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手推车的真实与被偷走

2025-09-3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媒介环境现在正在变得愈加技术化，在这种情况下，海德格尔在哲学上对真理与正确性给出的区分固然是抽象的，但对我们的现实生活体验来讲却有着巨大的实践意义。从海德格尔哲学的角度讲，这句格言以高度简洁的方式表达了真理被正确性取代这一点。因此，海德格尔对真理/正确性的区分有助于我们捕捉到那些被设计得能在我们眼皮下溜走的东西[1]，从而避免齐泽克曾在不同作品中反复提及的那个错误。

在无蔽状态中，自然将自身呈现为一个在各种力量作用下的计算复合体；可见，无蔽状态确实允许某些正确论断产生。正是这方面的成功使得危险被留存了下来：在各种正确的东西中，真实的东西却隐退了。

（QCT：26）

让人感到讽刺的是，虽然真理在海德格尔的著作中扮演着核心角色，但是他对技术所进行的哲学分析却时常被人们错误地理解和讲授（当然，真理在他思想中的核心地位也许恰恰是造成这种误读的原因）。作为一个思想家，海德格尔时常因使用难以理解的散文式辞句而被批评。不过，上述引文却以清晰而简洁的方式总结了真理在海德格尔心中的重要地位：真理与技术有某种特殊关联，我们接下来将把这种关联拓展到我们特别关注的媒介技术方面。以上引文包含两个与当代媒介环境高度相关的议题：

第一，什么东西可能是正确的，什么东西最终是真实的，这两者的概念有所不同。电脑绘图技术（computer-generated imagery，CGI）能清楚地展示这种差异，它现在已经成为好莱坞大片的标志。电脑绘图技术能够生成令人印象深刻且可信的图像（比如，其内容可能是正在破坏美国主要城市街道的巨型机器人）。说这些图像是正确的，是因为它们完全令人信服，但实际上它所描绘的无非是被编造、被幻想出来，然后再由电脑仿真技术生成的东西。以前，现实与此类想象性编造之间的差异是明显的，除了错视画之外，没有什么会使人在分辨时感到困惑。而如今，两者之间的差异就不那么清晰了。鲍德里亚（Baudrillard，1984）（时常被人们误读为造假的支持者）提出的仿真概念刻画了现实与其表象之间的相互累加。在这种累加作用下，人们已经不再能轻松地分辨出何为现实，何为图像了。

第二，一个必然出现的两难情况是，真理之所以隐匿，不是因为它被努力掩盖了，而恰恰是因为——颇为矛盾的是——它被过度丰富的正确性替代了。在《大众装饰》中，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借助他自己的观察简要阐述了这一洞见：“人们在插画杂志中看到的正好是这些杂志不让他们看到的。”[1995（1963）：58]。近年来的真人秀节目亦诠释了这一观点，这是因为，虽然真人秀节目的内容是极其明白易懂的，但却（讽刺地）遮蔽了它意欲展示和去蔽的真正现实。

将以上两点合并在一起考察，有助于我们在中介化、表象以及对事物的技术化界定这三者组成的关联体中觉察到，真理时常以我们在大多数时候未意识到的方式屈从于正确性。我们对本章开头的引文进行全面分析就可以看到，“在无蔽状态中，自然将自身呈现为一个在各种力量作用下的计算复合体”所要说明的就是，在这个技术—科学时代，我们倾向于把我们周围的世界看成是一个与生俱来就可测量的，由原因和结果组成的相互关联体——计算复合体。当我们明确思考并描述这些原因和结果时，我们无疑是在制造一系列“正确的论断”。不过，尽管这些论断也许是精确的，但它们却依然缺少能够超越“仅仅是正确而已”的东西——海德格尔在别处使用了这种表述（QCT：6）。海德格尔虽然只是巧妙地使用了“仅仅”这个词，但却传达出了这一哲学洞见的反直觉力量。两千五百年来，那种草率的分析方法都在要求人们把真理等同于正确性，而当下依然如此。但是，海德格尔就从这当中看到了问题。(https://www.chuimin.cn)

在当代媒介文化中，这种预先设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自然，都更加系统，而这就带来了深刻的意识形态影响。并非仅仅是说，人们能够在哲学层面看出真理与正确性的差异（观点1），而是说，中介化过程能够给出正确（但不一定真实）的论断，并且在这一过程中，两者间的差异一方面被强化了，另一方面又变得更不易察觉了（观点2）。用更简单的话来重述，媒介高度的明晰性掩盖了它事实上试图制造的效应。媒介环境现在正在变得愈加技术化，在这种情况下，海德格尔在哲学上对真理与正确性给出的区分固然是抽象的，但对我们的现实生活体验来讲却有着巨大的实践意义。他的思想丰富了（比如说）媒介批判理论——我们将会谈到，人们并没有对基于相合性的真理理论进行合理考察，但是，人们对表象的肤浅理解正好就建立在这种真理理论之上，而媒介批判理论所要尝试的就是超越这种肤浅理解——这些肤浅理解通常都没有批判性，没有自反性，而且还异常乐观地相信新的互动形式会无可置疑地变得强大。此类理解的失败之处在于，它没有意识到“最需要对权力的运作感到焦虑的时刻，也许恰恰就是当我们被告知，互动媒介技术使我们自己变得强大了，权力不再是我们需要关切之事的时候”（Andrejevic，2009：48）。

在这种情境下，我们在前边引用的马歇尔·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的表述再正确不过了。从海德格尔哲学的角度讲，这句格言以高度简洁的方式表达了真理被正确性取代这一点。例如，在数字技术受到追捧的情况下，媒介确实已经是讯息了，这是因为“互动性”本身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成了目的，而质量上的考虑则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对早期摄影技术的分析亦说明了这一点：

摄影技术的这种被动性（及其无所不在性）正是摄影技术的“讯息”，它的进攻性所在……每次对照相机的使用都暗含着某种进攻。这一点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也就是摄影技术诞生后的辉煌20年——得到了体现，但亦在往后的数十年间得到了体现。在此期间，一种把世界看成一组潜在的照片的心态，在技术的帮助下得以快速扩散开来……摄影技术之后的工业化只不过是实现了内化于早期摄影技术之中的诺言而已，那就是：通过把体验化为图像来实现体验的民主化。（Sontag，1979：7）

更晚近的分析来自斯拉沃热·齐泽克，他描述了西方媒介何以出色地创造出某种形式的意识形态欺骗——一种以表面上“无意识形态”的媒介内容作伪装的意识形态效果。因此，海德格尔对真理/正确性的区分有助于我们捕捉到那些被设计得能在我们眼皮下溜走的东西^[1]，从而避免齐泽克曾在不同作品中反复提及的那个错误。警卫怀疑一个工人偷了工厂的东西。“每天晚上离开工厂时，工人推出来的手推车都会被仔细检查，但是手推车总是空的，警卫从中找不到任何东西。最后，总算水落石出了：工人偷的正是手推车本身。”（Žižek，2008：1）海德格尔的洞见就是，正是这样的成功使得真实的东西自行隐匿（上述观点2）。这一洞见现在仍具有重要价值，因为它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媒介。

海德格尔：手推车的真实与被偷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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