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予同教育著作选编：揭示五四事件真相

誰也不能否認，“五四”在中國現代史上占着一頁重要的篇幅；然而，“五四”，它究竟只是“民八”的“五四”，它究竟只是中國現代史上的一頁史實了。這悲壯的“五四”，它過去了，它逝水樣地過去了。明瞭了這一點，那麽，現在還迷戀着“五四”，或者“丑表功”似地在争奪“五四”運動的思想領導的勞績，這些都是“遺老”們；至於扛着，甚至於冒充着“五四”運動的健將的名義在招摇撞騙的，那簡直是“騙子”。中學生諸君：我們應該讓遺老們早點死去，應該使騙子們受點社會的裁制，這不是合理的嗎？

這些話，在有些人們，或者以爲近於感情的；不，决不是的。近來看見學生們的文字，尤其是學生們對於政治的宣言，每每跟着遺老們騙子們在“五四啊”“五四啊”地喊着。其實，“五四”是過去了，無論如何，它不會因爲你們招魂似的喊叫而復活了。讀到這些論文或宣言，在我，實感着不可言狀的肉麻。所以在一九三〇年還“白頭宫女話天寶”似地在述説一九一九年的“五四事件”發生的原因經過影響與其歷史的評價，或者不是完全無益的事，因爲這不僅是爲了人們，也是爲了自己，至少使自己的眼和神經少受到難堪的苦難。

在現在許多刊物中，每每將“五四事件”與所謂“新文化運動”混爲一談，而且説“新文化運動”在領導着“五四事件”；就當日客觀的史實説，這完全是無意的錯誤或有意的欺騙。我們不能説“新文化運動”領導“五四事件”，而只能説“五四事件”擴大“新文化運動”，因爲“五四事件”的發生是另有其因素的。“五四事件”，由北京的大學專門學校學生發難，而引起全國學生與新式都市的商人的響應，這是無疑的事實。但北京學生的最初發難並非直接受“新文化運動”的影響；即萬分讓步的講，也只能説“新文化運動”對於“五四事件”或有些少的幫助。因爲當時北京學生界的風氣是這樣的：當時北京學生可分爲兩部分，一部分是“不良少年”，一部分是“好學生”。這些不良少年大概視家庭經濟的供給而异其荒唐的程度。他們除敷衍校課之外，或者逛窑子、捧坤角，或者躲在公寓打牌，即到錢袋乾癟的時候，也非到大栅欄、東安市場、青雲閣等雜鬧的地方“遛達遛達”不可。那些好學生又可分爲兩部分。大部分是埋頭於書籍，課堂、寢室之外，以圖書館爲唯一的場所；他們或是真對學問感到濃厚的趣味，或是只爲競争分數與等第，但勤勉的程度是大致相同的。那其餘的小部分學生，至多不過占全數十分之一二，他們的態度又比較的不同。他們不專在讀死書，對於世界思想，對於國内政治，都有相當的留意；然而可憐他們得不着指導者而只在自己摸索。他們對於學校規定的課本與教師平凡的言論，都不大感到趣味，而另在找尋秘密的書籍。當時《青年雜志》（《新青年》雜志的前身）雖然公開的發售，但决没有引起這班學生的留意；它裏面登載着的文言的戀愛小説與翻譯的英雄傳記，他們除對於技巧略加批評，在思想内含方面是只有加以嗤笑的。後來改爲《新青年》雜志，態度嚴正得多了，但是内容不過對於中國舊文學、舊禮教加以攻擊。這些，在當時段祺瑞系的《公言報》派與梁啓超系的研究系派的文人，或者以爲是“離經叛道”；但這在成人社會成問題的言論，在那些青年學生們是毫不覺得新奇的。當時流行於這些青年們間的秘密書籍，是《自由録》、《伏虎集》（反對江亢虎的冒充的社會主義）等無政府主義的小册子。在現在看起來，自然，這有點幼稚而滑稽；然而，這不足怪的。因爲青年們富於空想，對於未來社會有相當的憧憬，所以這些書籍的流行，自有其心理的基礎。而且康有爲的《大同書》，譚嗣同的《仁學》，在當時尚有相當的權威，這些思想與無政府主義有相通之道，青年們在辛亥革命之後不看《揚州十日記》等小册子而看克洛泡特金、托爾斯泰的著作，也自有其時代的必然性。這些學生們曾組織有秘密團體（自然没有現在所謂“小組”的嚴密），專在流傳或討究這些書籍。就我個人所知道的，北京大學與北京高師都有一個而且互通聲氣。“五四事件”的發生，這秘密團體裏的分子是很有關係的。

“五四事件”發生於“五四”，而不發生於“五三”“五五”，這是值得一説的史實。一九一五年（民四），日本乘歐戰方酣、列强無暇東顧的時候，用最後通牒，向我國提出廿一條，要求滿蒙山東及其他權利，强迫簽字。到了一九一九年（民八），歐戰已終，各國派使在巴黎開和平會議。當時日本又有强迫中國代表追認廿一條的行動，外交形勢十分嚴重。那時青年學生們天天受報紙的激刺，非常憤激，頗想有所表示，但苦於没有領導的人物與表示的方式。四月末旬，上述的秘密團體的學生們已略有活動，打算做一次示威運動。五月三日的晚上，曾開了一次會議，議决用猛烈的方法懲警從前簽字廿一條的當事者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當時有一位同盟會老同志（會）〔曾〕秘密的將章宗祥的照片交給他們；——因爲曹陸的像片在大栅欄等處的照相館時常看見；而章則任駐日公使，面貌不甚熟悉。——並且設法弄手槍，但結果没有成功。他們議决帶鐵器、小罐火油及火柴等去，預備毁物放火。又恐怕這嚴重的議决案被同學泄漏，於是將預備在“五七”舉行的時期提前到次一天（五七是日本提出最後通牒的國耻紀念日）。這消息當時异常秘密，除極少數學生外，大部分同學都是茫然的。第二天（五四）早晨，分頭向各校學生會接洽，約期下午一時在天安門集合，表面上只説向政府請願，那天下午，北京的大學專門各校學生二三千人整隊向天安門出發。那天不是星期日，各校學生因愛國的情感的激動而踴躍參加的，固然居多數，但借此機會往窑子戲院公寓一溜的也確不少。在天安門集合以後，議决向政府請願，並游行示威。這次運動，有隊伍，有指揮，有旗幟，有口號，在匆促的時間内，居然有這樣的組織，不能不視爲群衆運動行動上的進步。當時本只有請政府懲辦曹陸章的旗幟與口號，在事前，這許多群衆是不料要闖進趙家樓曹氏的住宅而去毆打章氏的。向政府請願後，一部分學生已開始零星散去；但參與前一晚秘密會議的學生們乘群衆感情緊張的時候，主張到曹氏住宅前面示威。這一個嚴重的議案居然第一步得到成功。趙家樓的胡同並不闊大，只容得四人一行；曹氏住宅門口也只有一個警察。當時群衆熱烈地叫着口號蜂擁到趙家樓，曹氏僕役見人數過多，立刻關閉大門，於是又有人利用這關門的刺激主張闖進去。曹氏住宅大門的左首有一個僕役卧房的小窗，有某君用拳頭打碎玻璃，從小窗中爬進，將大門洞開，於是群衆一哄而入。當日曹章陸三人確在那邊會議或談話，聽説事前已有人通知，要他們注意預防；但他們或者以爲學生的把戲無足重視，所以並没有防備。到了學生大隊闖進以後，他們開始逃避，曹陸二人傳説由後門溜走，但章氏不知如何竟在住宅附近一個小店内被學生們發見，因被毆辱。當時章氏始終不開口，并且有一位日本人樣的遮護着他。學生們對於章氏面貌不熟悉，疑爲日人，恐引起交涉，曾自相勸阻；但有人將章氏像片與本人對照，覺得並没錯誤，於是又加毆擊。據説當時屢毆屢止達半小時以上，後恐傷及生命，才始中止。至於那一部分闖進曹宅的，先割斷電話；次搜索文件，無所得；於是將房間中的帷帳拉下作爲引火物。當時最滑稽的，是某君當感情奮張之餘，用拳頭打停在天井中的汽車的玻璃，將自己的手弄得流血。在這樣紛亂情形的時光，與曹宅比連的某家女眷（事後或説就是曹氏眷屬）用好言勸慰學生，説曹氏家屬早已避去，你們倘若在此放火，將殃及他們。那時學生們暴動的情緒已漸過去，竟居然聽從，逐漸散走。没有半小時之久，救火車與警察憲兵已大隊趕到，於是開始逮捕，計曹氏住宅内與街道上穿制服的學生被逮的凡數十人。事變以後，一部分學生，更其是法政專門學校學生，頗有怨言，説不應該趁着血氣做這不合法的暴動，而不知這本是在預料中的計劃呢！

這次事變，在事前並没有得着所謂“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們的公開的或秘密的指導，事後他們也没有加以任何方式之有力的援助，而只是仍舊保持着他們“講壇派”的態度。然而政府方面非常誤會，以爲這次事變完全由於提倡白話與攻擊禮教的結果，徐樹錚林紓輩之段系的武士文人開始對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們壓迫威嚇，其實這完全是冤枉的。自學生被捕以後，形勢愈益緊張，於是立刻組織學生聯合會，以預備繼續奮鬬。學生聯合會的組織大概是這樣：各校學生會分兩部分，一爲代表會，一爲幹事會，由各班級學生投票選舉代表及幹事若干人組織之，其制度近似議會與政府，一司建議，一司執行。再由各校代表會幹事會互選或推定出席總代表及總幹事若干人，組織學生聯合會。當時男女分校，自有學生聯合會，於是女校代表與男校代表集議於一堂，這是男女同校的發端，而且是對於舊禮教施以初步的嚴重的攻擊。又當時學生會重要工作首在宣傳，故除對政府的文電外，其餘多用白話，這也是給與“新文化運動”以擴大的機會。學生會初成立的時候，組織雖然疏略，但大家出於熱誠，還非常純潔；到了後來，也漸漸腐化，而有派系或作用。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當時政客覺得學生的勢力可以利用，於是暗地組織私黨；而少數學生們爲自己將來卒業後地位起見，亦不惜欺騙同學以遂其私。最覺痛心的，就是學生聯合會的收支，屢年來没有正式的公布；純潔的學生們，一碰到金錢，立刻十足地暴露民族的劣根性的貪污的醜態。某君携款赴上海宣傳，而結果住大旅社、吃大菜、找戀人，純過其個人的放縱的享樂的生活，這就是當時一個公開的顯例。

自“五四事件”以後，因爲政府之錯誤的壓迫，反給與新文化運動以發展的助力。從此以後，於是立小團體，辦新刊物，介紹西洋文藝與思想，成爲極時髦的行動。眼光比較敏鋭的新聞記者與政客，也多添設“副刊”或組織學社，極其拉攏學生的能事。甚至於上海的資本家，也借派送學生留學，作其推廣賣買的手段。其實當時所謂“新文化運動”，拿現在公平的眼光去觀察，真正成功的部分並不多，而且淺薄、雜亂、滑稽的現象處處呈現。譬如攻擊舊禮教，破壞舊社會，本可嚴密的澈底的幹去，但忽變而爲紙上的“整理國故”。譬如介紹文藝或思想，既不分派别，又不問立場，而只是東鱗西爪地亂拉；易卜生、托爾斯泰、莫泊桑、杜威、羅素、杜里舒、克洛泡特金、馬克思、柯爾無系統的被拖到中國。杜威的影響算比較地大，但是他的重要著作，到今日還是鷄零狗碎地在出版；他的最近對於政治與文化的深切的觀察，也只有極少數的人在繼續注意；他的所謂“教育即生活”的名句，僅僅口號地作爲教育界騙飯吃的工具。在淺薄雜亂的印象之外，更處處表示這中國民族的衰老與虚僞。當時提出的口號，所謂“賽因思與德謨克拉西”也只是名詞的拼合，因爲一方面對於中國的歷史與社會組織没有明確的認識，一方面對於科學發達之背景與民治精神在歐美政治上之真實的程度都没有精密的解剖，而只是跟在金元共和國（美國）的思想後面在亂蹦亂跳。最後所謂有名的“科學與玄學論戰”，也只是士大夫階級的筆墨游戲，除一二態度嚴正者外，其餘的，對於科學産生、形成與利用之社會的因素既一切不顧，對於玄學之根本的學識亦不充實。最滑稽的，是當時學生們的工讀互助團的組織，與新村思想的宣傳，在這樣落後的社會，居然欲以最少努力實現天國於人間。所以如果我們以會計師的態度爲新文化運動總結賬，配得稱成功的只有國語文學；然而白話詩到現在還在飄零的情境，而不通的駢四儷六的與楚辭式的文章仍時時接觸於我們的眼簾。

我這樣絮絮地在叙説“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只是忠實的冷静的追述當日客觀的事實，一以糾正晚近學生傳奇化的偶像化的觀念，一以供將來治中國現代史者的參考，絶無他意。因爲“五四”的發生，自有其歷史的必然性。它是“戊戌”與“辛亥”的繼承者，同時又是“五卅”的先導者。“五四”時代的領袖們與群衆們，只是由“歷史之輪”推送到中國舞臺上去表演着他們所應該的不得不表演的歷史戲劇而已。他們，這些領袖們與群衆們，在歷史的面前，無所謂功罪；他們用不着懺悔，同樣地也用不着驕傲。他們已經盡了歷史的任命，這是我們應該相當地尊敬的；但是，倘使他們還逗遛在舞臺的角隅，呶呶地在誇耀自己的表演，那我們就有點不耐了。(www.chuimin.cn)

説“五四的發生自有其歷史的必然性”，或者有加以解釋的必要。中國歷史，從古代到現在，站在文化的觀點上説，我以爲可分爲三大階段。嬴秦以前，是中國主要民族（漢族）的文化由産生而發展的時期，這是第一階段。從兩漢一直到宋元明，是中國文化對於印度文化由接觸而逐漸融化的時期，這是第二階段。從明末海通以後一直到現在，是中國文化對於西洋文化由接觸而逐漸容受的時期。“民十四”的“五卅”以後，中國已經不容自已地踏上世界的舞臺了。她今後不復是中國的中國，而是世界的中國。她的一切問題，政治、經濟、社會組織以及學術思想等等，都有待於這“國際之謎”的解决；而解决這個謎的，將要來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無疑地是一個重要的樞紐。這時候的來臨，或者是所謂第三階段的結束。依着這“中國文化階段觀”，那麽，“五四”，是很明顯地只不過在第三大階段中盡了小階段的歷史的使命而已。抹殺“五四”，固然無异於撕掉完整的歷史的一頁；而擡高“五四”，又等於兩漢腐儒之推尊堯舜。

這樣粗枝大葉的解釋，或只是描畫了“五四”的輪廓，容進一步將第三階段作較詳慎的解剖。這第三階段，從開始到現在，又可分爲六個小階段。這六個小階段一步一步地將這睡獅樣的中國驅送到世界的馬戲場中去。這六個小階段的分剖是這樣的；從明末海通到鴉片戰争（一八四〇）是第一小階段。在這時期内，西洋的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雖已開始零星地向中國傳布；但中國仍舊是自大的帝國，西洋文化不過是隨商業與宗教而偶爾的輸入，中國人士也不過是隨緣的或好奇的加以容納。我們只要看當時天文曆算的發達與鐘錶玻璃器皿的收藏，可以知道大概。從鴉片戰争到戊戌政變（一八九八）以前，是第二小階段。在這時期内，中國的士大夫階級對於西洋的物質文明在有意的有條件的接受。接受的動機始於列强屢次武力壓迫的教訓。當時的口號是“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當時的具體表現是江南製造局之編譯聲光化電的書籍與海陸軍輪船鐵路之繼續的創置；當時的代表人物是張之洞等。他們對於中國的倫理政制仍舊在建築着萬里長城，而只是對於西洋物質文明表示屈服。從戊戌政變前後到辛亥革命（一九一一），是第三小階段。在這時期内，士大夫階級不僅對西洋物質文化屈服，而且進一步在有意的有選擇的接受西洋的典章制度。那時頭腦比較清醒的士大夫們，以爲中國的物質文明已在逐漸建設，但仍然無救於國運的復興，於是歸咎於中國的政體與滿族的專制。他們分化爲兩大派：右派主改良，提倡君主立憲，以保皇黨爲代表；左派主革命，提倡共和，以同盟會爲代表。他們都神往於西洋及模仿西洋之日本的議會制，以爲這是發展民權的唯一機關。當時他們的以血以一切爲他們的信仰犧牲之一種殉教的精神，實引起我們後死者無限的敬意。從辛亥革命到五四運動前後，是第四小階段。在這時期内，士大夫階級不僅對西洋物質文明與典章制度屈服，而且再進一步在有意的無條件的接受西洋的全部文化。因爲那時共和政體與議會制度雖已形成，但政權落在北洋軍閥的掌握，議員僅爲各地土豪劣紳的集合，終無救於國家命運的危殆；於是比較高明的智識分子，以爲物質文明與憲章議會只是西洋文化的外象，而不是西洋文化的核心，我們的民族想躋於列强之列，只有根本的推翻二千年來的儒教中心的文化而全部接受西洋文化。到了這時期，中國士大夫階級才承認西洋也有所謂精神文明，而且超越於我們所固有的。這一個時期，就是所謂“新文化運動”。從“五四”以後，到民十四的“五卅”前後，是第五小階段。在這時期内，革命的智識分子覺得前一時期的運動的缺陷太多；第一西洋文化固然優越於中國的固有文化，但西洋文化也有其缺陷處，最顯著的，就是社會組織的病態；所以接受西洋文化，决不能如前期運動之盲目的無選擇的。第二，文化運動應該遍及於各階級，不應限於學生團體，而且學生决不能永遠居主軍的地位。第三，文化運動應該有實際的行動，并且應該先認識入手的處所，而不應限於紙片上的争論。因爲補救這些缺陷，於是在這一向沙散樣的老大民族居然發生集團的精神與行動的要求。代表這種傾向，於是有國民黨的改組，有共産黨員與國家主義青年團的産生。這無論是所謂“正動”或“反動”，但至少都是比所謂“新文化運動”進一步的運動。自然，這時期對於青年們的苦難實在太厲害了，我們眼看見許多青年墮落，許多青年自殺，許多青年被囚禁，許多青年被斬决被臠割，實現着地獄樣的境界。更悲慘的，是許多領導者引導着一班壯美的有爲的青年，説跟我走，這裏有樂土，這裏有天國；但一碰到自身性命利禄關頭，立即轉身抽出大刀將跟從的青年們個個的砍斬，以爲獻媚或洗刷的手腕。這些魔鬼樣的人物是五四時代所絶對没有的，然而，有什麽辦法呢？這本是中國歷史用血寫的一頁啊！從五卅以後一直到現在，只是第六小階段的發展而已，等着吧，它或者快要給你一個結束這一小階段的日期了。

假使諸位承認這歷史的階段的演變，則所謂“五四”，所謂“新文化運動”，無疑地是歷史的陳迹。迷戀着歷史的陳迹，而招魂樣地在喊叫，只表示其非愚即誣的無聊的行爲而已。中學生諸君，你們就個人才性與環境而可以努力的事業並不少，又何必跟着遺老們騙子們在呐喊呢！

照這樣説，“五四”已成過去，那麽，學生政治運動也整個的成爲過去了嗎？這可以確切的回答説：“是的。”五四運動是兩漢以來士大夫階級政治運動的最後一次，也就是士大夫階級將就崩潰的喪鐘！它是士大夫階級臨死時的回光返照，這真是歷史上滑稽的悲劇呢！今後的學生，如果個人參加革命，那是另一問題；如果用全體學生的名義想在政治運動上站在主力軍的地位，是無論如何爲時代所不能允許了。今後的學生的當前問題，不是去領導民衆，而是附屬於民衆的普遍要求，去推翻商業化的現行教育制度而要求教育機會均等的一問題了。所以現在的學生們不覺悟到這一點，則所謂學生聯合會也者，恐怕只是供幾位野心的同學們作賣身投靠的工具而已。

一九三〇，四，五。

原載《中學生》193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