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西域经营探究-唐代伊、西、庭三州军政体制研究

贞观十六年九月癸酉，唐朝正式任命郭孝恪为安西都护、西州刺史。郭孝恪早年出世之时，正值隋末乱世，他先投李密，后随徐世绩守黎阳，降唐后又给秦王李世民进策促成了大破窦建德、王世充的伟业。此后，他历任四州刺史，都以能政著称。又先后任左骁卫将军、凉州都督^[406]。从其履历看，郭孝恪既有战争经验，又有治理州县的才能。《旧唐书·郭孝恪传》载：

贞观十六年，累授金紫光禄大夫，行安西都护、西州刺史。其地高昌旧都，士流与流配及镇兵杂处，又限以沙碛，与中国隔绝，孝恪推诚抚御，大获其欢心。^[407]

如前所述，贞观十六年正月唐太宗即下诏招募戍人，并将刑徒迁徙至西州。这些外来人口与高昌当地居民杂处，必然会产生一些复杂的社会问题。郭孝恪就任安西都护后，对当地居民、镇兵、流人“推诚抚御”，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成功维护了西州社会的稳定^[408]。

（一）伊、西、庭保卫战

大约就在郭孝恪就任安西都护后不久，势力膨胀的乙毗咄陆可汗就对伊、西、庭发动了攻势。《旧唐书·突厥传》载：

遣兵寇伊州，安西都护郭（孝）恪率轻骑二千自乌骨邀击，败之。咄陆又遣处月、处密等围天山县，郭（孝）恪又击走之。恪乘胜进拔处月俟斤所居之城，追奔及于遏索山，斩首千余级，降其处密之众而归。^[409]

乙毗咄陆可汗所遣之兵，很可能是叶护阿史那贺鲁所统之部众。如前文所述，贞观十四年可汗浮图城的西突厥叶护阿史那步真降唐，阿史那贺鲁继任叶护，徙居西州以北一千五百里的多罗斯川^[410]。阿史那贺鲁率领的处月、处密等部众便在此时南下侵扰伊、西、庭^[411]。阿史那贺鲁第一波攻势的目标是伊州，郭孝恪率轻骑兵自乌骨道出兵，击退敌军。乌骨道为自西州高昌县北乌骨山至庭州的道路，《西州图经》载其道“峻崄石粗，唯通人径，马行多损”^[412]。可见此道并不适合马行。郭孝恪并没有取大路伊西道赴伊州，而是选取险峻的乌骨道出庭州，再从庭州抄袭伊州附近的西突厥，可谓是出其不意。之后，乙毗咄陆可汗又发动第二波攻势，命南下的处月、处密部落围攻西州天山县。如前引《西州图经》所述，有白水涧道“出交河县界，西北向处月已西诸蕃”^[413]。一般认为，处月在今乌鲁木齐附近，而处密在今玛纳斯附近^[414]。那么处月和处密就应当是经白水涧道进入西州的。郭孝恪解围之后，追击处月、处密，很可能也是从白水涧道出西州。经此一战，郭孝恪不仅成功抵御了乙毗咄陆可汗的进攻，还乘胜击破了处月和处密。

作为经营西域前沿基地的伊、西、庭三州，第一次面对严峻的军事危机，并成功击退敌军。这也标志着在社会安定和军事力量加强之后，安西都护统领的伊、西、庭已经有能力在没有中原支持的情况下，进行一定程度的独立防御。唐朝为了防备乙毗咄陆可汗而采取的安抚西州和加强伊、西、庭防御的策略初见效果。

《贞观政要》卷九《议安边》载有：

至十六年，西突厥遣兵寇西州，太宗谓侍臣曰：“朕闻西州有警急，虽不足为害，然岂能无忧乎？往者初平高昌，魏徵、褚遂良劝朕立麴文泰子弟，依旧为国，朕竟不用其计，今日方自悔责……”^[415]

窥其文意，太宗听闻西突厥寇西州之事后，颇有悔意。这与唐太宗当日力主在高昌设立州县的坚决态度大相径庭。然而太宗真的悔责了吗？如前文所述，面对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势力逐渐坐大的情况，唐朝在贞观十六年正月安抚西州、招募戍人和徙刑徒实西州，积极加强防御，而不是采取向内地收缩的策略。唐太宗作出这种选择，可能已经预料到会与西突厥发生正面冲突。从贞观十六年以后的情况来看，唐朝也并没有改变经营伊、西、庭三州的西域策略。从吐鲁番出土《唐贞观十七年六月西州奴俊延妻孙氏辩辞》^[416]、《唐贞观十七年符为娶妻妾事》^[417]、《唐贞观年间西州高昌县勘问梁延台、雷陇贵婚娶纠纷案卷》^[418]看，在大量镇兵和罪犯来到西州与当地居民杂处后，出现了新的户口统计和田亩分配问题，故贞观十七年西州对当地户口进行了全面的清查^[419]。这表明唐朝在贞观十六年突厥攻击事件后，仍然在稳步落实和推进贞观十六年正月推出的各项安抚和实边的政策。贞观十八年，安西都护郭孝恪甚至主动出击，发起了对焉耆的征讨战役。由此可见，唐太宗此时并没有改变经营西域的初衷，他即使说过上面的话，或许也只是一时忧虑之言。从实际情况看，唐朝仍然在坚持伊、西、庭军政体制的建设和巩固。

（二）征讨焉耆与安抚处月

贞观十六年后不久，动荡不安的西突厥再次发生内乱，看似不可一世的乙毗咄陆可汗迅速衰弱。大概是因为咄陆可汗在袭击西州、伊州的同时或稍后大举西征，但却因袭击米国之后分配战利品的问题，杀泥孰啜，导致西突厥大乱^[420]。自咥利失可汗以后，泥孰系可汗皆为西突厥中的五弩失毕部落推举，常与乙毗咄陆可汗为敌^[421]。乙毗咄陆可汗败后，弩失毕部落趁机与唐朝沟通，拥立乙毗射匮可汗。此时伊丽河以东的处月、处密及部分咄陆部落，都不在乙毗咄陆可汗的实际控制之下了。西突厥各部再次陷入混乱的局面。

以此为契机，唐朝开始进一步向西拓展其势力。以西域东部的地理环境来说，天山以北多草原，适合游牧民族往来，天山之中，草原辽阔，水流充沛，是古代游牧民族东西游走的理想通途，唐时更是西突厥各部的重要基地。而天山以南的塔里木盆地内多是绿洲国家，适于农耕。唐朝在建立了伊、西、庭三州之后，要想进一步扩展其对西域的有效控制、建立新的基地，天山以南的绿洲国家无疑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故唐朝首先将拓展的目标选定为自西州进入这些绿洲国家的第一站焉耆。焉耆之地，既是天山中的重要草场，也是天山南麓的绿洲。焉耆国本来就与泥孰系可汗一直保持着异常紧密的联系。唐朝出兵高昌也与乙毗咄陆可汗联合高昌抄掠焉耆有关。侯君集平高昌后，焉耆王突骑支更是赴军门请谒，与唐朝建立朝贡关系^[422]。但不久之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旧唐书·焉耆传》载：

其年，西突厥重臣屈利啜为其弟娶焉耆王女，由是相为唇齿，朝贡遂阙。^[423]

其年即是指贞观十四年，刚刚与唐朝建立朝贡关系的焉耆，又因与屈利啜联姻而不再向唐朝朝贡。关于屈利啜，吴玉贵论证其是属于乙毗咄陆可汗的势力，内藤みどり更是认为屈利啜即是五咄陆部落之一的处木昆之屈律啜^[424]。可见，焉耆在贞观十四年或稍后，即归附了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

借着乙毗咄陆可汗衰败之机，唐朝开始了对焉耆的经略。《册府元龟》卷三五八《将帅部·立功第十一》记载了郭孝恪击破焉耆的过程：

郭孝恪为安西都护，贞观十八年诏讨焉耆，乃选步骑三千出银山道，以焉耆王弟栗婆准为乡导……孝恪纵兵击之，虏其王突骑支，斩首虏七千级。以栗婆准为导军有功，留摄国事而还。时屈利啜将兵来援焉耆，以劲骑五千追孝恪至于银山之下，孝恪逆袭破之，追奔数十里而还。^[425]

此次行军名为西州道行军。据《新唐书·焉耆传》所载，郭孝恪出征是在贞观十八年八月十一日，得胜是在八月二十二日^[426]。值得注意的是，与平高昌的大规模行军不同，此次征讨焉耆的军事行动主要是由安西都护郭孝恪率领伊、西、庭的镇戍部队完成的。这可以说是郭孝恪继贞观十六年成功抵御西突厥的进攻后，完成的又一项壮举。需要注意的是伊、西、庭军力的变化，虽然魏徵曾提到西州“常须千余人镇守”，但是贞观十六年郭孝恪救援伊州时即已率轻骑二千，此次攻焉耆又率步骑三千，可知此时安西都护可以调动的伊、西、庭的总兵力，肯定已经超过了三千。这些应当都是伊、西、庭社会安定和军力加强的成果。

③《吐鲁番出土文书》图版本叁，第5页。

吐鲁番出土《唐贞观十九年安西都护府下军府牒为速报应请赐物见行兵姓名事》文书中有：文书钤有“安西都护府之印”，可知其为安西都护府下发之牒文。内容大致是命下属申报应请赐物的“见行兵”姓名。文书的时间为贞观十九年八月，而郭孝恪击破焉耆就在贞观十八年八月，相距不远。那么这次赐物中的“见行兵”，就应当是指参加了贞观十八年征讨焉耆的兵士^[427]。

从日后唐朝建立四镇来看，唐太宗的西域策略无疑是要以伊、西、庭为基地，进一步经营天山以南的绿洲国家。那么攻击焉耆的目的，不仅仅是打击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的势力，更是要确立唐朝在天山以南的统治。唐太宗对此次征战也是十分关注，甚至亲自计算捷报达到之日期，可见其对郭孝恪抱有很大的期待^[428]。郭孝恪不负众望攻克焉耆后，唐朝随即扶立亲唐的栗婆准为焉耆王，尝试建立一种羁縻关系。但相对于西突厥各部的军力，安西都护的兵力仍然显得薄弱。郭孝恪返回西州后，唐朝所立焉耆王栗婆准即被囚禁。西突厥处般啜实际控制了焉耆。在唐太宗的强硬表态下，处般啜所派的吐屯撤出了焉耆，但焉耆新王薛婆阿那支仍然是在处般啜的保护之下^[429]。吴玉贵认为，处般啜为乙毗射匮可汗势力^[430]。内藤みどり则认为，处般啜即鼠尼施处半啜^[431]。无论如何，唐朝的这次出兵最终并没有真正控制焉耆。

（三）征讨龟兹

贞观十六年，取代乙毗咄陆可汗成为西突厥最强大势力的乙毗射匮可汗向唐朝遣使请婚，唐太宗“许之，且使割龟兹、于阗、疏勒、朱俱波、葱岭五国以为聘礼”^[432]。可见唐太宗还是有继续向天山以南绿洲国家拓展的战略意图。但此事没有了下文。

贞观二十一年（647）十二月戊寅，唐太宗下诏征讨龟兹，《册府元龟》卷九八五《外臣部·征讨第四》载征龟兹之诏，从中可以看出此次行军的组成：

可遣使持节昆丘道行军大总管、左骁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副大总管、左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金紫光禄大夫、行安西都护郭孝恪，司农卿、清河郡公杨弘礼，行军总管、左武卫将军李海崖等……^[433]

可知，此次行军称昆丘道行军，另有史书称为昆山道行军^[434]。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出身于东突厥的大总管阿史那社尔和出身于铁勒的契苾何力外，安西都护郭孝恪也成为了行军总管，他应该是带领伊、西、庭的兵士参与了此次行军。贞观二十二年九月，唐军先击破天山北麓的处月、处密部落，之后分兵五路沿天山中的通路奇袭焉耆、龟兹。焉耆王薛婆阿那支逃往龟兹，唐军将其擒杀。十月，前锋伊州刺史韩威、右骁卫将军曹继叔大破龟兹兵于多褐城。至十一月，龟兹王自王都退居拨换城，阿史那社尔进军围之，留郭孝恪守其王都。闰十二月丁丑，阿史那社尔克拨换城，生擒龟兹王诃黎布失毕及大将羯猎颠。不久，逃窜于北山的龟兹国相那利引西突厥袭杀郭孝恪及其子郭待诏，一代骁将就此陨落。但唐朝最终还是取得了此战的胜利。唐朝出兵焉耆、龟兹，也对于阗国产生了极大的震慑。阿史那社尔兵至龟兹时，于阗王伏阇信便遣其子犒军。平龟兹后的贞观二十二年闰十二月，行军长史薛万备率五十骑至于阗，胁迫于阗王伏阇信随行军入朝^[435]。于是，唐朝昆丘道行军一战，接连俘获了焉耆、龟兹、于阗三国国王，威震西域。龟兹王、焉耆王、于阗王的形象也被刻成石像，置于昭陵阙下，以纪念太宗的功业^[436]。

可以看到，郭孝恪率领的伊、西、庭兵士成为了昆丘道行军的主力部队之一。郭孝恪本人力战殉国，伊州刺史韩威也立有战功。从出土文书看，西州确实有大量兵士参与了此次行军。《唐令狐鼠鼻等差科簿》中有：

①《吐鲁番出土文书》图版本叁，第111页。

唐代垂拱年间还有一次昆丘道行军，但是这件文书中出现“十八年”，说明其时代为贞观，那么这里出现的两个给复的勋官，就应当是参加了征讨龟兹的昆丘道行军。我们看到，参与行军的两人一为“外侍”，一为“白丁”，身份都不是卫士。说明这次昆丘道行军，除了镇兵和卫士以外，还征发了西州当地百姓。可见，作为唐朝经营西域的前沿基地，西州为征讨龟兹的行军提供了大量的人力支持。

同时，也可以在文书中找到伊州兵及部落首领参与此次行军的证据。前文在讨论安西都护府的建制时，引用了一组安西都护府处理伊州兵士和首领兵赐的文书，其中《唐总计练残文书》（一）中有：

②《吐鲁番出土文书》图版本叁，第43页。

这组赏赐文书的时间当在贞观二十三年，其中接受赐物者皆是参与了昆丘道行军的人员^[437]。文书中提到了伊州三卫、首领及行从兵。所谓三卫，是指亲卫、勋卫、翊卫，皆有品阶。这里出现伊州三卫，说明此次行军确实有伊州兵士参与。至于首领，可能与聚居在伊州当地的粟特聚落或突厥部落有关。

另外，伊、西、庭三州作为中原进入西域门户的重要性，在这次远征中也体现得十分明显。唐朝控制着西域东部的伊州、西州和庭州，实际上就是掌握了通向天山南北的重要通道。阿史那社尔绕开通焉耆的银山道，率先攻击天山北麓的处月、处密，再南下奇袭，正是利用了伊、西、庭同时控扼天山南北的地理优势。又《太平广记》卷一一六《薛孤训》载有：

唐贞观二十年征龟兹，有薛孤训者，为行军仓曹〔参〕军，及屠龟兹后，乃于精舍剥佛面金，旬日之间，眉毛尽落。还至伊州，乃于佛前悔过，以所得金皆为造功德，未几，眉毛复生。^[438]

这则故事虽然看似荒诞，但其中所反映的历史背景应当是真实的。故事中薛孤训于龟兹剥金，又于伊州造功德，想必行军是在伊州驻留休整过。可见，昆丘道行军进出西域都是以伊州为落脚点。伊、西、庭三州作为唐朝经营西域的前沿基地的作用就突显出来了。

在击破龟兹后不久的贞观二十三年二月丙戌，唐朝设置瑶池都督府，隶属于安西都护府，并正式任命投降唐朝的阿史那贺鲁为瑶池都督。瑶池都督府的设置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是唐朝继在东突厥、漠北铁勒广置羁縻府州之后，第一次在西域地区的西突厥部落设立羁縻府州，将部分西突厥部落纳入到了羁縻统治之下。同时，安西都护府也第一次超越伊、西、庭三州的界线，开始统领羁縻都督府，这也是日后庭州附近广设羁縻府州的先声。然而关于瑶池都督府，我们所知甚少。《旧唐书·回纥传》载：

诏西突厥可汗阿史那贺鲁统五啜、五俟斤二十余部，居多罗斯水南，去西州马行十五日程。回纥不肯西属突厥。^[439]

由此来看，阿史那贺鲁似是已经统有五咄陆、五俟斤等西突厥全境，并驻于多罗斯水南^[440]。苏北海认为瑶池都督治碎叶，以便统领西突厥诸部^[441]。郭平梁则认为瑶池都督治在今巴尔喀什湖附近^[442]。薛宗正认为应在今赛里木湖一带^[443]。然而，此时乙毗射匮可汗或势力尚在，《资治通鉴》载其永徽二年（651）西走之后方被击破^[444]。可见，阿史那贺鲁真正统有五咄陆、五弩失毕的全部西突厥部落，当在永徽二年以后。《新唐书·契苾何力传》载：

永徽中，西突厥阿史那贺鲁以处月、处蜜、姑苏、歌逻禄、卑失五姓叛。^[445]

大约阿史那贺鲁作为瑶池都督，可能仅是统领处月、处密等五部。又，《新唐书·沙陀传》载：

贺鲁来降，诏拜瑶池都督，徙其部庭州之莫贺城。处月朱邪阙俟斤阿厥亦请内属……又明年，废瑶池都督府，即处月地置金满、沙陀二州，皆领都督。^[446]

作为西突厥叶护时，贺鲁就统有处月、处密，处月俟斤与阿史那贺鲁一同降唐，瑶池都督府罢废后，处月之地又另设新的都督府。可见，处月与瑶池都督府有密切的关系。又《太白阴经》卷三有：

以突厥处密部落为瑶池都督府。^[447]

这就明确地表示，瑶池都督府是设置于处密部落的。综合以上几方面，瑶池都督府的统辖范围，只是以处月、处密部落为核心的天山以北部分地区，而不是西突厥全境。而且驻地应当就在庭州以西的处密部落。可惜瑶池都督府的设置时间并不长，永徽二年阿史那贺鲁叛乱，永徽四年三月瑶池都督府即罢废^[448]。

总之，在贞观十六年九月郭孝恪就任安西都护后，在他治理下的伊、西、庭，不仅成功抵御了乙毗咄陆可汗系西突厥势力的攻击，而且在贞观十八年独立完成了对焉耆的征讨，又参加了贞观二十二年到二十三年征讨龟兹的战役。在成功建立了一套军政体制、维持社会安定之后，伊、西、庭逐渐承担起唐朝经营西域的军事任务，而且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贞观时期唐朝的西域经营，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在西域建立了伊、西、庭三州，建立起以西州为核心的军政体制。这使得唐朝在西域开辟出了一片坚实的基地，此后的西域经营都以此为根基向前推进。但伊、西、庭并不是唐朝经营西域的终点，唐朝终将势力伸展到了天山以南的其他绿洲国家，并在那里建立起统治。在以后的时代，以伊、西、庭三州为基础，安西四镇走上历史舞台，成为了唐朝向西经营的前沿。

【注释】

[1]薛宗正：《伊吾归唐与伊州创置》，载《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第4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12页。

[2]关于隋朝伊吾郡设立的时间，参见吴玉贵《隋唐伊吾史二题》，载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编《国学的传承与创新：冯其庸先生从事教学与科研六十周年庆贺学术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967—970页。

[3]详见王素《高昌史稿·统治编》，第411—421页。

[4]《隋书》卷六七《裴矩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581页。

[5]《隋书》卷二四《食货志》，第688页。

[6]《新唐书》卷二一五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028页。

[7]陈寅恪：《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载氏著《寒柳堂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108—121页。

[8]《旧唐书》卷一九四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181页。

[9]《旧唐书》卷一九九下，第5344页。

[10]关于“义和政变”前后的高昌国史，参见吴震《麴氏高昌国史索隐——从张雄夫妇墓志谈起》，《文物》1981年第1期，第38—50页；关尾史郎《“义和政变”前史——高昌国王麴伯雅の改革を中心として》，《东洋史研究》第52卷第2号，1992年，第153—174页；同氏《“义和政变”新释——隋·唐交替期の高昌国·游牧势力·中国王朝》，《集刊东洋学》第70号，1992年，第41—57页；王素《麴氏高昌“义和政变”补说》，《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77—194页；孟宪实、姚崇新《从“义和政变”到“延寿改制”——麴氏高昌晚期政治史探微》，《敦煌吐鲁番研究》第2卷，1997年，第163—188页；张铭心《“义和政变”与“重光复辟”问题的再考察——以高昌墓砖为中心》，《敦煌吐鲁番研究》第2卷，2000年，第117—146页。

[11]吴震：《麴氏高昌国史索隐——从张雄夫妇墓志谈起》，第38—50页。

[12]关尾史郎：《“义和政变”新释——隋·唐交替期の高昌国·游牧势力·中国王朝》，第41—57页。

[13]王素：《高昌史稿·交通编》，第453—461页。

[14]《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孙毓棠、谢方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8—23页。

[15]《元和郡县图志》卷四〇，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029页。

[16]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第40页。

[17]薛宗正：《伊吾归唐与伊州创置》，第1—12页。

[18]荣新江：《何谓胡人？——隋唐时期胡人族属的自认与他认》，《乾陵文化研究》第4辑，2008年，第3—9页。

[19]参见荣新江《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原载《国学研究》第6卷，1999年；此据氏著《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51—53页。

[20]荣新江：《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第37—110页。

[21]《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第18页。

[22]《隋书》卷六七《裴矩传》，第1581页。

[23]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辑，第39页。

[24]《沙州伊州地志》中，亦载有唐朝破高昌之前伊吾县火袄庙及其袄主翟槃陀之事，由此可见伊吾粟特人活动之面貌。参见荣新江《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第51—53页；姚崇新《“素画”与“塑画”——再论唐代伊吾祆庙的“素书”》，载《国学的传承与创新：冯其庸先生从事教学与科研六十周年庆贺学术文集》，第972—989页。

[25]关于粟特人占据伊吾、鄯善之形势，幸蒙毕波老师指教。

[26]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辑，第41页。

[27]李志敏：《“纳职”名称考述：兼谈粟特人在伊吾活动的有关问题》，《西北史地》1993年第4期，第36页。

[28]荣新江：《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第53页。

[29]李志敏：《“纳职”名称考述：兼谈粟特人在伊吾活动的有关问题》，第34—38页。

[30]《新唐书》卷二一五上，第6036页。

[31]《通典》卷一九一，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5198页。

[32]薛宗正：《伊吾归唐与伊州创置》，第1—5页。

[33]关于东突厥汗国的内在矛盾，参见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第163—165页。

[34]《旧唐书》卷一九九下《铁勒传》，第6344页。

[35]《旧唐书》卷一〇九，第3289页。

[36]关于统叶护可汗遇害时间及西突厥内乱经过，参见杨建新《西突厥的形成、属部及其有关问题》《，西北史地》1984年第4期，第41—45页；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第163—165页。

[37]《旧唐书》卷一九九下《铁勒传》，第6344页。

[38]《旧唐书》卷三，第39页。

[39]《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082页。

[40]《旧唐书》卷六二，第2388—2389页。

[41]《旧唐书》卷一〇九《阿史那社尔传》，第3289页。

[42]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第227页。

[43]《唐会要》卷七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554页。

[44]《贞观政要》卷九，谢保成集校，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503—504页。

[45]《通典》卷一九七，第5413—5414页。

[46]《资治通鉴》卷一九三，第6081页。

[47]关于李大亮上疏的时间，大多数学者径从《资治通鉴》之说。韩理洲先生从《唐会要》之说，认为李大亮上疏在贞观五年，见氏著《唐文考辨初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35—336页。吴玉贵先生亦对李大亮的上疏进行了研究，他在《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一书“唐朝对东突厥的措置”一章中认为“《会要》更有理据”（第180页），但又在“西突厥汗国的强盛与衰落”一章中认为“应以《通鉴》所载时间为是”（第227页），两处观点并不一致。

[48]《资治通鉴》卷一九三，第6082页。

[49]参见栗原益男《7、8世纪と东アジア世界》，唐代史学会编《隋唐帝国と东アジア世界》，东京：汲古书院，1979年，第144—147页；张广达《唐灭高昌国后的西州形势》，第114页。

[50]《旧唐书》卷四〇，第1643页。

[51]《新唐书》卷四〇，第1046页。

[52]《元和郡县图志》卷六，第165页。

[53]《唐会要》卷七〇，第1481页。

[54]吴玉贵：《隋唐伊吾史二题》，第967—971页。

[55]薛宗正：《伊吾归唐与伊州创置》，第1—12页。

[56]嶋崎昌：《唐の高昌国征讨の原因にっいて》，《中央大学文学部纪要》史学科第4号（总第14号），1957年；此据氏著《隋唐时代の东トウルキスタン研究——高昌国史研究を中心として》，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77年，第81—112页。

[57]王素：《高昌史稿·统治编》。

[58]《资治通鉴》卷一九三，第6082页。

[59]《旧唐书》卷一九八，第5294页。

[60]见《旧唐书》卷一九八《高昌传》中所引魏徵之言：“陛下初临天下，高昌夫妇先来朝谒。自后数月，商胡被其遏绝贡献”，第5296页。

[61]《旧唐书》卷一九八，第5294页。

[62]见王素《高昌史稿·统治编》，第415—417页；《高昌史稿·交通编》，第464—466页。伊濑仙太郎、嶋崎昌认为高昌国计划攻击伊吾的合作势力是西突厥，显然是不正确的。见嶋崎昌《唐の高昌国征讨の原因にっいて》，第94页；伊濑仙太郎《中国西域经营史研究》，第178页。

[63]《旧唐书》卷一〇九《阿史那社尔传》，第3289页。

[64]见《旧唐书》卷一九四下《突厥传下》，第5179页。

[65]西突厥内乱之始末，见《旧唐书·突厥传》，第5182—5183页。

[66]《册府元龟》卷一〇〇〇，第11572页。

[67]参见李锦绣《唐代直官制初探》，载《国学研究》第3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393—395页；韩香《唐代长安译语人》，《史学月刊》2003年第1期，第28—31页。

[68]李锦绣先生认为，“揖怛”与嚈哒有关，见《从史诃耽墓志看唐代的翻书译语直官》，“西域—中亚语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央民族大学，2012年。

[69]《旧唐书》卷一九八，第5301页。

[70]《旧唐书》卷一四四下，第5183页。“同娥设”，《新唐书》卷一四〇下《突厥传》作“同俄设”。

[71]《资治通鉴》卷一九四，第6097页。《旧唐书》卷一四四下《突厥传下》，第5183页。

[72]《旧唐书》卷一四四下《突厥传下》载，泥孰“父莫贺设，本隶统叶护。武德中，尝至京师。时太宗居藩，务加怀辑，与之结盟为兄弟”，第5183页。

[73]《旧唐书》卷一四四下，第5183页。

[74]《资治通鉴》卷一九四，第6097页。

[75]王素：《高昌史稿·交通编》，第143—146页。

[76]吴玉贵先生认为，高昌与焉耆的争夺，表明了西突厥失去了维持西域正常贸易秩序的功能，见《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第230页。王素先生认为，此次行动涉及两国私怨，见《高昌史稿·统治编》，第418页。

[77]阿史那社尔征薛延陀的时间，见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第228—229页。

[78]《旧唐书》卷一〇九《阿史那社尔传》，第3289页。

[79]关于西突厥国乱的情形，参见《旧唐书》卷一九四下《突厥传》，第5183—5184页。

[80]《旧唐书》卷一九八，第5301—5302页。

[81]《旧唐书》卷一九八，第5294页。

[82]《册府元龟》卷九七三《外臣部·诸国讨伐》，第11264页。

[83]松田寿男：《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第398—401页。

[84]参见内藤みどり《西突厥史の研究》，第190页。

[85]《吐鲁番出土文书》图版本贰，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76—78页。

[86]见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96—98页。

[87]《唐大诏令集》卷一三〇，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702页。

[88]关于诏书内容的讨论，参见王素《高昌史稿·统治编》，第412—421页；嶋崎昌《唐の高昌国征讨の原因にっいて》，第81—112页。

[89]见前引《册府元龟》卷九七三《外臣部·诸国讨伐》，第11264页。

[90]《新唐书》卷二二一《高昌传》，第6221页。

[91]《姜行本纪功碑》，见《金石萃编》卷四五下，北京：中国书店，1985年，第12页。

[92]《旧唐书》卷一九八，第5296页。

[93]《通典》卷一九一，第5205—5206页。

[94]内藤みどり：《西突厥史の研究》，第228—232页；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第258页。

[95]《旧唐书》卷一九四下，第5186页。

[96]张广达：《唐灭高昌国后的西州形势》，第116页；荣新江：《吐鲁番的历史与文化》，载胡戟、李孝聪、荣新江《吐鲁番》，西安：三秦出版社，1987年，第54页。

[97]《旧唐书》卷三，第51页。

[98]卢向前：《唐代西州成立时间考》，《文献》2001年第1期，第274—277页。

[99]《唐会要》卷九五，第2016页。

[100]《新唐书》卷二二一，第6222页。

[101]《旧唐书》卷三，第52页。

[102]宋家钰：《唐代的手实、户籍与计帐》，《历史研究》1981年第6期，第13—28页；孟宪实：《新出唐代寺院手实研究》，《历史研究》2009年第5期，第170—179页。也有学者认为，手实是计帐的基础，而户籍又由计帐制作而成，见朱雷《唐代“手实”制度杂识——唐代籍帐制度考察》，原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5期，1983年，后收入氏著《敦煌吐鲁番文书论丛》，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7—112页；张荣强：《〈新唐书·食货志〉所载“手实”、“乡帐（计帐）”关系考》，《史学史研究》2009年第4期，第74—79页。

[103]土肥义和认为该手实中“合受田八十亩”符合唐制，见氏著《贞观十四年九月西州安苦延手实にっいて》，载《铃木俊先生古稀记念东洋史论丛》，东京：山川出版社，1975年，第295—301页。唐长孺则推测为高昌国田制，见氏著《唐贞观十四年手实中的受田制度和丁中制度》，载《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100—125页。

[104]《日藏弘文本文馆词林校证》卷六六九，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248页。

[105]《日藏弘文本文馆词林校证》卷六六九，第364页。

[106]土肥义和：《贞观十四年九月西州安苦延手实にっいて》，第302页。

[107]池田温：《唐代诏敕目录》，西安：三秦出版社，1991年，第37页。

[108]《贞观政要》卷九，第506—507页。

[109]《贞观政要》卷九，第507—508页。

[110]《魏书》卷一〇一，第2244页。

[111]杜斗城、郑炳林：《高昌王国的民族和人口结构》《，西北民族研究》1988年第1期，第80—86页。

[112]《魏书》卷一〇一，第2245页。

[113]《周书》卷五〇，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915页。

[114]《隋书》卷八三，第1847页。

[115]姚崇新：《唐代西州的官学：唐代西州的教育之一》《，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第62—68页。

[116]《文馆词林校证》卷六六四，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249页。

[117]《旧唐书》卷三，第52页。

[118]伊濑仙太郎：《中国西域经营史研究》，第187—190页。

[119]荣新江：《新出吐鲁番文书所见西域史事二题》，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5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339—345页。

[120]《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序》，第3874页。

[121]据《唐六典》所载，单于、安西、安北为大都护府，安南、安东、北庭为上都护府。这大概是《唐六典》修成时的情况。见《唐六典》卷三，第72页。

[122]《唐六典》卷三〇，第755页。

[123]关于唐朝对都护府及羁縻府、州的管理，参见刘统《唐代羁縻府州研究》，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1—55页。

[124]孟彦弘：《唐前期的兵制与边防》，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49页。

[125]《贞观政要》卷九，第507页。

[126]郁贤皓《唐刺史考》载安西都护有郭孝恪、麴智湛。荣新江先生补入乔师望、柴哲威，见荣新江《〈唐刺史考〉补遗》，《文献》1990年第2期，第89—90页。另可参考柳洪亮《安西都护府初期的几任都护》，载氏著《新出吐鲁番文书及其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55—362页。

[127]《册府元龟》卷三九八，第4511页。

[128]参见柳洪亮《唐天山县南平乡令狐氏墓志考释》，《文物》1984年第5期，第78—80页。

[129]王永兴：《吐鲁番出土唐西州某县事目文书研究》，《国学研究》第1卷，1993年，第376—382页。

[130]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上卷第3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235—1240页。

[131]王永兴：《吐鲁番出土唐西州某县事目文书研究》，第376—382页。

[132]《旧唐书》卷八三，第2774页。

[133]柳洪亮：《新出吐鲁番文书及其研究》，第355—356页。

[134]《册府元龟》卷九九一，第11478页。

[135]陈国灿：《吐鲁番出土汉文文书与唐史研究》，载黄约瑟、刘健明编《隋唐史论集》，香港：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93年，第295—296页。

[136]柳洪亮：《“西州之印”印鉴的发现及相关问题》，第369页。

[137]刘安志：《唐初对西州的管理——以安西都护府与西州州府之关系为中心》，原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34辑，2004年；收入氏著《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代西域史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5—23页。

[138]陈国灿：《吐鲁番出土汉文文书与唐史研究》，第295—296页。

[139]《日藏弘文本文馆词林校证》卷六六四，第249页。

[140]土肥义和：《贞观十四年九月西州安苦延手实にっいて》，第313—314页注26。

[141]荣新江：《〈唐刺史考〉补遗》，第89页；李方：《唐西州长官编年考证——西州官吏考证（一）》，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73页。

[142]《唐六典》卷二，第40—41页。

[143]刘安志：《唐初对西州的管理》，第12页。

[144]金锡佑：《唐代百姓勋官考论》，《东方论坛》2004年第6期，第91—92页。

[145]《旧唐书》卷一九九上《高丽传》，第5325页。

[146]参见裴成国《高昌国社会经济文化新论》，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162—164页。

[147]池田温将诏书时间定在贞观十六年正月，见池田温《唐代诏敕目录》，第39页。陈国灿先生最初认为，贞观十八年时西州尚未贯彻朝廷授勋令，故乔师望任安西都护当在贞观十八年以后，见陈国灿《唐乔师望职官年谱》，《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3辑，1994年，第44—46页。不过此后陈国灿公布了其与池田温就诏书中提到的授勋问题进行的讨论，并承认经过讨论其观点已经改为更倾向于贞观十六年，见陈国灿《关于唐初乔师望守安西都护的时间问题》，《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5辑，1996年，第86—88页。

[148]李方：《唐西州长官编年考证——西州官吏考证（一）》，第272—273页；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附表三《将相年表》。

[149]程喜霖据此认为谢叔方不曾任西州刺史，见氏著《吐鲁番文书所见唐安西都护府与丝绸之路》，载《敦煌学与中国史研究论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11页。

[150]《唐会要》卷七三，第1567页。此处记载中的“二十二日”，似为“二十一日”之误。

[151]《资治通鉴》卷一九五，第6156页。

[152]徐松、沙畹、张广达都认为安西都护府初置于交河城。见徐松《西域水道记》卷二，朱玉麒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13页；沙畹：《西突厥史料》，冯承钧译，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7页。另见下文柳洪亮、陈国灿、刘安志观点。苏北海则认为安西都护府初置即在高昌城。见苏北海《西域历史地理》，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00页。

[153]刘安志：《唐初对西州的管理》，第14页。

[154]薛宗正：《安西与北庭》，第48页。

[155]刘安志：《唐初对西州的管理》，第14—17页。

[156]《旧唐书》卷八三，第2774页。

[157]关于高昌的郡县问题，前辈学者多有讨论，具体可参见王素《高昌史稿·交通编》，第26页注1。

[158]《旧唐书》卷一九八，第5295—5296页。

[159]郑炳林：《高昌王国行政地理区划初探》，《西北史地》1985年第2期，第64—72页。

[160]王素：《高昌史稿·交通编》，第44—84页。

[161]《周书》卷五〇《高昌传》载高昌“次有公二人，皆其王子也，一为交河公，一为田地公”，第914页。

[162]《通典》卷七《食货典·历代盛衰户口》载，“大唐贞观户不满三百万”，而永徽元年也仅有户三百八十万，第148页。

[163]贞观十三年有州三百五十八，算上十四年设置的西州和庭州，刚好三百六十州。见李泰《括地志辑校》，贺次君辑校，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5页。

[164]《通典》卷一九一，第5205页。

[165]王素：《高昌史稿·交通编》，第51—52页。

[166]黄文弼提到，托克逊以东10公里有窝额梯木古遗址，其北5公里有古城址，此古城即是天山县城，见氏著《吐鲁番考古记》，中国社会科学院，1954年，第168页。王素赞同此说，见《高昌史稿·交通编》，第82—84页。松田寿男亦认为天山县城似在窝额梯木（Oi-tam），见氏著《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第51页。另有阿撒尔萨里、布干土拉等说，不再一一引述。

[167]《旧唐书》卷四八，第2089页。

[168]张广达：《唐灭高昌国后的西州形势》，第116—129页。

[169]张广达：《唐灭高昌国后的西州形势》，第120页。

[170]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第60—61页。

[171]徐畅：《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所见唐代城主新议》，《西域研究》2008年第1期，第89页。

[172]郑炳林：《高昌王国行政地理区划初探》，第69页。

[173]郑炳林：《高昌王国行政地理区划初探》，第69页。

[174]张广达：《唐灭高昌国后的西州形势》，第127—128页。

[175]可参见张宇《吐鲁番文书所见唐西州“城主”考》，《南京师大学报》2011年第2期，第90页。

[176]沙知：《唐敦煌县寿昌城主小议》，《中国古代史论丛》第3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王素：《敦煌吐鲁番文书中的“城主”》，《中国文物报》1990年1月11日第3版；周绍良：《谈“城主”兼论寿昌是镇非县》，《出土文献研究集林》第3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刘再聪：《从吐鲁番文书看唐代西州县以下行政建制》，《西域研究》2006年第3期；徐畅：《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所见唐代城主新议》，《西域研究》2008年第1期；邰朋飞：《唐代城主相关问题考——以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为中心》，《敦煌研究》2010年第2期；白须净真：《唐代西州武城城之前城主与沙州寿昌城主——有关唐代西州城及其城主考察之序章》，《西北史地》1989年第3期。

[177]张宇：《吐鲁番文书所见唐西州“城主”考》，第87—95页。

[178]参见王永兴《敦煌唐代差科簿考释》，第78—79页。

[179]徐畅：《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所见唐代城主新议》，第90—92页。

[180]《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本肆，第336页。

[181]《唐某城点检应役残文书》，《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本肆，第246页。

[182]《武周长安二年（702）西州洿林城主王交行牒为勒僧尼赴县事》，《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本叁，第450页。

[183]大谷3494，见《大谷文书集成》贰，京都：法藏馆，1989年，第112页。

[184]大谷5795、大谷5798、大谷5803，见《大谷文书集成》叁，京都：法藏馆，2003年，第197—199页，图版三二、三四、三九。

[185]《武周天授二年（691）安昌合城老人等牒为勘问主簿职田虚实事》，《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本肆，第75页。

[186]《通典》卷一九一，第5205—5206页。

[187]《资治通鉴》卷一九五，第6156页。

[188]薛宗正：《安西与北庭》，第62—68页；《北庭历史文化研究》，第77—84页。

[189]松田寿男：《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第352—354页。

[190]李泰：《括地志辑校》，第5页。

[191]《通典》卷一七四，第4559页。

[192]《元和郡县图志》卷四〇，第1033—1034页。

[193]《旧唐书》卷四〇，第1646页。

[194]《新唐书》卷四〇，第1047页。

[195]徐松：《西域水道记》卷三，第172页；陶保廉：《辛卯侍行记》卷六，刘满点校，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

[196]松田寿男：“论唐朝庭州之领县”，《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第352—354页。

[197]孟凡人：“唐北庭都护府建制沿革”、“唐轮台方位考”，《北庭史地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4—78、96—112页；薛宗正：“安西都护府治下的庭州诸行政建置”，《北庭历史文化研究》，第84—89页。

[198]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第258页。

[199]《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第18页。

[200]《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序》，第2914页。

[201]《后汉书》卷一九《耿弇列传》，第720页。

[202]《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第3921页。

[203]徐松最早提出这种观点（见《汉书西域传补注》卷下，车师后国条），沙畹、斯坦因、松田寿男、孟凡人大多遵从此说，不再一一引证。关于务涂谷的其他一些说法，亦可参见戴良佐《务涂谷今地考》，《西北史地》1997年第4期，第47—50页。

[204]孟凡人认为五城是指由延城、内城等组成的同一城池的五个部分，见《论别失八里》，《新疆社会科学》1984年第1期，第117—129页。松田寿男认为五城代表不同的城堡，并列举唐代金满县附近有可汗浮图城、莫贺城、金岭城、西延城、金满城等，见《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第375页。陈戈亦认为五城应指五座不同的城池，见《别失八里（五城）名义考实》，《新疆社会科学》1986年第1期，第60—69页。

[205]徐松：《西域水道记》卷三，第172—173页。

[206]参见松田寿男《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第371—375页。

[207]松田寿男：《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第381—385页。

[208]嶋崎昌：《隋唐时代の东トウルキスタン研究》，第202—230页。

[209]《新唐书》卷四〇，第1047页。

[210]《旧唐书》卷四〇，第1645页。

[211]《新唐书》卷四〇，第1046页。

[212]陶保廉：《辛卯侍行记》卷六，第388页。

[213]李光廷：《汉西域图考》卷三，页三。

[214]松田寿男：《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第371—375页。

[215]岑仲勉：《麴氏高昌补说》，载氏著《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165页。

[216]孟凡人：《唐北庭城与外界的交通》，载《北庭史地研究》，第136—137页。

[217]薛宗正：《北庭历史文化研究》，第85—86页。

[218]参见王炳华《唐置轮台县与丝绸之路北道交通》，《唐研究》第16卷，2010年，第151—168页；另可参见徐百城编著《轮台丝路今觅处》，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1996年。

[219]《通典》卷一七四《州郡典》，第4559页；《旧唐书》卷四〇，第1646页。

[220]《元和郡县图志》卷四〇，第1033—1034页。

[221]《新唐书》卷四三下，第1131页。

[222]松田寿男：《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第366—368页。

[223]孟凡人：《北庭史地研究》，第68页。

[224]薛宗正：《唐轮台县故址即今昌吉古城再考》，《昌吉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第1—2页；《北庭历史文化研究》，第198—199页。

[225]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第59页。

[226]荣新江：《新出吐鲁番文书所见唐龙朔年间哥逻禄部落破散问题》，第34页。

[227]松田寿男：《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第369—371页。

[228]戴良佐：《唐庭州西海县方位初考》，《新疆文物》1995年第2期，第52—53页。

[229]王旭送：《唐庭州西海县考》，《昌吉学院院报》2013年第6期，第8—12页。

[230]《资治通鉴》卷二二二，第7116页。

[231]《资治通鉴》卷二二二，第7123页。

[232]吴震：《唐庭州西海县之建制及相关问题》，《新疆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第95—104页。

[233]李泰：《括地志辑校》，第5页。

[234]《通典》卷一九一，第5205—5206页。

[235]《唐会要》卷九五《高昌》，第2016页。

[236]《旧唐书》卷四，第69页。

[237]吴震：《唐庭州西海县之建制及相关问题》，第96页。

[238]松田寿男：《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第381—385页。

[239]《元和郡县图志》卷四〇，第1029—1030页。

[240]《通典》卷一七四《州郡典》，第4557页。

[241]《新唐书》卷四〇，第1046页。

[242]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辑，第41页。

[243]参见陶保廉《辛卯侍行记》卷六，第366页；岑仲勉《敦煌于阗文件地理译考》，载《岑仲勉史学论文续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12页；羊毅勇《唐代伊州考》，《西北民族研究》1993年第1期，第135页。

[244]参见《沙州伊州地志》“伊州纳职县”条的记载，见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辑，第41页。

[245]唐长孺：《吐鲁番文书中所见的西州府兵》，原载《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此据氏著《山居存稿三编》，第226—237页。

[246]《吐鲁番出土文书》图版本叁，第118页。

[247]《吐鲁番出土文书》图版本叁，第313页。

[248]《吐鲁番出土文书》图版本叁，第212页。

[249]《吐鲁番出土文书》图版本叁，第287页。

[250]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46页。

[251]气贺泽保规：《府兵制の研究——府兵兵士とその社会》，京都：同朋舍，1999年，第343—352页。

[252]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第117页。

[253]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第379页。

[254]李肖：《交河沟西康家墓地与交河粟特移民的汉化》，《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0卷，2007年，第85—94页；张铭心：《吐鲁番交河沟西墓地新出土高昌墓砖及其相关问题》，《西域研究》2007年第2期，第56—61页。

[255]孟宪实：《唐代府兵“番上”新解》，《历史研究》2007年第2期，第73—74页；孟宪实、刘丽：《吐鲁番新出赵同墓志初探》，《西域文史》第3辑，2008年，第191—192页。

[256]关于具体文书证据，参见唐长孺《吐鲁番文书中所见的西州府兵》，第261页。

[257]《唐律疏议》卷一六，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04页。

[258]唐长孺：《吐鲁番文书中所见的西州府兵》，第233—237页。

[259]参见气贺泽保规《府兵制の研究》，第399—407页；唐长孺《吐鲁番文书中所见的西州府兵》，第229页。

[260]《唐会要》卷九五，第2016页。

[261]《资治通鉴》卷一九五，第6156页。

[262]《吐鲁番出土文书》图版本叁，第66页。

[263]《吐鲁番出土文书》图版本叁，第70页。

[264]《吐鲁番出土文书》图版本叁，第71页。

[265]参见李方《唐折冲府增考》，《文史》第36辑，1992年，第202、217页。

[266]《贞观政要》卷九，第507页。

[267]《册府元龟》卷六五六，第7569页。

[268]内田吟风：《初期葛逻禄（Karluk）族史の研究》，原载《田村博士颂寿东洋史论丛》，1968年，此据陈俊谋译《初期葛逻禄族史之研究》，《民族译丛》1981年第6期，第32页。另可参见荣新江《新出吐鲁番文书所见唐龙朔年间哥逻禄部落破散问题》，《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辑，2007年，第36 页。

[269]《旧唐书》卷一八七上，第4873页。

[270]前文已经讨论，谢叔方即使曾任西州刺史，也应是在贞观十六年以前。

[271]《吐鲁番出土文书》图版本叁，第43页。

[272]小田义久主编：《大谷文书集成》壹，第71页，图版九六。

[273]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上卷第3册，第1235—1240页。

[274]《唐六典》卷五，第154页。

[275]详见《新唐书》卷四九上：“武德、贞观世重资荫，二品、三品子，补亲卫；二品曾孙、三品孙、四品子、职事官五品子若孙、勋官三品以上有封及国公子，补勋卫及率府亲卫；四品孙、五品及上柱国子，补翊卫及率府勋卫；勋官二品及县男以上、散官五品以上子若孙，补诸卫及率府翊卫”，第1281—1282页。

[276]《唐六典》卷五，第156页。

[277]参见吴宗国《唐贞观二十二年敕旨中有关三卫的几个问题——兼论唐代门荫制度》，《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3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48—175页。

[278]王永兴：《吐鲁番出土唐西州某县事目文书研究》，第381—382页。

[279]李锦绣：《城傍与大唐帝国》，载朱雷主编《唐代的历史与社会》，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22页。

[280]《新唐书》卷五〇，第1328页。

[281]参见孟宪实《唐前期军镇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1年，第58页。

[282]《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403页。

[283]从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看，沙州等地的烽也往往置驿，参见池田温《沙州图经考略》，载《榎博士还历纪年东洋史论丛》，东京：山川出版社，1975年，第64—69页。

[284]张广达：《唐灭高昌国后的西州形势》，第133—136页；程喜霖：《唐〈西州图经〉残卷道路考》，载《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533—554页；陈国灿：《唐西州蒲昌府防区内的镇戍与馆驿》《，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7辑，2000年，第85—105页；孙继民：《唐代瀚海军文书研究》，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2年，第123—129、133—138页。

[285]《新唐书》卷四〇，第1046页。

[286]唯有程喜霖认为伊西路至罗护守捉分为南北二道，至赤亭又合二为一，见氏著《唐〈西州图经〉残卷道路考》，载《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第533—554页。陈国灿已经撰文指明其非，参见陈国灿《唐西州蒲昌府防区内的镇戍与馆驿》，第85—90页。

[287]陈国灿：《唐西州蒲昌府防区内的镇戍与馆驿》，第91—92页。

[288]两道的具体路线，参考王炳华《南、中、北道史迹扫描》，载氏著《西域考古文存》，甘肃：兰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70—73页；孟凡人《丝路交通线概说》，载氏著《新疆考古与史地论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38—339页。沿途镇戍馆驿的位置考释，参见陈国灿《唐西州蒲昌府防区内的镇戍与馆驿》，第91—105页。

[289]《新唐书》卷四〇，第1046页。

[290]孟凡人：《丝路交通线概说》，第336页。

[291]《新唐书》卷四〇，第1047页。

[292]孙继民：《唐代瀚海军文书研究》，第124—125页。

[293]《新唐书》卷四〇，第1047页。

[294]关于地理位置的考证，参见松田寿男《古代天山的历史地理学研究》，第402—407页；岑仲勉《弓月之今地及其语原》，载氏著《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186—193页；薛宗正《丝绸之路与北庭研究》第九章第三节《碎叶路与轮台县》，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3—240页；孟凡人《丝路交通线概说》，第334页。

[295]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辑，第54—55页。

[296]孟凡人认为在奇台县半截沟乡麻沟梁附近古城及木垒县东南境英格堡河附近古城之间的大东沟，见氏著《丝路交通线概说》，第334页。

[297]参见王炳华《西域考古文存》，第94页。

[298]《新唐书》卷四〇，第1046—1047页。

[299]《吐鲁番出土文书》图版本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288—293页。

[300]《元和郡县图志》卷四〇，第1034页。

[301]王炳华：《西域考古文存》，第84—85、94页。

[302]王炳华：《唐西州白水镇初考》，《新疆社会科学》1988年第3期，第102—108页。

[303]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辑，第55页。

[304]《新唐书》卷四〇，第1046页。

[305]王炳华：《近年新疆考古中所见唐代重要史迹》，《唐研究》第1卷，1995年，第434—438页。

[306]王炳华：《阿拉沟古堡及其出土唐代文书残纸》，《唐研究》第8卷，2002年，第323—346页。

[307]《唐大诏令集》卷一三〇，第703页。

[308]《日藏弘文本文馆词林校证》卷六六九，第364页。

[309]《日藏弘文本文馆词林校证》卷六六九，第248页。

[310]陈国灿：《跋〈武周张怀寄墓志〉》《，文物》1981年第1期，第47—50页；卢向前：《唐西州土地关系述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2—56页；刘安志：《唐初西州的人口迁移》，原载《中华文史论丛》2007年第3期，此据氏著《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代西域史研究》，第24—43页。

[311]杨兴华：《西安曲江发现唐尼真如塔铭》，《文博》1987年第5期，第81页。

[312]《册府元龟》卷九九一载：“高宗永徽二年十一月丁丑，以高昌故地置安西都护府，以尚舍奉御天山县公麴智湛为左骁卫大将军兼安西都护府州刺史，往镇抚焉。”第11478页。

[313]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968页。

[314]罗振玉：《麴信墓志跋》，收入氏著《雪堂金石文字跋尾》，见《罗雪堂先生全集初编》2，台北：大通书局，1986年，第571页。

[315]王素先生认为，高昌的西平麴氏与王族金城麴氏同出一宗但分为两支，西平麴氏只是高昌国的二等豪族。见王素《吐鲁番出土〈某氏残族谱〉初探》，《新疆文物》1992年第1期，第15—28页；《唐麴建泰墓志与高昌“义和政变”家族——近年新刊墓志所见隋唐西域史事考释之二》，《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30辑，2014年，第149—151页。不过施新荣先生认为高昌并没有西平麴氏，见施新荣《也谈高昌麴氏之郡望——与王素先生商榷》，《西域研究》2001年第3期，第53—63页。

[316]白须净真：《高昌门阀社会の研究——张氏を通じてもたその构造の一端》，《史学杂志》第88编第1号，1979年，第25—48页。

[317]侯灿、吴美琳：《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成都：巴蜀书社，2003年，第596页。

[318]吴震：《麴氏高昌国史索隐》，《文物》1981年第1期，第38—46页。

[319]张怀寂之母麴氏墓志《唐永昌元年（689）张雄夫人麴氏墓志铭》中有“青楼甲第，盛轩冕于中京；赤阪荒区，徙邦家于下国”。侯灿认为“中京”即“洛阳”，并据此认为张雄夫人麴氏亦曾被迁至洛阳，见侯灿、吴美琳《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第589页。然而笔者以为，如果“盛轩冕于中京”可以解释为迁居洛阳的话，那么与之对仗的“徙邦家于下国”就无法解释了，因为对于来自高昌的张氏家族，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称唐朝为“下国”的。窃以为，此句是在追述麴氏家族来到高昌的历史。

[320]《唐显庆三年（658）张善和墓志》，见侯灿、吴美琳《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第491—492页。

[321]《唐永隆二年（681）张相欢墓志铭》，见侯灿、吴美琳《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第570页。

[322]《唐永徽四年（653）张团儿墓志铭》，见侯灿、吴美琳《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第471页。

[323]温玉成：《龙门所见中外交通史料初探》，《西北史地》1983年第1期，第68页。

[324]参见吴震《龙门石窟中高昌人造像题记试析——兼论高昌在佛教流传于中国的历史地位》，《西域研究》1994年第3期，第68—76页；朱雷《龙门石窟高昌张安题记与唐太宗对麴朝大族之政策》，原载黄约瑟、刘健明编《隋唐史论集》，香港：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93年，此据氏著《敦煌吐鲁番文书论丛》，第89—96页。

[325]《吐鲁番出土文书》图版本贰，第152页。

[326]《吐鲁番出土文书》图版本贰，第172—173页。

[327]《吐鲁番出土文书》图版本贰，第201—206页。

[328]刘安志：《唐初西州的人口迁移》，第28—29页。

[329]《吐鲁番出土文书》图版本贰，第174页。

[330]《吐鲁番出土文书》图版本贰，第174页。

[331]参见陈国灿《跋〈武周张怀寄墓志〉》，《文物》1981年第1期，第47—50页。

[332]晏殊：《类要》卷三六《夷使》，《四库存目丛书》影印本，第167—366页。参见唐雯《两京新记新见佚文辑考》，《唐研究》第15卷，2009年，第586页。

[333]《旧唐书》卷三《太宗本纪》，第52页。

[334]刘安志：《唐初西州的人口迁移》，第26—27页。

[335]气贺泽保规：《府兵制の研究》，第401—403页。

[336]胡戟、荣新江主编：《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86页。

[337]荣新江：《大唐西市博物馆所藏墓志の整理と唐研究上の意义》，梶山智史译，《东アジア石刻研究》第5号，2013年，第83页。

[338]见翟旻昊《〈麴建泰墓志〉发微》，载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编《中国中古史研究》第三卷，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63—184页。

[339]龚静：《高昌平灭后的麴氏王姓——从麴建泰墓志说起》《，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5期，第122—126页。

[340]王素：《唐麴建泰墓志与高昌“义和政变”家族》，第137—164页。

[341]赵君平、赵文成编：《秦晋豫新出墓志搜佚》1，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第146页。

[342]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第46页。

[343]王欣：《麴氏高昌王国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关系》，《西北民族研究》1992年第2期，第193页。

[344]王素：《高昌史稿·交通编》，第452页注1。

[345]卢向前：《唐西州土地关系述论》，第165页。

[346]刘安志：《读吐鲁番出土〈唐贞观十七年（643）六月西州奴俊延妻孙氏辩辞〉及其相关文书》，原载《敦煌研究》2002年第3期；此据氏著《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代西域史研究》，第48—49页。

[347]《资治通鉴》卷一九六，第6177页。

[348]唐长孺：《唐贞观十四年手实中的受田制度和丁中制度》，第100—107页。

[349]《吐鲁番出土文书》图版本贰，第122页。

[350]宋家钰：《唐代的手实、户籍与计帐》，《历史研究》1981年第6期，第13—28页；孟宪实：《新出唐代寺院手实研究》，《历史研究》2009年第5期，第170—179页。也有学者认为，手实是计帐的基础，而户籍又由计帐制作而成，见朱雷《唐代“手实”制度杂识——唐代籍帐制度考察》，原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5期，1983年，后收入氏著《敦煌吐鲁番文书论丛》，第97—112页；张荣强《〈新唐书·食货志〉所载“手实”、“乡帐（计帐）”关系考》，《史学史研究》2009年第4期，第74—79页。

[351]土肥义和：《贞观十四年九月西州安苦延手实にっいて》，第295—301页。

[352]唐长孺：《唐贞观十四年手实中的受田制度和丁中制度》，第100—125页。

[353]池田温：《初唐西州土地制度管见》，原载《史滴》5号，1984年；此据氏著《唐研究论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68—271页。

[354]卢向前：《唐西州土地关系述论》，第9—13页。

[355]如《通典》卷一九一《边防典·高昌》载“：十四年八月，交河道行军大总管侯君集平高昌国，下其郡三、县五、城三十二，户八千四十六，口万七千七百三十四，马千三百疋”，第5205页。

[356]参见谢重光《麴氏高昌的寺院经济试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1期，改题《麴氏高昌的寺院经济》，收入氏著《中古佛教僧官制度和社会生活》，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298—333页；严耀中《麴氏高昌国寺院研究》，《文史》第34辑，1992年，第129—142页；姚崇新《试论高昌国的佛教与佛教教团》，《敦煌吐鲁番研究》第4卷，1999年，第39—80页。

[357]王素：《高昌至西州寺院三纲制度的演变》，《敦煌学辑刊》1985年第2期，第83页；姚崇新：《试论高昌国的佛教与佛教教团》，第67页；《论唐朝对西州佛教的管理》，《西域研究》2010年第4期，第66—76页。

[358]翁俊雄：《〈西州高昌县弘宝寺僧及奴婢名籍〉研究》，《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3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28—40页。

[359]陈国灿：《吐鲁番出土唐代文献编年》，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02年，第14页。

[360]关于高昌到西州寺院名称的变化，参见姚崇新《试论高昌国的佛教与佛教教团》，第67—68页；荣新江《唐代西州的道教》，《敦煌吐鲁番研究》第4卷，1999年，第129页。

[361]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第60—61页。

[362]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第53页。

[363]参见孟宪实《吐鲁番新发现的〈唐龙朔二年西州高昌县思恩寺僧籍〉》，《文物》2007年第2期，第50—55页；《论唐朝的佛教管理——以僧籍的编造为中心》，《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第136—143页；《新出唐代寺院手实研究》，《历史研究》2009年第5期，第170—179页。

[364]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第53页。

[365]从普通百姓手实来看，在武则天时代的手实中，才开始体现出重视人口的特点。参见孟宪实《新出唐代寺院手实研究》，第172—177页。

[366]参见池田温《初唐西州土地制度管见》，第271页；卢向前《唐代西州土地关系述论》，第21 23页。

[367]姚崇新：《唐代僧尼受田问题新探——以新获吐鲁番文书为中心》，载樊锦诗、荣新江、林世田主编《敦煌文献·考古·艺术综合研究——纪念向达先生诞辰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418页。

[368]《吐鲁番出土文书》图版本贰，第174页。

[369]《吐鲁番出土文书》图版本叁，第203页。

[370]关于庭州、西州、伊州开元时期的乡数，见《元和郡县图志》卷四〇，第1028—1033页。

[371]《资治通鉴》卷一九六，第6170页。

[372]《新唐书》卷二一五下《突厥传下》，第6059页。

[373]内藤みどり：《西突厥史の研究》，第195—196页。

[374]《旧唐书》卷一九四下《突厥传下》，第5184—5185页。

[375]参见沙畹《西突厥史料》，第33—34页；内藤みどり《西突厥史の研究》，第191—201页。吴玉贵认为，乙毗咄陆可汗原在伊丽河以西，其后乙毗咄陆可汗东渐方才造成这种态势，见《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第235—237页。

[376]《资治通鉴》卷一九六，第6168页。

[377]参见内藤みどり《西突厥史の研究》，第199页；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第269—272页。

[378]《旧唐书》卷一九四下，第5185页。

[379]参见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第260页。

[380]池田温主编：《唐代诏敕目录》，第39页。陈国灿：《唐乔师望职官年谱》《，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3辑，1994年，第44—46页《；关于唐初乔师望守安西都护的时间问题》，第86—88页。

[381]《日藏弘文本文馆词林校证》卷六六四，第249页。

[382]王素：《高昌至西州寺院三纲制度的演变》，第83页；姚崇新：《试论高昌国的佛教与佛教教团》，第67页；《论唐朝对西州佛教的管理》，第66—76页。

[383]白须净真：《高昌门阀社会の研究——张氏を通じてもたその构造の一端》，第31—33页。

[384]裴成国：《高昌国社会经济文化新论》，第159页。另外，冯典章先生列有《唐庭授高昌旧民、旧官官职表（640—665）》，亦可参照，见冯典章《唐置西州后的高昌旧民》，《史学汇刊》第27期，2011年，第63—66页。

[385]孟宪实：《吐鲁番出土张行伦墓志考读》，《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第70页。

[386]池田温的观点影响最大，他认为前述贞观十四年手实体现的是一种权宜之制，高昌地区真正开始推行均田制是在贞观十六年《巡抚高昌诏》颁布之后，见池田温（书评）《西域文化研究会编『西域文化研究第二——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资料（上）』》，《史学杂志》第69卷第8号，1960年，第74—78页。但也有学者认为高昌地区在贞观十四年可能已经推行了均田制，如朱雷《唐代“均田制”实施过程中“受田”与“私田”的关系及其他》，原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4辑，1996年，收入氏著《敦煌吐鲁番文书论丛》，第151页；杨继平《也谈唐代西州的土地管理方式——再论唐代西州的两种授田制度》，《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4期，第18页。

[387]卢向前：《唐代西州土地关系述论》，第21—23页。

[388]持此说者颇多，不再一一列举。孟宪实认为，“官田”可能主要是原高昌屯田部所辖土地，最为精当。见孟宪实《试论唐朝在高昌推行州县制的历史与文化基础》，《新疆文物》1993年第3期，第132页。

[389]参见张广达《唐灭高昌国后的西州形势》，第139—143页。

[390]《新唐书》卷二，第41页。

[391]《旧唐书》卷三，第54页。

[392]《册府元龟》卷六一二，第7067页。

[393]《吐鲁番出土文书》图版本叁，第67页。

[394]《吐鲁番出土文书》图版本叁，第68页。

[395]据《元和郡县图志》卷一、二，栎阳县和云阳县都属雍州（雍州，开元四年改京兆府）。

[396]刘安志：《唐初西州的人口迁移》，第33—34页。事见《册府元龟》卷一〇五《帝王部·惠民》：“十八年二月己酉，幸灵口，村落逼侧，问其受田，丁三十亩，遂夜分而寝，忧其不给。诏雍州录尤少田者并给，复移之于宽乡。”第1150页。

[397]《唐会要》卷八四，第1840页。

[398]P.2754《唐安西判集》中有“况京畿劲卒，倍胜河西”之语，见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2辑，第612—613页。

[399]《吐鲁番出土文书》图版本叁，第9—19页。

[400]程喜霖：《试释唐苏海愿等家口给粮帐》，《敦煌学辑刊》1985年第2期，第22—34页。

[401]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上卷第3册，第1073页。

[402]刘安志：《唐初西州的人口迁移》，第30—34页。

[403]裴成国：《从高昌国到唐西州量制的变迁》，《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0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06页注2。

[404]见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519页。

[405]参见孟宪实、刘玉峰《〈盖蕃墓志〉与唐太宗西州移民》《，新疆地方志》1993年第4期，第26—30页。

[406]以上见《旧唐书》卷八三《郭孝恪传》，第2773—2774页《；新唐书》卷一一一《郭孝恪传》，第4131—4132页。

[407]《旧唐书》卷八三，第2774页。

[408]刘安志指出，郭孝恪的安抚政策在贞观十七年才真正展开，见《读吐鲁番出土〈唐贞观十七年（643）六月西州奴俊延妻孙氏辩辞〉及相关文书》，原载《敦煌研究》2002年第3期；收入氏著《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代西域史研究》，第61—64页。

[409]《旧唐书》卷一九四下，第5185页。

[410]《旧唐书》卷一九四下《突厥传下》，第5186页。

[411]参见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第276页。

[412]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辑，第55页。

[413]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辑，第55页。

[414]参见松田寿男《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第396—402页。

[415]《贞观政要》卷九，第508页。

[416]小田义久主编：《大谷文书集成》壹，第8、36、56、57、105页，图版一〇五。

[417]《吐鲁番出土文书》图版本叁，第317—318页。

[418]《吐鲁番出土文书》图版本叁，第319—321页。

[419]刘安志：《读吐鲁番出土〈唐贞观十七年（643）六月西州奴俊延妻孙氏辩辞〉及相关文书》，第44—64页。

[420]《新唐书》卷二一五下《突厥传下》，第6059—6060页。

[421]内藤みどり认为弩失毕部落从拥立乙毗咄陆可汗，到拥护泥孰系可汗，立场发生了很大转变，原因是他们反对乙毗咄陆可汗的中央集权，企图恢复小可汗制度，参见内藤みどり《西突厥史の研究》，第196—197页。

[422]《旧唐书》卷一九八《焉耆传》，第5302页。

[423]《旧唐书》卷一九八，第5302页。

[424]见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第261页；内藤みどり《西突厥史の研究》，第139—143页。

[425]《册府元龟》卷三五八，第4035页。

[426]《新唐书》卷二二一，第6229页。

[427]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上卷第3册，第1235页。

[428]《资治通鉴》卷一九七，第6212页。

[429]《旧唐书》卷一九八，第5302页。

[430]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第269—274页。

[431]内藤みどり：《西突厥史の研究》，第143—146页。

[432]《资治通鉴》卷一九八，第6236页。

[433]《册府元龟》卷九八五，第11405页。

[434]见《旧唐书》卷三，第60页。

[435]参见《旧唐书》卷一九八《于阗传》，第5305页。

[436]关于昆丘道行军的细节，可参看王素《唐华文弘墓志中有关昆丘道行军的资料——近年新刊墓志所见隋唐西域史事考释之一》，《西域研究》2013年第4期，第81—89页。

[437]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上卷第3册，第1235—1240页。

[438]《太平广记》卷一一六，第811页。

[439]《旧唐书》卷一九五，第5197页。

[440]内藤みどり：《西突厥史の研究》，第240页。吴玉贵亦认为阿史那贺鲁已经统领西突厥全境，见氏著《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第285—291页。

[441]苏北海：《西域历史地理》，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16—217页。

[442]郭平梁：《唐代西域的几项军政建置》，载《新疆历史论文集》，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109页。

[443]薛宗正：《安西与北庭》，第64页。

[444]《资治通鉴》卷一九九，第6273页。

[445]《新唐书》卷一一〇，第4119页。

[446]《新唐书》卷二一八，第6153—6154页。

[447]李筌：《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卷三《关塞四夷篇》，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72页。

[448]《唐会要》卷七三《安西都护府》，第15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