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与生态美学融为一体，艺术物种探索

2025-09-3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动物和鸟类的存在已经为这种审美价值做出了贡献。因此，大多数动物为它们所处的环境提供了一种审美加分。动物是我们祖先生存的关键。赫尔佐格和伯格哈特提出两种态度行为。赫尔佐格和伯格哈特认为我们对珍稀动物的兴趣可能源于早期人类历史上对珍稀动物的价值。毫无疑问，这是因为典型性和形式完整性是生物种类所期望的，而不仅仅是统计规律性的问题［343］。

正如我将在第六章中进一步解释的，进化心理学家认为，我们的祖先不仅寻求能够增强他们生存能力的栖息地，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对这些栖息地的重视发展成为一种审美偏好。没有核算，甚至不明白为什么，人类开始认为这样的栖息地不仅是可取的，而且是美丽的或令人愉快的。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动物和鸟类的存在已经为这种审美价值做出了贡献。它们不仅被肯定地视为食物，或者有效地预示着即将来临的天气或者捕食者的存在，它们的出现通常证明了环境的健康和富庶。因此，大多数动物为它们所处的环境提供了一种审美加分。

我们可以更具体地推测，动物种类呈现出一种审美特征，这是由它们在我们祖先的环境中所扮演的角色所塑造的。那些无害的、好吃的或在其他方面有用的食物会呈现出吸引人的外表。想想鹿。那些引起疾病的将被鄙视，它们不仅是害虫，而且是肮脏和丑陋的。想想蚊子、蟑螂，或者臃肿的虱子或水蛭。而那些被认为是危险的，也会让人觉得恐怖和丑陋，例如蜘蛛。或者，假如我们的祖先待在一个安全的距离，他们会体验到崇高的美妙品质。想想吃饱了的大猫。或者，某种生物的数量惊人将被体验为崇高。

物理学家、数学家约翰·巴罗（John D. Barrow）在发展这一主题时评论道：

大型动物曾经既是一种危险，又是丰富食物的现成来源。我们对它们的本能吸引力，经过恐惧和尊重的磨炼，看起来像是一种反应的残余，因为与完全的恐惧和孤立的回应相比，这种反应增加了生存的可能性，或者是一种不计后果的熟悉。动物是我们祖先生存的关键。我们对它们的本能反应发生了进化和传播并不足为奇［337］。

当我们关注那些引起消极回应的生物时，这个想法似乎非常有道理。在最不受欢迎的生物中，那些被认为是危险的，或会咬人或刺人的生物——蟑螂、蚊子、黄蜂、老鼠、蛇和（不公正的）蝙蝠排在最前面——其中许多给我们的印象是丑陋的［338］。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到，对这些物种的厌恶是如何具有适应价值的，因为它们中的许多都是疾病的传播媒介，或者对人类有更直接的危险。诚然，我们发现大型猫科动物是崇高的，而不是丑陋的，但这承认了它们凶猛的高贵，并假定我们在它们面前是安全的。

我认为，对作为食物等有用的动物做出积极审美回应的可能性还不太清楚。我们可能更容易对准备好的食物产生积极的审美反应，而不是对活的动物，对烤肉块，而不是对作为它来源的野猪。而最受欢迎的动物类型（现在的美国，除宠物之外）显然是天鹅、知更鸟和蝴蝶［339］，这表明非适应性的审美偏好比那些有可能促进人类生理适宜性的偏好更为突出。

但如果这是真的，也许这反映了我们的审美偏好在多大程度上偏离了我们觅食的祖先，与我们相比，他们与他们所食用的动物生活得更亲密。他们不仅猎杀这些动物，还用动物的骨头、长牙和角做工具，用兽皮做衣服，用牙齿做装饰品，很可能像今天的狩猎采集者一样，在仪式上使用它们的血液和脂肪。他们对动物的痴迷程度可以从古代洞穴和岩石艺术中看出，尽管它们确实并不总是描绘最常见的当地食物种类［340］。狩猎物种和巨型动物无疑让他们着迷，这类动物在狩猎生活方式中的核心角色无疑是投入与那些情绪高涨的动物的遭遇战中；而那些情绪高涨的动物的回应很容易呈现审美特征。

人类对动物是否还有其他的态度或行为可以是适应性的？赫尔佐格和伯格哈特提出两种态度行为。他们认为，那些能够利用、驯服和有效照料家畜的个体将拥有优势，那些喜欢珍稀动物的个体也将拥有优势。

我怀疑，复杂多样的与动物角力和饲养动物，无论对获得这些技能的人多么有用，是否可以称之为适应，特别是如果我们持一种传统观念，即适应必须通过基因传播。但无论如何，这里没有任何东西能超越先前的论证，即认为这种天赋有一个审美维度；赫尔佐格和伯格哈特在此议题上并不采纳这一点。(https://www.chuimin.cn)

同时，认为我们对稀有事物常常有审美反应的观点是合理的，但这种反应是如何适应的呢？赫尔佐格和伯格哈特认为我们对珍稀动物的兴趣

可能源于早期人类历史上对珍稀动物的价值。珍稀动物或其身体部位在仪式、服饰、医学和社会地位中起着重要作用［341］。

我觉得这种推测是不可信的。对人类最有用的动物总是最不常见的，这根本不是事实。尽管人类展示稀有的东西，无论是否是动物，都可以代表财富和身份（因为获取这些物品需要花费时间或资源），但具有适应性的是身份，而不是标记身份的方式。当我们珍视稀有而不想拥有它的时候，这种回应的源适应可能是好奇心。尽管在我们习惯的环境中好奇心无处不在，但陌生事物天然地对好奇心的刺激更大、回报更多。

不管这种回应是否具有适应性，我们确实经常珍视与罕见或不寻常事物的相遇，而这种相遇可能带有审美色彩。哲学家莉莉·玛琳·鲁斯索（Lilly Marlene Russow）将这一点作为描述动物审美趣味的中心。尽管她提到它们的美、敬畏和适应性是我们对它们的审美反应的来源，但在捍卫物种的审美价值时，她强调了我们与濒危物种个体罕见会面的价值［342］。

我认为，一种生物的稀有性有时会增加它外表的吸引力，这是事实。即使是一只邋遢的鸟在观鸟者看来也很美，如果它在某个特定地区很罕见的话。但我怀疑，稀有性本身能否赋予审美资信。如果我们成功地大幅度降低了携带鼠疫的跳蚤的数量，它们也不太可能由此变得更美。稀有性的价值很可能只是通过其他一些审美优势来增加的，比如物种成员原始的吸引力。

除了一个物种的成员数量少之外，我们对动物的审美经验中还可能存在其他形式的稀有性。例如，一个个体在其物种中可能明显不寻常或异常。然而，让某个体作为其物种成员变得异常的东西，也让该个体在审美方面有所提高，这并不常见。毫无疑问，这是因为典型性和形式完整性是生物种类所期望的，而不仅仅是统计规律性的问题［343］。因此，在动物王国里，只有某些类型的个体的稀有性才有可能被人类唯美主义者觉得有价值，而不是被认为是可憎的。其中包括影响体色或斑纹的疾病，如白化病、白血病、赤血病和黑色素病。

另一种稀有现象是，一个物种所表现出的特征在其所属或更普遍的动物中并不常见。长颈鹿脖子的长度和斑马复杂的黑白条纹就是例子。这些特征的稀有性可能是引起他们对审美经验进行沉思的一个因素。但是在这种稀有性的多样性中，正如上面讨论的两种情况一样，对稀有性的理解很可能不仅仅是引发审美愉悦，而是稀有性增强了动物其他方面所激发的审美倾向。

动物与生态美学融为一体，艺术物种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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