹一十有八拍。胡人落泪沾边草，汉使断肠对归客），戎昱的《听杜山人弹胡笳》（绿琴胡笳谁妙弹，山人杜陵名庭兰。杜君少与山人友，山人没来今已久），皎然的《寺院听胡笳送李殷》（一奏胡笳客未停，野僧还欲废禅听。难将此意临江别，无限春风葭菼青），李白的《月夜听卢子顺弹琴》（闲坐夜明月，幽人弹素琴。忽闻悲风调，宛若寒松吟），岑参的《秋夕听罗山人弹〈三峡流泉〉》（皤皤岷山老，抱琴鬓苍然。衫袖拂玉徽，为弹三峡泉），工建的《听琴》（无事此身离白云，松风溪水不曾闻。至心听著仙翁引，今看青山围绕君），杨巨源的《僧院听琴》（禅思何妨在玉琴，真僧不见听时心。离声怨调秋堂夕，云向苍梧湘水深），孟郊的《听琴》（学道三十年，未免忧死生。闻弹一夜中，会尽天地情），白居易的《和令狐仆射小饮听阮咸》（掩抑复凄清，非琴不是筝。还弹乐府曲，别占阮家名），杨巨源的《雪中听筝》（玉柱泠泠对寒雪，清商怨徵声何切。谁怜楚客向隅时，一片愁心与弦绝），白居易的《听李士良琵琶》（声似胡儿弹舌语，愁如塞月恨边云。闲人暂听犹眉敛，可使和蕃公主闻），顾况的《李供奉弹箜篌歌》，李商隐的《银河吹笙》，沈佺期的《凤箫曲》，白居易的《听芦管》，李颀的《听安万善吹筚篥歌》，杜甫的《夜闻筚篥》，李白的《春夜洛城闻笛》（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李益的《夜上受降城闻笛》（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下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李商隐的《听鼓》⋯⋯实在是不胜枚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