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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酒店:昭和十八年秋,转变为市民酒店,保住现有酒量

【摘要】:国民酒店昭和十八年秋天,我调任东京财务局的间接税部长。如果是现在,恐怕就应该叫它为“市民酒店”了。另外,从菜馆酒店方面说,它们为了将来恢复营业,也迫切地希望设法保住已有的配给酒量。而且关闭的菜馆酒店的店面反正也闲着,让它们开办“国民酒店”,完全可以一举两得。于是在东京市内开设了三百家卖清酒和啤酒的“国民酒店”。有一次我到一家“国民酒店”去,见到一位家庭主妇拿着一把茶壶在排队买酒。

国民酒店

昭和十八年(1943)秋天,我调任东京财务局(由国税局与财务局合并而成)的间接税部长。这是因为在这之前,我已从主计局调到汇兑局总务课工作,正想熟悉一下国际金融的业务,而池田勇人先生却鼓励我说:“我准备到东京财务局去当局长,你跟我一块去吧。”过了不久,池田勇人先生果然上任去当局长了。当时池田已担任过大藏省主税局国税课长,被人们看成是主税局长的最有力的候补者。也许是这个缘故,它精神抖擞,在工作上以及同外界的交往上都很积极。

当时酒的酿造和销售都由政府管制,这方面的企业与团体的任职也都由政府任命。在东京市内约有五千家卖酒的零售店,川岛次郎先生(已故,原自民党副总裁)和广川弘禅先生(已故,原农林大臣)分别被任命为酒类零售组合的理事长和副理事长。广川先生经常身穿工作服,外面罩着印有名酒名称的围裙到我那里去。我根本没想到这两位先生战后会成为政界的实力人物。

任东京财务局间接部长时为义弟出征留念,后排左起第三人为著者(昭和十八年)

不但酒是如此,随着战局的恶化,各种生活物资都实行了配给制,国民的生活日益窘迫。“享乐就是敌人”这一口号也就是这时提出来的。不久,东条内阁实行“享乐禁止令”,除了大众化食堂外,不要说带有音乐歌舞的高级餐厅,就连一般的餐馆酒店也都统统关闭了。

当时酒类分为军用、工业用、业务用和一般家庭用几类,实行配给。由于公布了享乐禁止令,业务用的酒无处供应了。如果放置不管,肯定也会被调到军用或者军需工业用上去。(www.chuimin.cn)

于是我想出了一个点子:开设“国民酒店”。我想在上年纪的人当中也许还有人记得这件事。如果是现在,恐怕就应该叫它为“市民酒店”了。当时在一般的国民当中,已经开始出现一种厌倦战争、疲于艰苦生活与繁重劳动的情绪。因此我想出了一个主意,有必要让人们干完一天的工作后,能到啤酒店喝上一杯啤酒解解乏,或者喝上二三两清酒消消愁。

另外,从菜馆酒店方面说,它们为了将来恢复营业,也迫切地希望设法保住已有的配给酒量。而且关闭的菜馆酒店的店面反正也闲着,让它们开办“国民酒店”,完全可以一举两得。于是在东京市内开设了三百家卖清酒和啤酒的“国民酒店”。在那阴暗的战争时期,这一小小的主意却出乎意外地博得了好评。从昭和十九年(1944)到战争结束的一年多里,我认为他对东京的市民多少起到了一点滋润干喉的作用。

有一次我到一家“国民酒店”(我记得是在牛込区)去,见到一位家庭主妇拿着一把茶壶在排队买酒。我想,她如果买的是清酒,还可以带回家里温热了喝,而实际买到的是过一会儿气就会被跑光了的啤酒,那样喝的时候将是一种什么滋味啊!真感到有些哭笑不得。

到了昭和二十年(1945),太平洋战争已逐渐呈现出末期的景象。设在大手町的东京财务局官厅,在二月二十三日的空袭中,也中了燃烧弹而全部被烧毁。大火蔓延到存放重要文件、文具用品和印刷机等的钢筋混凝土地下室,四周被烈火团团围住。如果地下室被烧毁,第二天的工作将无法进行。那天是星期天,我碰巧正在值班。于是我就督促值班的职员,从神田川排着长队传递水桶,拼命地灭火。可是火势太大,水根本跟不上。于是我跑到当时恰好有消防水泵的皇宫护城河边,请求消防队员们协助。但他们也十分疲劳,怎么也请不动。

我突然想起刚才有一个警卫人员把一缸清酒存放在下水道的工作口里,就急中生智,对他们说:“我们有一点酒,大家如果能协助灭火,情愿奉送给大家。”我这么一说,消防队员才把已经收拾好的水龙管子又重新打开,放进皇宫护城河里,来帮助我们灭火了。这样,地下室的火才幸运地被扑灭。我也因此而获得了池田局长的奖励。这是一个意外地受到“酒的功德”恩惠的一个小插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