柜台上竖立招牌三友酒店

2023-08-24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柜台上直竖着一块写有“三友酒店”4个大字的招牌。陈宏年在中途离开了三友酒店。但三友酒店的名称没有改。三友酒店迁到浒山敌据点后，组织上仍决定建立党支部，仍由我任支部书记，朱寅如任支部委员。1944年年底，上级党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把我们三友酒店的党组织划归浒山区委领导。区委当时派了一个游击区的农村妇女到三友酒店来通知我去区委接受任务，这个农妇到达三友酒店时已经过了中午。

徐大雄

1942年年底的一天，浒山东门外城河桥东旁突然热闹起来，一家双开间门面的酒酱店开业了。柜台上直竖着一块写有“三友酒店”4个大字的招牌。外店堂整齐地摆设着装酱油用的4只荷花缸。里店堂安放着老酒柜、酱油柜、账桌等用具。正中的墙壁上还挂满了左邻右舍前来捧场祝贺的对联和条幅，其中浒山镇伪镇长张巨英送来的“值量多闻”的贺联尤为引人注目。然而，谁又知道这三友酒店是我姚东办事处在浒山镇上的秘密联络站。说起这新开业的三友酒店，还得从天元市的三友酒店讲起。

1928年，我就到天元市桢和酱园当学徒。1941年7月，我由陈平、胡敏（胡章生）两同志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不久，陈平离开天元市，胡敏在天元市西街开了一家锡匠店作掩护，领导着这一地区的工作。

1941年六七月间，桢和酱园遭匪徒抢劫，停止营业。党组织叫我和党员朱寅如利用陈宏年与桢和经理的叔侄关系，在陈宗祺先生支持下，我与朱寅如、陈宏年在桢和酱园的对面开设了一家单开间门面的酒酱店，定名为“三友酒店”。后来，胡敏同志决定我和朱寅如两个党员在三友酒店秘密建立党支部，由我担任支部书记。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侦察这一地区的敌伪顽以及地方恶霸的活动情况，了解人民的疾苦，及时向胡敏汇报。记得在第一次反顽战争时，张光同志曾亲自到三友酒店，叫我到胜山乡“忠义救国军”艾庆璋的驻地去侦察敌情。我就用探亲访友等方式混过了敌人的重重警戒线，摸清了敌人驻地和武器配备的大致情况以后，我就向领导作了汇报。

陈宏年在中途离开了三友酒店。但三友酒店的名称没有改。1942年12月，桢和酱园复业。当时，我党在浒山镇的基础比较差，组织上决定利用桢和酱园在天元复业的机会，把三友酒店迁移到浒山镇。为此，出现了以上热闹的场面。

三友酒店迁到浒山镇以后，我对外的身份是经现，大家都叫我“大雄阿大”。朱寅如对外的身份是账房先生，店员有杨化虎、陈金奎'、邹松筠等，我的弟弟徐大年和卢林远是学徒，还有老司务俞水泉、胡阿和。

浒山镇是一个大镇。日本侵略军和伪中警在浒山城内设立据点，东门外的当店内还驻扎了伪十师的一个连。帮会头子高云瑞、高云达、高云武也经常出入浒山城。敌伪浒山区署也设在浒山城。他们相互勾结，作威作福，欺压人民。浒山镇上乌云密布，民怨载道。

三友酒店迁到浒山敌据点后，组织上仍决定建立党支部，仍由我任支部书记，朱寅如任支部委员。为了适应对敌斗争的形势，领导决定建立党的秘密组织系统。余上县委副书记周永标（周明）调任三北地区秘系负责人，胡敏任慈姚县秘系特派员，我为姚北地区秘系特派员。我们的任务是：一、单线联系周围的党组织和党员，秘密保存党的力垃。当时，我与朱寅如是分工负责的，我负责白沙路、樟树、坎墩、新浦沿、胜山等地。我记得胜山乡有一个党支部，支部书记屠金顺，党员孙永见、苗继渭，坎墩有一个党员叫沈仁豪，其他地方党员的姓名已经记不起来了。我经常以商人的身份深入到这些党员家里，传达党的指示，听取这些党员的汇报。朱寅如负责天元市桢和酱园党支部，还有横河、彭桥等地的党组织。我与朱寅如各自联系的情况是互不通气的，只能与胡敏和周永标直接发生组织关系。二、侦察敌情。当时，驻浒山东门外当店的伪十师的土兵和一个连长经常来三友酒店吃酒闲谈，别动队员更是常来吃白酒，说胡话，还有一些伪保甲长也常来聊天，我们把他们嘴里透露出来的情报和人民的呼声向胡敏和周永标汇报。有时，我和朱寅如分别按指定的时间、地点、暗号向党的联系人汇报，必要时根据领导的指示直接向姚东办事处递送情报。三、输送青年到游击区。我们把进步青年向胡敏和周永标推荐，输送到游击区，来扩大我军的队伍。我们输送的有天元市的孙芸（女）、浒山东门外沈府巷的沈启焕和浒山镇里的一个店员胡北海。1944年年底，上级党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把我们三友酒店的党组织划归浒山区委领导。

1945年4月，浒山区委决定组织力量开辟浒西地区，派毛伟、肖毅、邹容、陈坤生和我到历山、黄家同一带活动。区委当时派了一个游击区的农村妇女到三友酒店来通知我去区委接受任务，这个农妇到达三友酒店时已经过了中午。我问农妇：“吃过中饭没有？”农妇说：“已在小姐妹家里吃了。"我警惕地问农妇：“你在浒山还有小姐妹？是哪一个？”农妇说：“她是一个和平军的老婆。”我连忙问：“你在小姐妹那里讲了些什么？"农妇老老实实地告诉我说：“她问我：’到浒山干什么来的？‘我说：‘区长叫我到三友酒店买酱油老酒来的。'她又问我：'是哪个区长？’我说：‘是我们游击区的区长嘛！’”听了这段对话，我大吃一惊，急忙问：“你还说了一些什么？”农妇说：“没有讲别的，她是我的小姐妹，不要紧的。”听了农妇的话，我很担心党的秘密工作被暴露。我到区委接受了参加开辟浒西地区的任务之后，就向区委汇报了农妇送信泄密的情况。经区委书记沈青之，副书记谢明等领导人分析认为：三友酒店这个地下联络站有可能被敌人发觉了。为了避免损失，区委指示我暂时不要回浒山镇，先转移到天元市桢和酱园，以此作为临时联络点，一面参加开辟浒西的活动，一面与三友酒店的朱寅如取得联系。我们决定三友酒店在端午节停业，撤销这一地下联络站。然而，自我离开三友酒店后不久，日伪的别动队已暗中监视了三友酒店，妄图等我回到三友酒店时，把这个地下联络站一网打尽。但他们料想不到我已在浒西地区开展新的活动了。

天元市胡家村有一个汉奸胡××，恶贯满盈，民愤很大，对我们开辟浒西地区也是一个障碍。我们决定扫除这个障碍。我和毛伟、肖毅等同志在当地群众的配合下，准备“引蛇出洞”，把胡××镇压。不知是什么缘故，胡××溜走了。锄奸的任务没有完成，我就隐蔽在桢和酱园，等待时机。

这时，敌人也已经知道三友酒店在端午节要停业，以高云瑞为头子的别动队就迫不及待地在端午节的前一天——农历五月初四疯狂地破坏了三友酒店这个党的地下联络站，没收了三友酒店的全部财产，逮捕了党员朱寅如和学徒卢林远。在混乱中，俞水泉、杨化虎、徐大年等乘机脱逃。老司务俞水泉直奔开元市向我报信。得悉三友酒店遭敌人破坏的消息后，我考虑到在胜山乡一灶自己家里还藏有《资本论》和党内刊物、文件以及有关党员情况的材料，必须立即处理好，于是冒着危险绕道坎墩赶到家中，连夜把有关文件和书刊材料或转移、或掩埋、或烧毁。我准备把这些事情处理好后立即回天元市继续开辟浒西地区。

第二天，正在我紧急处理善后工作的时候，以高云瑞为头子的别动队出动武装人员，向胜山乡一灶我家扑来，企图逮捕我和我家属。我家的一个邻居名叫郁加森，这天早晨正在浒山买杨梅，他看到大批敌人出巢，又听说敌人是到胜山头去捉三友酒店阿大的，大吃一惊，连忙转身就走，抄近路跑回胜山一灶村口。他看见熟人就喊：“快去告诉大雄家里，叫他们快逃，浒山的别动队快到了。”乡亲们闻讯后，急忙跑到我家里通风报信。我把爰人和孩子连推带拉，匆匆忙忙地从后门逃出，转移到邻居家里隐蔽起来。别动队一进村，就包围了我的家，翻箱倒柜，疯狂搜捕，但什么人也没有抓到，什么材料也没有搜到。敌人逼着伪乡长徐宁良要挨户搜索，说什么：“逃走了徐大雄，也逃不了他的家属。”当时，我隐避在领居徐尧坤家里。我从后窗门里望见别动队员手拿短枪，在后面一家门前巡逻。我决定能逃就逃，逃不了就拼。可是，善良的徐尧坤夫妇拖住我不放，说什么也不让我走。我说：“我不走要连累你们全家的啊！”徐尧坤恳切地说：“连累我就连累我吧！敌人在到处搜查，你出去还有命吗？不能走，怎么也不能走。”接着，徐尧坤设法把我隐藏起来，他又机智地打开房门，挂起蚊帐，铺好床铺，领走孩子，然后徐尧坤夫妇若无其事地守候在门口。几个敌人在徐尧坤家门口张望了一下，看不出什么破绽就走了。我想：如果真的挨户搜起来，不但我和家属很危险，就是不少乡亲也要遭受灾难。正在这危急关头，不知是i隹向伪乡长传递了一个消息：“听说胜山东北来了许多三五支队队员。”这当然是有人为我解危故意制造的，伪乡长急忙把这一消息告诉了别动队。由于胜山乡离浒山敌人据点比较远，平时也确有我游击队在那里活动，这批别动队员听到这一消息非常害怕，他们不管是真是假，就不敢多停留，没来得及挨户搜索，就匆匆忙忙地动手抢劫我家财产，能拿走的全部拿走，拿不走的水缸、大橱、床铺等笨重的东西统统捣毁，把我住的房子贴上伪政府的封条。他们拉了民夫和两条民船，装满了从我家里抢去的东西，遁回浒山老巢分赃去了。

以高云瑞为头子的别动队在胜山扑了空，没抓到一个人，贼心不死，总认为我不在家里，必在桢和酱园。农历五月初六，高云瑞又派别动队带了朱寅如，直扑天元市，包围了桢和酱园，逮捕了这个党支部的党员朱云驶、卢泉香、张阿毛3人，还向桢和酱园敲诈勒索，装走了许多酒等财物。

此次被捕的5人中，除敌人知道卢林远当时不是党员就释放外，其余4人都是用金钱买通敌人后获释的。

三友酒店虽然遭到敌人的破坏，但敌人妄图抓住我以及把原姚北区秘系党组织一网打尽的阴谋并未得逞。尽管敌人千方百计到处搜捕，扬言什么“在哪里抓住徐大雄，就在哪里枪毙徐大雄”。可是，我在广大群众的掩护下，早已带着弟弟徐大年，由农民郁华台带路，绕过敌据点，夜奔龙南乡，安全到达游击区。在中共浒山区委领导下，我同邹毅君、龚玉传等同志一起负责民运工作，继续战斗在龙南乡一带。

柜台上竖立招牌三友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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