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洁生产与传统末端治理最主要的不同就在于环境与经济的双赢效应。清洁生产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体现了资源利用最大化、废物产生最小化、环境污染无害化,是现代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所提出的一种双赢战略。清洁生产的环境—经济双赢思想可以从解决环境外部性问题来体现。图2.5基于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的环境外部性问题清洁生产是从源头解决环境外部性的不经济,使内化成本最低。清洁生产不仅要改善环境质量,而且要实现经济效益。......
2025-09-29
我国早已将可持续发展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战略之一。2025年,我国发起召开了“发展中国家环境与发展部长会议”,发表了《北京宣言》。2025年6月,在里约热内卢世界首脑会议上,我国政府庄严签署了环境与发展宣言。《中国21世纪议程》这一纲领性文件也随后得以制定,并结合国情指出了有关城市建设和建筑业发展的基本原则和政策。2025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则完整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深化了可持续发展理念,为具体实施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科学的观念。2025年“建设生态文明”在十七大报告中得以明确提出,这是党中央首次把“生态文明”这一理念写进党的行动纲领。
生态文明的崛起是一场涉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世界性革命,是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后的一次新选择。建设生态文明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从思想意识上实现三大转变:从传统的“向自然宣战”“征服自然”等理念,向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转变;从粗放型的以过度消耗资源破坏环境为代价的增长模式,向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模式转变;从把增长简单地等同于发展的观念、重物轻人的观念,向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发展理念转变。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深化改革开放,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绿色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等,为我国经济社会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同时,一系列可持续发展的实践探索通过“生态示范区”和“生态城”等形式大规模地广泛推展。
随着国际上针对能源危机和气候转暖问题兴起了低碳城市研究,当前我国的低碳城市发展项目也已启动并具有积极而强劲的发展态势。2025年世界自然基金会将上海、保定等选为首批试点城市,启动了中国低碳城市发展项目。气候集团则于2025年提出《中国低碳领导力:城市》报告,通过12个不同人口规模的城市发展案例研究,展现中国在探索低碳经济模式中的努力,首次提出低碳经济的城市领导力体系,包括政策激励与制度安排、技术创新与应用、投融资机制和多方合作。对于当前低碳城市的建构而言,拥有低碳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是至关重要的。
低碳城市生活低碳化的策略首先在于建筑物使用中及家庭、交通上节能。其次在交通方式上,改变单纯依靠城市道路、节能型汽车的推广等技术措施来解决城市交通问题的思想观念,重点从政策执行、技术改进、观念综合转变方面来加强城市低碳交通体系建设,构建以公共交通为主的城市发展模式。另一方面,低碳城市的规划须加强对城市作为一个要素整体的关注并尊重城市发展的基础,而非落于碎片化的个人要素、机械地推行单一的规划理念;须加强各方协同作用,而非一方单一化的努力。
然而,尽管中国城市这些年在可持续性方面取得明显进步,特别是在满足城市居民基本需求方面获得较大成功,但在某些方面却落后于平均水平,如空气污染和SO2排放量仍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和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究其根本,很多城市的开发建设尽管都已经采用一些比较成熟的节能生态技术,还有的在生态环境改善上做出了重要贡献,但直到今天,具有典型意义的“可持续城市”的成功实践仍未出现,甚至还存在着这样的不利倾向。
(1)“可持续”被简化为单一的考量。例如,只侧重经济增长的发展指向,或者仅仅从生态的角度阐述;甚至,一些建设项目大张旗鼓地仓促推进,却因为前期研究或规划不够深入、决策失误,以及实际建设实施过程中的偏差或妥协等,使得项目不具备可持续性发展,最终夭折或搁浅。(https://www.chuimin.cn)
(2) “可持续”被削弱成“陈词滥调”或“模棱两可”。“生态城”的概念在今天似乎有泛滥的迹象,尽管听起来合理,但面对实际问题却难以操作,甚至只是合理化政策的挡箭牌。
(3)“可持续”被奢侈地、无目的地建构。试图建设“世界第一村”的黄柏峪村可持续发展项目在今天已经搁浅,东滩生态城系统性的可持续建设也已处于停滞状态……然而,不管前面的生态城市面临多么复杂的困境,后进之士却似乎并没有过多担心,也不在乎昂贵的造价:苏州生态城投资250亿元,北京门头沟中芬生态城投资1 500亿元,仅在2025年,天津中新生态城就要求确保年内完成投资170亿元……“生态城”正竞相成为一个巨大的试验场。
综合我国城市可持续发展建构的实践与理论情境可以发现,当前我国城市的可持续建构呈现出以下三个层面的冲突发展情境:①在地域层面,既呈现出国家层面政治推进的强大示范性,也存在城乡地域层面发展的巨大差异性(“可持续”被简化为单一的考量);②在规模层面,既有大范围推展的规模优势,也存在迎合热潮下的盲目跟风;③在机制层面,既体现出新时期发展机遇激发的创新性,却也蕴含浓厚的实验性与探索性;既体现出一种高瞻远瞩的理想建构,却也因由实践力不足而局限重重。
正如埃列尔·萨里宁说过的:“过去的城镇建设方法已经不再适用,现在和将来的方法必须完全基于新的前提,而所有这些新的前提条件能够也只有在现存的困难中发现”。当交通和能源的严峻形势无法削弱“小汽车”模式的泛滥,生态危机的不断出现也无法停止人们对自然资源掠夺的脚步,社会保障措施的不断出台也无法阻止贫富差距的加大。中国既存在人与自然、价值观念、贫穷与消费、公平与效率等影响可持续发展的种种冲突,同时也存在着自己独特的社会情境、发展优势,城市可持续发展建构的出路势必是在对这一现实境遇充分认识的情况下,或是建立在一种朝向可持续建构问题观念性思考的前提认知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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