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性相近”应该决定人之品性相齐同一,之所以出现“齐”与“不齐”,这是“习相远”所造成的。“性相近,习相远”告诫人们一个人生道理,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先人的训导,并要时时坚守。这就是张履祥为什么要重新解读“性相近,习相远”的根本原因和出发点。......
2025-09-30
中国伦理发展史中,几乎有一种思维定式支配着伦理学家,即他们大都在人伦道德缘起于哲学本体的基础上展开伦理思想的研究。也就是说伦理学家把哲学本体与道德本体相融为一体,在回答道德本体之前,必须先将哲学本体即宇宙本体作出交代。陆世仪论及人伦道德缘起时同样如此。
陆世仪是清代复兴朱子之学的积极鼓吹者和推动者,他的哲学本体论基本上沿袭程朱理本论。他说:“先儒论理气,既曰理在气中,又曰理先于气,……凡此等外,俱要看得历历分明,绝无分毫窒碍方是学问。”[36]陆世仪在此所述的“理在气中”,是指朱熹的“理与气未尝相离”,也就是“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理先于气”,在陆世仪看来,“理”是宇宙一切的所以然,是万事万物的本原。“理在气中”所说明的则是“理”以气为搭档而化生为宇宙万物实体存在。无怪乎陆世仪由此作出结论说:“凡此等处,俱要看得历历分明,绝无分毫窒碍方是学问。”
陆世仪认为“理”与“气”的关系,在先儒论述中以朱熹所论最为精当:“朱子论理气之言最精当者,有曰必先有是理,然后有是气;既有是气,即有是理。又曰论万物之一原,则理同而气异,论万物之异体,则气犹相似而理绝不同,此四言皆论理气之关系,学者宜将四言参伍错综,寻求玩味,使其贯串通彻于胸中,全无一毫疑惑,则天地万物性命之理了然若揭矣。”[37]陆世仪认定在理气问题上朱熹的论述最为精当,就在于朱熹既坚持了先儒的“理先气后”,又坚持了“理在气中”。不仅如此,朱熹又指出“理同而气异”,即万物均源于理,但各自表现的实体形态不同。以上四个方面,陆世仪认为学者必须深察,务必“串通”于胸中,“全无一毫疑惑”。由此可见,陆世仪对先儒论理气的肯定,实际上是对朱熹本体论的肯定。如上述朱熹所指出,天地得之“理”而为天地,同样,人伦道德也源于“理”,“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被陆世仪所崇拜的而可与亚圣孟子比肩的周敦颐也如此认为。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既展示了一个宇宙生成论,也展示了一个人道论。“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这展示的是宇宙生成论。“……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从以上可知,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既回答了宇宙的生成,也回答了人道社会的缘起。人伦道德的载体是人,周敦颐认为正是宇宙产生了人,所以才出现了人伦道德。“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由于人具有其他物类不具有的思想和精神,即“神发知矣”,不仅如此,“五性感动而善恶分”,由于人的情性的发生,所以才产生道德善恶观念,“万事出矣”,由此引发了世界最深刻的变化。“立天之道,曰阴曰阳;立地之道,曰柔曰刚;立人之道曰仁曰义。”虽然天道即自然界与人道即人类社会不能等同看待,但其本原同一即同以太极为本体。人伦道德缘起于“理”,并不是人伦道德由“理”所生。因为,人伦道德的载体是人,宇宙中没有化生人就不会有人伦道德,所以周敦颐说是“圣人定之”,即谓“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但若宇宙万物和人是由无极演化而诞生,那么人伦道德归根到底是源于无极。
理学家认为道德本体即哲学本体,这几乎是一种普遍的认识。明清之际王船山也认为如此。王船山说:“凡言理者有二:一则天地万物已然之条理,一则健顺五常,天以命人而人受为性之至理。”陆世仪系清代理学家,同他的先辈一样,也把伦理学与哲学视作一体,从哲学本体的基础上来探讨道德的缘起,所得出的结论同样是哲学本体也就是道德本体。他的主要论据是天道与人道本属一体,不能分割。“能尽人道,便合天道,天人无二也。”[38]为什么天道与人道不能分割为二呢?他的解释是“人极”即“圣人定之”的“中正仁义”的人道社会主体的人,其本身是太极经过亿万斯年而诞生的,人原与天地本根同源,诚如他说:“人极与太极句句相对,则知人身与天地处处相合,绝非矫揉造作,故人能践形,即能尽性,能尽性即能达天,天与人总是一理。”[39]这就是说,具有“中正仁义”的人道社会,虽是“圣人定之”,但圣人也是人,不管是什么人,“则知人身与天地处处相合”。正是这种结合,故有包括圣人在内的人的诞生,“人能践形”,人才有可能作为特殊生命体而存在于世界上,“即能尽性”,人才有思想和精神。一言以蔽之,离开了“太极”即“理”就没有人,也就没有“中正仁义”的人道社会可言。由此,陆世仪作结说:“天与人总是一理。”陆世仪在此虽未明言人伦道德的缘起,未直截了当回答“理”是道德的本体,但他的“天与人总是一理”,则回答了人伦道德缘起于“理”的问题。不仅如此,陆世仪对天人关系的论述也直接回答了人伦道德缘起的问题。陆世仪是“天人合一”论者,他认为“天人合一”始于《中庸》,是儒家一直奉行的经典论断。“《中庸》一部书句句言人道,却句句言天道。能如《中庸》方始是天人合一。”[40]陆世仪认为人道源于天道,研究人事必须从天道上探其原:“五经中,他经皆言人事,惟《易》独言天道,人欲知天道非研穷乎《易》不可……系辞传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41]他认为周敦颐对儒学的贡献可与亚圣孟子比肩,就在于周敦颐从《易》中阐发了宇宙生成论和万物化生论,即天道与人道都源自太极,特别是“中正仁义”的人道由此而形成与诞生。因此,凡研究人事,必须从“天人合一”中探原。不如此,“穷理尽性”便流于空谈。正如陆氏所说:“不是天人合一,如何能尽己性,尽人性,尽物性。”[42]例如,善与恶的人性,只能从天理中探原:“程子善恶皆天理,诸儒皆以为疑,不知此一语是从‘太极图’中出来,不过是阴阳皆太极。”[43]陆氏又说:“从来圣贤学问相传止是一条线索,子思天命之谓性是祖系辞继善成性,孟子知其性则知天矣,是祖《中庸》天命之谓性,周子太极人极亦祖继善成性而暗合于子思、孟子。自周子以后则凡言性与天道者无不祖之伊川……朱子注《中庸》天命节,亦本太极图说也。”[44]为什么沿袭从天道探究人性和人的本质会被陆世仪奉为古圣先贤的学问呢?就在于他认为“天人本无二”,确切地说是天人一体。陆氏引用程子的话说:“程子曰天人本无二,人只缘有此形体便与天隔一层。除却形体浑是天也。予谓形体本天所付,若能践形尽性即此便浑然是天何消除得……”[45]陆世仪认为从表面上看,人的形体与无形无相的天隔了一层,似乎天与人为二。但人的形体是“本天所付”,即由经过亿万斯年的天道演化而诞生,故人与天是一体的。“践形尽性”即从人的诞生和人独具的人伦道德精神来相联系考察,显然天与人相浑然,二者浑然一体。换言之,宇宙本体与道德本体是统一的,质言之,哲学本体即是道德本体。(https://www.chuimin.cn)
为了说明哲学本体即是道德本体,陆世仪进一步对程子的“善恶皆天理”作出了解析:“善恶皆天理,善恶二字要看得好,周子‘太极图’以善配阳,以恶配阴,善非必良,善恶非必奸恶,即如喜怒哀乐四字,喜与乐便属阳,怒与哀便属阴。属阳便是善,属阴便是恶。又如好与恶,好便是善,恶便是恶。又如生与杀,生便是善,杀便是恶。凡喜怒哀乐、好恶生杀,无非天理,故曰善恶皆天理。”[46]他把人性的善恶和人的喜怒哀乐之道德感情归之于阴阳支配,归之于天理决定,很显然这不是对人独具人伦道德精神的科学揭示。人伦道德精神和人的道德情感是由人的社会生活,以及其赖以存在的社会经济结构所引发的。尽管如此,但这的确证明了陆世仪从宇宙本体上寻找人伦道德缘起的答案。尽管在其著作中对宇宙本体有多种提法,如天、天理、天道、太极、无极、道、理等,但所有这些提法,都无一例外地是对人伦道德缘起本根的回答。陆世仪对人伦道德的缘起曾有这样一个完整的表述:“道生天地,天地生人,人配天地,故能尽道,只此四句可该‘太极图’一篇之义。”[47]此处陆世仪虽认为人伦道德缘起于“道”,但他指出“人配天地,故能尽道”,这表明人道的缘起还有赖于人的作用,以此言之,人伦道德的缘起是天与人互动的结果。在此还必须指出的是,在此所言之“道”即“理”,“天者理也”“善恶皆天理”“无极太极明理之无形”“天地之间,只有一个理”,这些都表明,不管对宇宙本体有多少种提法,但最后都回归到了程朱的理本论,“理”既是宇宙本体,也是道德本体,宇宙本体与道德本体是统一而不可分的。
中国历史上的伦理学家都认为道德是美和善的化身,是人性光辉的表现。因此,他们认为道德产生的源头也是极美极善的,不可能如属物质范畴的“气”那样成为道德的源头,因为在伦理学家看来,“气”是恶的代称,而“理”与此相反,它是一种美好的宇宙精神。人伦道德之所以美好和善,因为产生它的源头即是如此。这也是陆世仪以“理”而不以“气”为人伦道德本体的重要原因。以“理”为道德本体,这为陆氏排除“恶”的人性本善的一元论以及主静的修养论奠定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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