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新经学：三经新义佚失，主要内容及总体特征

2025-09-3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王安石的新学，从颁于学官以及当时的影响力来说，一般指的是《诗》《书》《周礼义》和《字说》，由此可知，荆公新学集中体现在“经学”上，故我们称之为“新经学”。然而新经学的主要内容《三经新义》早佚，经历代学者的辑佚工作，现在可以看到的主要是《周官新义》、《诗义钩沉》及《字说》。那么从总体特征来看，新经学新在何处？自唐代五经正义颁布学官，天下取士皆以之为准则。

王安石的新学，从颁于学官以及当时的影响力来说，一般指的是《诗》《书》《周礼义》和《字说》(55) ，由此可知，荆公新学集中体现在“经学”上，故我们称之为“新经学”。熙宁六年（1073），朝廷命王安石提举经义局，主持训释《诗》《书》《周官》。熙宁八年（1075），《三经新义》成，进呈宋神宗，并正式颁行于太学，成为科举取士的依据。“自熙宁、元丰以来，士皆宗安石之学，沉溺其说。”(56) 一直到北宋末年，新学作为官学一直占据着重要的位置。然而新经学的主要内容《三经新义》早佚，经历代学者的辑佚工作，现在可以看到的主要是《周官新义》、《诗义钩沉》及《字说》。

值得指出来的是，《三经新义》并非全部由王安石作，据《宋元学案》，“《三经新义》，尽出荆公子元泽所述，而荆公门人辈皆分纂之，独《周礼》则亲出于荆公之笔”(57) 。而王安石也在《周礼序》中明确道出：“士弊于俗学久矣，圣上闵焉，以经术造之，乃集儒臣，训释厥旨，将播之学校，而臣安石实董《周官》。”(58) 为何王安石如此重视《周礼》并且亲自为之注解？“盖荆公生平用功此书最深，所自负以为致尧舜者俱出于此，是固熙、丰新法之渊源也，故郑重而为之。”(59) 究其原因，《周礼》是王安石阐扬其变法哲学的根据，他分析道：

惟道之在政事，其贵贱有位，其先后有序，其多寡有数，其迟数有时。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时；其法可施于后世，其文有见于载籍，莫具乎《周官》之书。盖其因习以崇之，赓续以终之，至于后世，无以复加，则岂特文、武、周公之力哉？(60)

显然，在王安石看来，形而上之“道”下落于政事中，体现为“位”“序”“数”“时”的不同，通过制度来加以区分，通过人事活动来加以执行，这正是《周礼》的意义所在。作为一套完整而又体系化的制度与规范的集结，《周礼》是治理国家的重要经验的积累，也是王安石开展变法运动的理论基础。同时也只有通过完善现实中的各项制度，确立一套规范，才能达到宋神宗所希冀的“一道德”“令学者定归一”(61) 。

那么从总体特征来看，新经学新在何处？我们大致可以分析出以下特征。

首先，解经方法上的创新。自唐代五经正义颁布学官，天下取士皆以之为准则。然汉唐以来的注解，多尚辞章考证，于义理发掘不足。王安石有意扭转这一注解经典的潮流，倡导阐发经典中的精神，而不再寻章摘句，因循守旧。这一解经风格影响深远，在此基础上，“义理之学兴，传注之学废，宋学就代替了汉学。宋明理学，应该于此寻源”(62) 。“王安石倡导的重义理、轻训诂的治经方法形成了一种不同于‘古文经学’的‘今文经学’，它对于义理之学的发展起了开先河之作用。”(63)

其次，注释内容上的一致性与整体性。如果说“新法试图在现实中建立一个协调一致的体系”(64) ，那么王安石则找到了可以建立这样一个体系的根据，他将儒家的经典看作完整的统一体，强调整体性观念，突出了“秩序的意义”(65) 。《周南诗次解》体现了他的一致性观念。在《周礼》的注释中，他也“试图从《周礼》的结构出发解说各部分内容”(66) 。

再次，据经以治世，推动现实变革。王安石常将《周礼》中的各项制度与规范的设置看作现实制度变革的基础，推动现实变革运动。如在《答曾公立书》中，他指出，“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67) ，强调《周礼》对国家财政制度有积极作用。但传统的儒家义利观直接影响到很多制度与政策的执行，因而他不得不通过注释《周官》来阐发理财等具体涉及利益方面的变革，正如四库全书《〈周官新义〉提要》指出的：“安石之本意以宋当积弱之后，而欲济之以富强，又惧富强之说必为儒者所排击，于是附会经义以钳儒者之口，实非真信周礼为可行。”王安石是否真信周礼可能并非如四库馆臣所说，但在熙宁变法中，他从《周礼》中找到了很多现实制度变革的根据，并以此来推动变革，则是不争的事实。

最后，注解经文亦有穿凿之处。解经首先要面临的就是字的理解问题，而在如何理解字的问题上，王安石显然没有遵循汉唐经学家们的词章考证的进路，而是独创了他的解字方法，这就是他晚年作《字说》的前期准备(68) ，《字说》中至少有相当一部分内容已经在前期注解经文时呈现。就《字说》而言，王安石“既废其五法，而专以会意为言”(69) ，认为“其声之抑扬开塞，合散出入；其形之衡从曲直，邪正上下，内外左右，皆有义，皆本于自然，非人私智所能为也”(70) 。王安石认为既然字的结构本于自然，则字形显然不可能脱离象形，这也表明王安石专以会意解字的不足。而以此解经，自然避免不了穿凿的问题，学界已有研究指出(71) ，兹不赘述。

(1) 王安石撰，李之亮笺注：《答曾子固书》，《王荆公文集笺注》卷三六，第1264页，成都，巴蜀书社，2005。

(2) 同上书，第1264页。

(3) 全祖望撰，陈金生、梁运华点校：《荆公新学略》，《宋元学案》第4册，第3239页。

(4) 苏轼：《王安石赠太傅制》，《苏轼文集》卷三八，第107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5) 王安石的老子注，现存仅为辑佚本，主要有蒙文通：《王介甫〈老子注〉佚文》，《道书辑校十种》，《蒙文通文集》第6卷，成都，巴蜀书社，2001。容肇祖：《王安石老子注辑本》，北京，中华书局，1979。严灵峰：《辑王安石〈老子注〉》，《无求备斋老子集成初编》，台北，台湾艺文印书馆，1965。本文所引主要参考蒙本，但个别标点稍有改动。王安石：《王介甫〈老子注〉佚文》，蒙文通：《道书辑校十种》，《蒙文通文集》第6卷，第675—676页。

(6) 《易纬·乾凿度》：“夫有形生于无形，乾坤安从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也。太易者，未见气也。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气形质具而未离，故曰混沦。”“易始于太极，太极分而为二，故生天地。”《易纬·乾坤凿度》云：“太易始著太极成；太极成，乾坤行。”郑玄注曰：“太易，无也；太极，有也。”

(7) 王安石：《王介甫〈老子注〉佚文》，蒙文通：《道书辑校十种》，第676页。

(8) 王安石：《老子》，《王荆公文集笺注》卷三一，第1082页。

(9) 王安石：《王介甫〈老子注〉佚文》，蒙文通：《道书辑校十种》，第694页。

(10) 同上书，第676页。

(11) 王安石：《王介甫〈老子注〉佚文》，蒙文通：《道书辑校十种》，第676页。

(12) 同上书，第677页。

(13) 有学者亦指出这一点，孔令宏认为：“‘有生于无’谈的是宇宙发生论，‘形而上’‘形而下’这对范畴固然也可以用以阐释‘有生于无’，但更多地是用在本体论中。”（孔令宏：《宋明理学与道家道教》，第79页，北京，中华书局，2006）刘成国认为，王安石以“本末”“体用”等概念来解释“有”“无”，明显是受到王弼注老的影响，讨论的是本体论问题，“形式上运用了王弼的‘体’‘用’，内容上却依然属于宇宙的生成论。这样，安石的宇宙论往往与本体论的问题混为一谈”（刘成国：《荆公新学研究》，第13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14) 王安石：《王介甫〈老子注〉佚文》，蒙文通：《道书辑校十种》，第680页。

(15) 同上书，第700页。

(16) 同上书，第691页。

(17) 同上书，第690页。

(18) 王安石：《洪范传》，《王荆公文集笺注》卷二八，第991页。

(19) 同上书，第994页。

(20) 王安石：《王介甫〈老子注〉佚文》，蒙文通：《道书辑校十种》，第689页。

(21) ③④王安石：《洪范传》，《王荆公文集笺注》卷二八，第993页。

(22) 王安石：《老子》，《王荆公文集笺注》卷三一，第1082页。

(23) 王安石：《洪范传》，《王荆公文集笺注》卷二八，第994页。

(24) 王安石：《王介甫〈老子注〉佚文》，蒙文通：《道书辑校十种》，第703页。

(25) 王安石：《老子》，《王荆公文集笺注》卷三一，第1083页。

(26) 同上书，第1082—1083页。

(27) 王安石撰，秦克、巩军点校：《王安石全集》，第41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28) 王安石：《王介甫〈老子注〉佚文》，蒙文通：《道书辑校十种》，第687页。

(29) ③同上书，第699页。

(30) 王安石：《字说》，转引自杨时：《王氏字说辩》，《龟山集》卷七，第325页。

(31) 王安石：《答王深甫书一》，《王荆公文集笺注》卷三五，第1221页。

(32) 王安石：《答王深甫书一》，《王荆公文集笺注》卷三五，第1221页。(https://www.chuimin.cn)

(33) 王安石：《礼论》，《王荆公文集笺注》卷二九，第1029页。

(34) 王安石：《郊宗议》，《王荆公文集笺注》卷二五，第919页。

(35) 同上书，第920页。

(36) 王安石：《郊宗议》，《王荆公文集笺注》卷二五，第920页。

(37) 王安石：《王介甫〈老子注〉佚文》，蒙文通：《道书辑校十种》，第690页。

(38) 王安石：《性情》，《王荆公文集笺注》卷三〇，第1062页。

(39) 同上书，第1063页。

(40) 由此可知，王安石“并不认为情本身有善恶，而是认为情之所在有善恶”。张祥浩、魏福明：《王安石评传》，第353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41) 王安石：《致一论》，《王荆公文集笺注》卷二九，第1043页。

(42) 王安石：《王介甫〈老子注〉佚文》，蒙文通：《道书辑校十种》，第699页。

(43) ⑤⑥王安石：《性情》，《王荆公文集笺注》卷三〇，第1063页。

(44) ②王安石：《杨孟》，《王荆公文集笺注》卷二七，第979页。

(45) 贺麟：《王安石的哲学思想》，张学智编：《贺麟选集》，第208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46) 王安石：《原性》，《王荆公文集笺注》卷三一，第1089页。

(47) ②王安石：《原性》，《王荆公文集笺注》卷三一，第1089页。

(48) 王安石：《性说》，《王荆公文集笺注》卷三一，第1091页。

(49) 王安石：《性论》，《临川集拾遗》，罗振玉：《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5集，第28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50) 王安石：《原性》，《王荆公文集笺注》卷三一，第1089—1091页。

(51) 王安石：《性论》，《临川集拾遗》，罗振玉：《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5集，第282页。

(52) 王安石：《性说》，《王荆公文集笺注》卷三一，第1092页。

(53) 王安石：《性论》，《临川集拾遗》，罗振玉：《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5集，第282页。

(54) 同上书，第283页。

(55) 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4卷，第44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56) 刘一止：《知枢密院沈公行状》，《苕溪集》卷三〇，《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32册，第158页。

(57) 谢山：《荆公周礼新义题词》，参见《荆公新学略》，《宋元学案》第4册，第3252页。

(58) 王安石：《〈周礼义〉序》，《王荆公文集笺注》，第1610页。

(59) 谢山：《荆公周礼新义题词》，参见《荆公新学略》，《宋元学案》第4册，第3252页。

(60) 王安石：《〈周礼义〉序》，《王荆公文集笺注》，第1610页。

(61)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九，第5570页，北京，中华书局，2004。

(62) 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4卷，第436页。

(63) 王明荪：《王安石》，第112页，台北，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4。

(64) 包弼德：《历史上的理学》，王昌伟译，第66页，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

(65) 郭齐勇主编：《宋明儒学与长江文化》，第42页，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66) 土田健次郎：《道学之形成》，朱刚译，第32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67) 王安石：《答曾公立书》，《王荆公文集笺注》，第1240页。

(68) 张宗祥认为，《周官新义》中“引用《字说》之处至多，则可证此书后虽或有增损，要亦熙宁时早已成书矣，故标其名曰《熙宁字说》，明非熙宁以后始著此书也”。参见张宗祥：《王安石〈字说〉辑》，曹锦炎点校，第162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

(69) 朱熹：《读两陈谏议遗墨》，《朱子全书》第24册，第3383页。

(70) 王安石：《熙宁字说序》，《王荆公文集笺注》，第1615页。

(71) 方笑一：《王安石〈周官新义〉探微》，邓小南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2008）》，第541—559页，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

王安石新经学：三经新义佚失，主要内容及总体特征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