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文字学革命者王静安先生的著作选编--周予同教育著作

2023-11-01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因爲在甲骨文字未出土之前，中國文字形體的研究，大抵以《説文》爲中心，而以鐘鼎彝器文字爲補助材料。《説文》一書，經有清一代學者的研究，在文字學上幾有無上的權威。《説文》在近代變成文字學的聖經或法典，有時簡直是暴君；誰要對於《説文》提出疑難，表示反抗誰就是一個叛逆者。

最近幾位國故學者的殂滅，如經今文學者康有爲客死於青島，目録學者葉德輝被害於長沙，都不能引起我的哀感；但是六月四日在上海《申報》看見王國維（静安）自沉於北京昆明湖的電訊，却不禁爲之黯然。在政治思想方面，或者簡直説是在常識方面，他固然是時代的落伍者；但是在學術方面，他的確自有其超越的地位，值得我們的贊頌與哀悼。

静安先生是一位多方面的學者；他對於文學，考古學，文字學，都有其特殊的創見與成就；這在並世的學者，這樣地淵博而篤實，着實找不到幾位伴侣。况且他的學術離止境還是很遠；他今年不過五十一歲，而又非常勤奮，設“天假之年”，他對於學術界的貢獻，决不止這區區二十卷的《觀堂集林》和幾部叢著。我們想到羅振玉《觀堂集林序》“君今年四十七，百里之塗，行尚未半；自兹以往，固將揖伏生申公而與之同游，非徒比肩程吴而已”的一段話，我們只深深地感着我們學術界損失的巨大。

静安先生固然是一位多方面的學者，但除文學外，其餘史學考古學等等大概都根據於他的文字學；所以説文字學是他學術的基本學，也大致不錯。當我們閲讀他的文字學的著作，假使我們是平心静氣不爲先入的見解或主觀所蒙蔽，那末，我們一定發見可驚异的現象，就是：静安先生在政治思想及社會思想方面雖然是一位悲觀者或反動者，但是在文字學方面却表現十分勇敢的革命性。他在文字學的著作裏，奮勇地推翻舊説，果敢地提出新學，而又縝密地以多種證據證實他的假説。他能懷疑，他能自信；他能破壞，他能建設；在他的著作裏，他只是不絶地表現着樂觀的態度與左傾的意味。在這一點上，無論如何鄙視他的思想的青年，也似乎不能不有相當的尊敬。

文字學大概分形音義三部分，就是所謂形體，音韵與訓詁。在訓詁方面，静安先生大概只有整理補充而没有什麽創説；《觀堂集林》卷五《爾雅草木魚蟲鳥獸名釋例上下》一文，可以説是代表作品。在這篇文章裏，他就若干普通名詞與許多生冷怪僻的文字中，整理出幾條提綱挈領的原則，很可以告訴我們治學的方法。去年，我聽説静安先生在清華研究院提出聯綿字的研究；所謂“聯綿字”研究，就是搜集中國文字中的雙聲，叠韵，重言的形容詞副詞，就音韵方面研究他們的訓釋與轉變。關於這方面，不曉得他已否着手研究，或已否得有結果；不過這的確是文字學的訓詁方面一個新提案或者一條新途徑。

在音韵方面，因静安先生對於近代發音學没有什麽研究，所以他研究的材料僅限於《切韵》《唐韵》《廣韵》等韵書和有清一代古韵學家的著作，因之比較的没有什麽創見。他的《周代金石文韵讀序》一文（見《觀堂集林》卷八）很可以表見他的態度和意見。他説：

自漢以後，學術之盛，莫過於近三百年。此三百年中，經學史學皆足以陵駕前代；然其尤卓絶者……則爲韵學。古韵之學，自昆山顧氏，而婺源江氏，而休寧戴氏，而金壇段氏，而曲阜孔氏，而高郵王氏，而歙縣江氏，作者不過七人；然古音廿二部之目遂令後世無可增損。

又説：

古韵之學，謂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可也。……余讀諸家韵書，竊嘆言韵至王江二氏，已無遺憾。……前哲所言，既已包舉靡遺，故不復有所論述。

其實，他這話很有商榷的餘地。就他的意見，似乎音韵學的古韵一部分幾乎已有定論，無復研究的可能；實則問題繁複，隨舉都是。例如：一，王、江古韵廿二部與近人黄侃古韵廿八部的是非問題；二，周秦古韵與漢代古韵的异同問題；三，古韵的發音問題，都值得我們的鑽研，不能遽説“後世無可增損”或“前哲所言已包舉靡遺”。這些話不過表示他對於古韵學的無創見而已。在音韵方面，勉强可以説是他的創説的，或者是“五聲説”。所謂“五聲説”，就是“古音有五聲，陽類一與陰類之平、上、去、入四是也。”在這裏，我們對於“陽類”“陰類”這兩個名詞須先有明瞭的觀念；這兩個名詞，近代文字學者很喜歡用，其實是含義不明的術語。所謂“陰類”，就是“單純元音”與“複合元音”，如“支”“脂”“尤”“候”等韵部都是，也就是注音字母所表示的“ー”“ㄡ”等韵母。所謂“陽類”，就是帶鼻音的“附聲元音”；詳言之，就是在單純元音或複合元音之後，附以n、ng、m三種鼻音的僕音；如“魂”“痕”“庚”“耕”“覃”“談”等韵部都是，也就是注音字母所表示的“ㄢ”“ㄥ”等韵母（注音字母没有收m音的附聲韵母）。近代文字學者對於四聲的遞變，普通以爲：古音只有平、入；到了魏晋之際，才發生四聲。陰、陽聲的分類，雖然自古已然；但當陰類之平演化爲上、去的時候，陽類之平也同時演化。静安先生反對這説，他以爲古音陽聲自爲一類，與陰聲的平、上、去、入四聲合爲五聲。他的《五聲説》（見《觀堂集林》卷八）説：

余則謂陽聲自爲一類，有平而無上、去、入。今韵於此類之字讀爲上、去者，皆平聲之音變。而此類之平聲，又與陰聲之平聲性質絶异。如謂陰聲之平爲平聲，則此類不可不别立一名。陽聲一，與陰聲平、上、去、入四，乃三代、秦漢間之五聲。……故五聲者，以古音言之耳。宋、齊以後，四聲説行而五聲説微。

這五聲説固不失爲有價值的假説；但究竟能否成立，在現在還在存疑之列。因爲：第一，古音“韵”與“紐”都非常簡單，當時能否有比現代四聲還繁密的五聲，的確是個疑問。第二，陰陽聲的不同不過韵尾附聲與否之别；陰聲既可演化上去，那末，陽聲之演化上去，也未見其不可能。第三，四聲的本質，在發音學上還没有明確的説明，那末，根本上無論四聲、五聲、七聲，都還須加以精密的研究。總之，這五聲説無論成立與否，却很值得繼承王氏學術的人之繼續研究。

静安先生在文學的訓詁與音韵兩部分，既没有什麽大創見，那末，我所謂革命性的表現究竟是在那一部分呢？這只要看他對於文字學的形體部分的研究，就可了然了。他對於形體方面所以有驚人的成績，實有賴於殷虚甲骨文字的出土。因爲在甲骨文字未出土之前，中國文字形體的研究，大抵以《説文》爲中心，而以鐘鼎彝器文字爲補助材料。《説文》一書，經有清一代學者的研究，在文字學上幾有無上的權威。《説文》在近代變成文字學的聖經或法典，有時簡直是暴君；誰要對於《説文》提出疑難，表示反抗誰就是一個叛逆者。鐘鼎彝器文字的研究，始於趙宋，中衰於元、明，而復盛於清季；但是大家總是保存古董玩耍古董的氣味多，而純粹作爲文字形體的研究的少。到了静安先生，他繼承最近三百年文字學的遺産，於是以殷虚甲骨文字爲主力軍，以鐘鼎彝器文字爲副軍，而對於聖經或暴君似的《説文》，竪起革命的旗幟。固然，根本反對《説文》而推翻許慎的權威的，是近世的經今文學者；但是，今文學者只有消極的破壞，而没有積極的建設；他們只能攻擊傳統的因襲的文字學，而不能或不肯組織新的文字學去替代它。静安先生不然，他是一個文字學者而不是一個經今文學者，他繼吴大澂、孫詒讓之後，明瞭舊文字學的弱點，不采用經今文學者全軍鼓噪的戰略，而用精練的隊伍加《説文》或舊文字學以致命傷。自然，我所説或所描寫的話，似乎出之情感，失之狂熱；而頭腦冷静、性格篤實的静安先生，或者只自認是對於《説文》或舊文字學的修正而不是革命。不過，我覺得這不僅僅是修正，因爲他已經摇動舊文字學的陣地了；假使我們後死者能用静安先生的方法繼續地努力，我相信在最近的將來，我們可以建設一種新的或者可以説比較合理的文字學。静安先生對於文字形體方面的貢獻，大約有三點，即：(www.chuimin.cn)

一，打破史籀造字之説；

二，訓釋“古文”一詞；

三，糾正《説文》之誤謬；

關於（一）打破史籀造字之説及（三）糾正《説文》中之錯誤，本刊徐中舒先生在《静安先生與古文字學》一文中，已有較詳細的説明與舉例，現在爲避免閲者重複起見，略而不談，而只就（二）“訓釋‘古文’”一類略加叙述。

“古文”這個名詞，就經學和文字學説，實在是一個不祥的怪物。爲了它，中國二千年來的許多學者，費了不少的精神與時間去攻擊它或者擁護它；甚至以它爲中心，分成兩個旗幟不同的學派，而開始惡毒的争辯。到了近三百年，經過許多專門學者的觀察與解剖，這個怪物——古文——總算自積層的黑幕中提出而漸漸的有被明瞭的可能。開始閻若璩、惠棟研究“僞古文《尚書》”，於是才曉得“古文”有所謂真僞。其後魏源作《書古微》，於是真“古文”也成了可懷疑的東西。這還是經學上的問題，和文字學的關係還不大密切；但從康有爲、廖平、崔適輩極左的經今文學者出，孔壁中發現“古文”一事成了極大的疑案，於是文字學者不能復佯爲未聞而仍舊施用其含義不明的“古文”一詞了。近世經今文學者是文字學的破壞者；他們不管文字學的舊信條或舊律令，一切加以攻擊；就他們的意見，文字的變遷是逐漸的，無所謂古籀、篆、隸之分，“古文”一詞根本上就不能成立。静安先生究竟是一個文字學者而不是經今文學者，他不能像他們樣以消極的破壞爲快意，於是就“古文”一詞加以縝密的考察，知道它是個含義繁富遞有演化的名詞，它不能像籀、篆、隸三者的簡單而須加以詳細的説明。但是我們假使勇敢點，就静安先生所説明的再進一步，我敢信文字學者與經今文學者大有携手的可能，而“古文”一詞雖不能廢止，也至少須加以限制或修正了。

静安先生訓釋“古文”一詞，詳見《史籀篇疏證序》（見《觀堂集林》卷五）及《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説》、《史記所謂古文説》、《漢書所謂古文説》、《説文所謂古文説》、《説文今叙篆文合以古籀説》、《科斗文字説》（均見《觀堂集林》卷七）諸文。他的意見，以爲“古文”係秦漢以前的文字的總稱，“古文”就是“古代文字”的簡稱。《史》《漢》《説文》及其他書籍上所説的“古文”，其含義很複雜，大别可分爲：（一）“殷周古文”；（二）“六國古文”；（三）“孔壁古文”。“殷周古文”，現存的材料就是近世出土的殷墟甲骨文字和北宋以來出土的鐘鼎彝器的款識。這種材料的來源大都可信，它的拓本也都可以目驗，所以很可以根據它以糾正《説文》及其他舊文字學上所寫的“古文”。“六國古文”就是戰國時六國所用的文字，係由“殷周古文”遞變而成，和當時秦所用的籀文成對峙的形勢。因爲静安先生主張“古文”與“籀文”是戰國時代東土（六國）與西土（秦）同時所用的兩種字體，不是如《説文》等書所説的，以籀文爲後一代的字體，是由前代的“古文”變改而成。“孔壁古文”就是《史》《漢》《説文》上所説的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壁所得的古文，也就是經古文學家因以另起家法以與今文學對抗的古文。静安先生對於孔壁得書一案，雖不像經今文學者的過激，以爲完全是假造的鬼話；但以爲《説文》所載的古文都根據於壁中書及張蒼所獻的《春秋左氏傳》；假使我們能以新出土的“殷周古文”證實《説文》所載古文的誤謬，那末，孔壁得書一案也因之可以定讞了。所以依静安先生的意見，古文一詞至少須加以限制詞，如稱爲“殷周古文”“六國古文”“孔壁古文”，而不能含糊的總稱爲“古文”，因爲其它大有真僞是非先後的區别呢！

以上所説，爲篇幅所限，只能草草；現在再節録《史籀篇疏證序》文中一段話，以見静安先生的確配稱一個文字學的革命者！

世莫不以古、籀、篆爲三體，謂籀文變古文，篆文又變籀文。不知自其變者觀之，則文字殆無往而不變，故有一卷之書而前後异文，一人之作而器蓋殊字。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文字之形與勢皆以漸變；凡既有文字之國，未有能以一人之力創造一體者。許君謂史籀大篆與古文或异，則固有不异者。且所謂异者，亦由後人觀之；在作書時，亦祗用當世通行之字，有所取舍而無所謂創作及增省也。

古、籀、篆是三種書體的名稱，以及史籀作大篆、李斯作小篆等話，幾乎是舊文字學者的口頭禪，大有“天不變道亦不變”之概；現在静安先生一手推倒，這不能不説他是在文字學的分野中竪着革命的旗幟，喊着革命的口號呢！

文字學不過是静安先生的學術的一部分，但他的自殺已足使新的文字學黯然减色，則其加於史學、考古學、文學的損失，的確更足以增添我們哀悼的程度。静安先生的自殺，我不願再多所批評；但傳聞之辭，以爲他是僅僅在殉清，是僅僅在表示遺老的思想與行爲，因而加以唾駡；我疑心頭腦冷静性格篤實的静安先生而出於自殺，其原因决不致如此簡單。人的生活都各自有其背景與趣味，這種對於人類生活趣味没有深切瞭解的殘酷批評，我根本的表示反對。在現代的中國，在現代慘毒的中國，自殺與他殺都是可以原恕的行爲，有時或者簡直是可以贊頌的英雄的行爲！

原載《文學周報》1928年第5卷。

纪念文字学革命者王静安先生的著作选编--周予同教育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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