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石经洛阳太学遗址出土

2023-11-29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曹魏正始石经洛阳偃师东大郊村太学遗址出土残石高75.4厘米，宽50厘米，厚15.5厘米。石经是东汉—曹魏时期刻立在太学讲堂前官定的石质儒家经书。正始石经为曹魏正始年间所立，主要特点是刻石的每一个字都用大篆、小篆、隶书三种字体写成，故又称“三体石经”。所以，此次所获石经多已卖出，现流散各地。

曹魏　正始石经

洛阳偃师东大郊村太学遗址出土

残石高75.4厘米，宽50厘米，厚15.5厘米。

石经是东汉—曹魏时期刻立在太学讲堂前官定的石质儒家经书。早在西周时期我国就有太学的称谓，后来专指古代传授儒家经典的最高学府。东汉太学创立于建武五年( 29年)，之后屡加扩建，至曹魏时期已颇具规模。东汉熹平四年( 175年)，大学者蔡邕(蔡文姬之父)等人奏求正定儒经正本文字，得到灵帝诏准后，蔡邕等人历时九年，于光和六年( 183年) 完成石经刊刻。这批石碑高一丈许，广四尺，一律以隶书八分体书写，故又称“一体石经”或“一字石经”。石经内容包括《鲁诗》《尚书》《周易》《仪礼》《春秋》《公羊传》《论语》等七种古代儒家经典。

正始石经为曹魏正始年间所立，主要特点是刻石的每一个字都用大篆、小篆、隶书三种字体写成，故又称“三体石经”。这部石经相传由卫觊、邯郸淳、嵇康等人刻写，内容为《尚书》《春秋》和《左氏传》(从隐公至庄公中叶止)，每石均两面刻写，一面为《尚书》，一面为《春秋》，与熹平石经各经自为表里的情况有所不同。

自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以来，儒学得到统治阶级的大力倡导。但是，由于今、古文学派之争及各学派以家法传授、兼以历代口授传抄造成的文字讹误，致使诸经博士试甲乙科时争辩激烈，甚至出现有人通过贿赂改正经籍文字合其私文的现象。东汉灵帝建宁三年（170年），召拜蔡邕为郎中，校书于东观。蔡邕认为古籍 “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遂受汉灵帝诏令，与诸儒选定正本，刊刻于巨型碑石之上，供儒生抄录校对。东汉石经原碑石数说法不一，王国维先生认为应以杨龙骧《洛阳记》中记载的四十六石最为准确。刻制精良的熹平石经刻成后，立于城南的开阳门外太学讲堂前（今河南洛阳偃师朱家圪垱村），每日观览摹写者众多，出现了“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的盛况。熹平石经开创了我国历代用刻石的方法向天下人公布经文范本的先河。自此以后，又有魏三体石经、唐开成石经、宋石经、清石经等，佛、道等诸家也刻有石经，共同构成我国独有的石刻书籍宝库。(www.chuimin.cn)

东汉末年，董卓火烧洛阳宫庙时，波及太学讲堂，熹平石经略有损毁。220年，曹魏建都洛阳，太学再度繁荣起来。曹芳继承皇位后，决心整理熹平石经碑石，并刻经石作为补充。于是就有了从正始二年（241年）开始刻制的正始石经。王国维先生认为，这部石经用三种字体刻制的主要原因在于，东汉时期有些学生自幼学的是古文经籍，而有些学生用的是隶书写的经籍，为了相互印证，曹魏统治者决定把几种字体都刻于石上，让每位学生都能看得清晰明白。

东汉洛阳城复原示意图

汉魏石经命运多舛。西晋永嘉年间（307年—313年），太学讲堂前的石经多有崩毁。北魏时期，冯熙、常伯夫相继为洛州(今洛阳)刺史，毁取石经“以建浮图精舍”，他们取石经为石板用以建造寺庙，其“所存者，委于榛莽，道俗随意取之”，石经损毁过半。东魏齐神武高欢执政时，欲通过水路将残存石经从洛阳搬迁到齐都邺城（今河北省临漳县附近），但运至今河南孟州境内时，遭遇塌堤，近半石经坠入黄河，待运到邺城时，汉魏石经只剩下52块了。隋开皇六年，幸存的部分石经又从邺都运入长安，置于秘书内省，准备补辑之后，立于国学，但不久又逢隋末纷乱频起，此事又遭搁置，后竟被改制成柱础。到唐朝贞观初年，魏征收聚石经时，汉魏石经已经是“十不存一”了。

自唐代以后至上世纪70年代末，石经残块在太学遗址屡有发现，其中较大规模出土计有三次。第一次是北宋时期，出土2100字；第二次是上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第三次是上世纪70年代以后，经过多次对太学遗址的科学发掘所得的石经残石。据说1949年以前，古董商按字或字行论价，挖得残石大者，即可得整袋银元。在如此高利的驱使下，太学旧址兴起强劲的“刨字”之风。于是，每值冬春农闲时分，人们蜂拥而至，争相刨挖石经残石。为了规避风险和防止走漏风声，人们在“刨字”时还会注意保密，否则附近土匪闻风而至，就有生命之虞。所以，此次所获石经多已卖出，现流散各地。马衡著《汉石经集存》一书共收集残石520件，计存8000余字，最大者存百余字，最小者仅一二字。已知现存的熹平石经和正始石经残石，主要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西安碑林、河南博物院、洛阳博物馆、洛阳考古研究院等单位。

曹魏石经洛阳太学遗址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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