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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时代的传播活动:新闻与传播研究辑刊第2辑

【摘要】:上古时代,生民群聚而生。当人类聚生群处之时,当个体的人作为群体的一分子时,人不能不传播。上古蒙昧时代,人们主要的经济活动除了采集外还有狩猎。先民并非生来就会猎取动物,所以就有一个“教以猎”的传播活动的展开。再者,狩猎活动多是一种群体性的行为,因此它要求有更严密的组织性,更频繁的人际传播。上古时代并无“政治”这个概念,但却有政治传播活动。

吕氏春秋·恃君览》记载:“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上古时代,生民群聚而生。群的形成与人类的劳动生产和生存密切相关。当时,生产力极端低下,生存环境险恶,人们必须群聚才可能抵御野兽的侵袭和恶劣的自然环境,以弥补个体的弱点,趋利避害,保存生命。这诚如《吕氏春秋·恃君览》所云:“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卫,肌肤不足以捍寒暑,筋骨不足以从利弊害,勇敢不足以却猛禁悍,然且优裁万物,制禽兽,服狡虫,寒暑燥湿不能害,不唯先有其备而以群聚耶?群之可聚也,相与利之也。”群聚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必备前提,为此,“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也就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显得越不独立,越从属于一个更大的整体”〔1〕。据人们的考古分析,周口店北京人,大约是五六十人居住在一起,组成一个血缘氏族公社。当人类聚生群处之时,当个体的人作为群体的一分子时,人不能不传播。人们相互间的传播既是人类生存、生产之必然要求,又是人类本性的体现。人们相互传递信息,交流意向、感情,体现了人的“类”的本质,并且使人的群体性的生活得以维系,得以更新、发展。“人际传播是人类生存与发展最基本的形式。在古代社会……人结成群体,首先是依靠相互表达意向和情感,交流外界的信息,即依靠人际传播”〔2〕。人的类本质及人的群聚生活要求作为人的传播行为成为必然,于是群聚的生活方式也就揭开了人类早期传播的历史篇章。

“古之时……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能复前而不能复后。卧之呿呿,起之吁吁。饥即求食,饱即弃余,茹毛饮血而衣皮革〔3〕。这可视作上古时代的母系氏族社会的生活情景,“卧之呿呿”是说睡则发出鼻息声,“起之吁吁”是指醒了之后所发出的叫唤声,这叫唤声的意思大约是说“唉呀!睡得好舒服呀”。这类声音的发出可以说就是一种原始的声传行为。

上古穴居巢处时代,采集狩猎是人们主要的谋生手段。而在集体的采集、狩猎过程中不能不进行人际传播活动,使信息互通,经验与知识共享。《淮南子·修务训》有云:“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赢蚌之肉,时多疾病毒,于是神农……食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当此之时,一日之遇七十毒。”这反映了先民原始采集的艰辛:“神农尝百草”,品水泉之甘苦,辨识有毒无毒,然后告之民人,“令民知所辟就”,这实际上是采集活动中一种生活、生产经验的传播。由此可见,在现在人们看来极为简单的采集活动,先民们却有一个摸索和传播的过程才能成为可能。只因有了传播活动,人们才对这类的知识、经验能有所共享,人们也才可能在大自然中立足、生存下来。

上古蒙昧时代,人们主要的经济活动除了采集外还有狩猎。《尸子》称:“庖牺氏之世,天下多兽,故教以猎。”狩猎作为原始社会最重要的经济活动之一,既是随着工具和技术的改进而发展的(狩猎需木、石等捕猎工具),也是“教”与“学”的传播过程的展开。先民并非生来就会猎取动物,所以就有一个“教以猎”的传播活动的展开。再者,狩猎活动多是一种群体性的行为,因此它要求有更严密的组织性,更频繁的人际传播。它要了解围猎对象的习性、活动规律,要掌握野兽出没的地形及气候,要交流以往猎兽的经验、知识,要决定猎取方案,要求围猎成员协同动作等,所有这些都不能缺少传播机制。

在采集转向农耕的时代,神农、炎帝、后稷等又教民种植、农事的技艺。现存的古文文献将我国农业的起源、农耕的发明与传播多托于神农氏。《淮南子·修务训》载:“神农乃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挠高下……”《易·系辞》载:“神农氏作,砍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周书》曰:“神农为耒耜,耨以垦草莽,然后五谷兴。之时,天雨粟,神农耕乃求可食之物,尝百草之实,察酸苦之味,教民食五谷。”

由以上史料互证可知,所谓神农“教民”“教天下”“神而化之”等等,表明农耕的普及就是通过这样一些知识的传播来实现的,但农业的发明并不一定是“神农”——“神人”所为,“神农”在这里可视作一个时代,农耕的发明与传播普及,是在一个长时期内众多人参与的历史过程。

有关后稷与农业起源的关系、农耕技术的传播,《史记·周本纪》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周后稷,名弃……弃为儿时,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戏好种树麻、菽、麻菽类。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民皆法则之。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弃,黎民始饥,尔后稷播时百谷。封弃于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这里介绍了后稷有关稼穑技艺的传播效果:“民皆法则之”“天下得其利”。史籍有关神农、炎帝、黄帝、后稷事迹的记载,都可以使今人想见当时有关采集及农耕的传播情形。(www.chuimin.cn)

与采集、农耕相关,一些史料还记载了养蚕抽丝的发明与传播。《路史》后纪卷五称:黄帝妻“螺祖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这表明养蚕抽丝制衣的普及,也是一个“教”与“学”的传播过程的展开。同样,捕鱼也是当时经济活动的组成部分。《尸子》载:“燧人之世,天下多水,故教民以渔。”《易·系辞》说:“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这也表明,捕鱼同样不是人人生而即会的本能,也不一定是某一个人所发明,它同样是众多人参与的一个“教”与“学”的传播过程。

总而言之,采集、狩猎、农耕的发明、普及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这一过程也就是先民因有了这种以教化为内涵的传播才逐渐由蒙昧走向文明的过程。

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说:“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同自然界发生联系。他们如果不以一定的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相互交换其劳动,便不能进行生产。”人们为采集狩猎所进行的传播活动,可以说是人与自然界发生联系,但如果要有效地进行生产,人们还必须通过互相间的传播活动建立起特定的生产关系,并由此构建特定的社会形态。

上古时代并无“政治”这个概念,但却有政治传播活动。相传上古天子通过巡狩以沟通中央政府与各州诸侯之关系。《尚书·尧典》就有记述舜巡狩之事:“五载一巡狩,群后四朝,敷奏一言,眼四以功,车服以庸。”这里说他每隔五年就要进行一次全面的巡行视察,四方诸侯分别在四岳朝见天子,向天子报告自己的功绩;天子也认真考察诸侯国的政治得失,把车马奖励给有功的诸侯。《尚书大传·唐传》对上古巡狩之事有更详细的记载:“见诸侯,问百年,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俗,命市纳贾以观民好恶。山川神祇有不举者为不敬,不敬者削以地。宗庙有不顺者为不孝,不孝者,黜以爵。变礼易乐为不从,不从者君流。改衣服制度为畔,畔者君讨,有功者赏之。”

这里巡察的内容不仅涉及政治,而且涉及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不仅诸侯,而且也同其他人实行着交流与传播。唐虞时代,已有司职教育传播之官。一为司徒,执管普通社会教育,《孟子·滕文公》说:“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可见司徒是主管普通社会教育的。当时的专门教育有学校,其名曰痒、曰米廪,《礼记·王制》记载:“有虞养国老于上痒,养庶老于下痒。养痒在国之四郊。”

天子通过巡狩以沟通上下,社会通过教育得以整合,我们由此可见当时社会传播之一般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