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秘国民音乐教育：西方古典音乐和中国古典音乐比较

2023-10-27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在589年灭掉南朝陈后，隋朝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得到大量清商乐，隋文帝称之为“华夏旧声”，并建立清商署来管理。有研究隋朝音乐史的人士说，宫廷的这些音乐方面的事迹，并非隋朝新创，而是前代多种遗存的媾和，另外就是广泛流行于民间与官方的以龟兹乐为核心的胡乐。新俗乐的这个“新”，我认为其所指的意思是明确的。由此看来，隋代俗乐的基本结构是以新俗乐、宫廷世俗音乐和以龟兹乐为核心的胡乐这三大板块而组成的。

面对隋唐，我怎能为了写诗，而款款走来

我拥有冲天的枷锁，已看不见那些低吟浅唱的自由

我有莫名其妙的情愫，它们在庞大建筑之下自惭形秽

一切宏伟蓝图，在辉煌与阴影间找寻来路

我几乎从来就没有勇气面对事实，直到它骤然找上门来

依旧是我的那个爱，我百感交集的伤

隋朝虽然只有短短37年（581—618）的历史，但是它在音乐上也是作出了重要贡献的。

《礼记·乐记》有云：“五帝殊时，不相沿乐；三王异世，不相袭礼。”

隋文帝建立隋朝之后，采纳了大臣提出的这一建议，改革音乐体制，设立了国伎（西凉伎）、清乐伎、高丽伎、天竺伎、安国伎、龟兹伎、文康伎等七部乐。

其间，又杂有疏勒、扶南、康国、百济、突厥、新罗、倭国等伎

——隋炀帝时又加以调整，定为九部：清乐（即清商伎）、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即文康伎）。

在589年灭掉南朝陈后，隋朝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得到大量清商乐，隋文帝称之为“华夏旧声”，并建立清商署来管理。

从音乐风格上来看，隋朝音乐受北方民族音乐与南朝宋、齐旧乐的影响，使宫廷世俗音乐中的“胡声”色彩、西域风情与中原传统音乐交相辉映，相辅相成，乐器有曲项琵琶、竖头箜篌、答腊鼓和羯鼓等，都是从北方民族和西域流传过来的。

著名音乐家有郑译、万宝常、牛弘与何妥等。他们都是隋朝著名的“开皇乐议”中的关键人物，为宫廷雅乐体制的改定发挥了各自的作用。

我作为音乐教师，长期以来对于“开皇乐议”的两个阶段都因音乐给政治让路的搞法，确确实实有点意见。但是此刻我又在想，我对于当时的政治社会现实无法感同身受，这种粗浅的是非对错的评议，又能有多大程度不像在胡说八道呢。

在“开皇乐议”的这些音乐家中，我相对来讲比较熟悉的是郑译和万宝常，他俩在“八十四调”理论方面各有讲究的作为，是我多年来一直关注的对象。他们的成果在中国音乐调式调性发展的这一领域，作用和价值都是比较大的。

总之，单从致力于革除“亡国之音”的追求及其事实这一个侧面，还不能说明隋文帝这个人的历史功绩怎么样。尤其是像我这种传统文化根底浅薄之流，对于隋文帝究竟有多了不起这样重大的议题，更是说了不算。

1978年，美国学者迈克尔·H.哈特著《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名人排行榜》，中国有8人上榜，其中君王3人，分别是秦始皇、隋文帝、成吉思汗。

迈克尔对隋文帝的评语是：“他成功地统一了经历数百年严重分裂的中国。他最重要的改革之一就是实行通过科举考试选拔政府官吏的制度，为中国提供了一批批非常得力的行政官员。”

可能是中国人和外国人所处的文化环境不一样，所采取的评价尺度和学术立场就有一定的差异。中国人把更多的关注放在了盛唐，动不动脱口而出的就是“梦回唐朝”的豪言壮语。

我在写作这首诗歌之前，也和他们一样地抱有这种没轻没重的思想。虽说隋唐不分家，但令万世景仰的是唐朝，说话办事，抓住重点好像一切都迎刃而解了。

至今为止，从史实的缘起到未来的行程，人类在社会进化链条上至关重要的伟大转折点，命定般屈指可数。以中国之大，要把大家都统一在一起，意义之深远自然不用说，问题是，这不是一般地难啊！这么难的事，隋文帝做到了。

因此，迈克尔·H.哈特作出的这种选择和评价，以及其对于整个中国历史进程的认识和把握，就不是没有道理的。

“开皇乐议”单取“黄钟一宫”而弃用“旋相为宫”，体现了隋文帝在音乐上的政治取向，正统而保守的立场。而关键是，这一过程，它把能说的不能说的都说了，而且，还让人给记录了下来，这就非同小可了。

紧随其后，隋炀帝延续了乐制改定的讨论进程，打破了“黄钟一宫”的单一局面。

后来唐朝在乐律和调式调性的问题上更为自由开放的业绩，无不与之息息相关。

这也就证明了，从音乐文化这一个侧面来看隋文帝的功绩，并非生拉硬扯，这一点也自然就与那个酷爱音乐的古罗马皇帝尼禄有着本质的区别了。

在此基础上我还想说说隋文帝的儿子隋炀帝。

近些年来不断有人说，隋炀帝应该归入“人无完人”之列，其实总体上还算不错的，是一些被称得上是“智者”的人在前前后后进行了刻意的抹黑，才有了今天这种遭万世唾骂的形象。

我进一步研读了相关史料，觉得至少有一点是要正视的，时代在进步，在隋炀帝的总体定位问题上，越来越多的史家都采取了尽可能客观公正的态度，我个人将其综合为一点就是：基本上做到了既没有冤枉他，也没有辱没他，更不至于抹黑他。另外，因历史原因，要想让一般老百姓都能拥有如此方法论，恐怕还得需要一个过程。

总之，那种一边倒的做法，已经越来越站不住脚了。

单从好的一方面来说，无论是从隋朝宫廷的雅乐、燕乐和民间世俗音乐的发展、整个国家的建设还是对于后世的积极影响，隋炀帝的贡献都是不容抹杀的。

有研究隋朝音乐史的人士说，宫廷的这些音乐方面的事迹（雅乐、宫廷燕乐），并非隋朝新创，而是前代多种遗存的媾和，另外就是广泛流行于民间与官方的以龟兹乐为核心的胡乐。

真正能够体现这一时期音乐发展新气象的，是以“曲子”为代表的新俗乐。

在王安潮先生的《隋唐俗乐研究导论》一文中，对隋唐俗乐的定位是：民间曲子、说唱、歌舞乐、寺庙音乐、琴乐等都成为俗乐的体裁之一，有时还杂用四方土舞、夷乐、散乐等，甚至祭神的雅乐中也融进了俗乐素材。

除此之外，根据一些史书的描述与分类，隋朝的七部乐、九部乐和唐朝的九部乐、十部乐及后来的坐部伎、立部伎，则属于宫廷世俗音乐。(www.chuimin.cn)

新俗乐的这个“新”，我认为其所指的意思是明确的。

“曲子”这种音乐形式是在隋朝兴起来的，它是一种根基于民歌却高于民歌的艺术歌曲。在创作形式上，有由乐定词（填词）和依词配乐（“自度曲”）两种。

“曲子”对于中国传统说唱音乐、戏曲音乐的成长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其艺术性和程式性的优良特质，成为说唱音乐、戏曲音乐核心构件——曲牌的直接来源，而民族传统器乐中的曲牌，也和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王安潮先生的定位基于隋唐三百多年这一宏大的视野，单就隋代新俗乐的这个“新”来讲，它应该是以“曲子”为代表，加上传统民歌、百戏、大曲（史证，大曲中的“法曲”，始于隋朝）、歌舞戏中新产生的作品及形式为主体。

由此看来，隋代俗乐的基本结构是以新俗乐、宫廷世俗音乐和以龟兹乐为核心的胡乐这三大板块而组成的。

在隋代雅乐和俗乐成就的基础上，唐代音乐文化的发展，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雅乐方面，音乐家祖孝孙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前人基础上全面打破了“黄钟一宫”的调式调性局限，以“旋宫转调”的方法，让八十四调的理论转化为实践，建立了十二和雅乐，后来又增添三和雅乐，在表现形式上分为文舞和武舞。由此，把自周朝以后一千多年来持续走向衰微的雅乐又重新推上了一个高潮。

唐代世俗音乐的体系也是在隋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壮大的。

隋代的“九部乐”，到唐代发展为“十部乐”，即：燕乐、西凉、清商、高丽、天竺、安国、龟兹、康国、疏勒、高昌，其在唐初前后又以坐、立部伎的形式出现，实现了胡乐与俗乐的融合。

著名的《霓裳羽衣舞曲》，即出自宫廷燕乐。有的史书将其单列，并以此来描述唐代歌舞大曲的结构及宏大的表演规模。

山歌、曲子进一步发展，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刘禹锡、孟浩然等等一大批大诗人或以此为素材进行创作，或直接创作、改编，逐步成就了独特的唐代“诗乐”新形式。

已成为千古绝唱的《阳关三叠》，即是王维的力作。

著名歌唱家许和子，被当时人认为是“韩娥、李延年殁后千余载旷无其人，至永新始继”歌唱天才，她把江南民间曲调与宫廷音乐完美结合在一起，创造了歌唱艺术的新境界。

说唱艺术有宗教色彩浓郁的变文（佛教）、法曲（道教），器乐方面有古琴音乐、琵琶音乐等，民间综合艺术形式有戏剧性意味较强的歌舞戏、参军戏等。

由董庭兰整理改编的《大胡笳》和陆康士的《离骚》，是唐代古琴音乐的精品；技艺高超的琵琶演奏家有段善本和康昆仑，等等。

音乐理论方面有俗乐二十八调，减字谱，移调、犯调等等成果；音乐机构教坊和梨园，汇聚了规模庞大的音乐人才队伍，精通音乐的唐玄宗，就常在梨园教习音乐。

唐朝特别是从初唐到盛唐给外人留下的印象，千百年来几乎就没几个人说它的不好。

是因为它确实有着这样那样非同凡响的好。

首先从文化层面，它执行儒释道等多教合流、海纳百川的政策，使得文化形态及各类文化艺术样式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

其次从国家与社会层面，它威武强大、勤政爱民、从善如流、积极开放、天下一家，使得它在当时的世界，欣欣向荣、万国来朝、风景这边独好。

最后还是要落到音乐这个主题上，首先是以贞观皇帝李世民为代表，提出“悲悦在于人心，非由乐也”的观点，由此影响了像魏征、薛易简、崔令钦、段安节、高郢这些权臣、政论家、思想家和音乐理论家，为音乐艺术的自由发展铺平了道路；其次是以开元皇帝李隆基为代表，精通音律并亲身参与到音乐的实践活动中来，为盛唐的音乐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这也就难怪了，它不好都不行了。

可这一切的一切，以“安史之乱”为转折点，说变就变了。

于是就听有人说，它必然会有这一天的。繁荣背后的争权夺利、声色犬马，渐渐消耗了勇往直前开拓进取的锐气。

他们说，“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的眼花缭乱的歌舞以及与此有关的对于女人的无节制的纵欲享乐，让人们口口声声的“大唐”只配称为“脏唐”。如果不是因为它有如此之“脏”，那么，顶天立地的“大唐”神话将永远延续。

这让我旋即想到了古罗马和古巴比伦的灭亡，是野兽般疯狂的纵欲掏空了文武精英们的元气，从根子上动摇了国家的基业。

他们说，唐玄宗设教坊，置梨园，统四万官妓作乐；杨贵妃及杨氏姐妹的声色犬马、荒淫糜烂，导致各级官吏竞相效仿，上上下下一片乌烟瘴气。

我想到了曾经看过的电视连续剧《大明宫词》，还有从初唐到盛唐间宫廷里的乱伦。

等等等等，不说了。

这些触目惊心且严重危害国家稳定的丑事，音乐能够置身事外吗？在残酷的事实面前，我想说，肯定不能。

当音乐沦为声色犬马，所有美好纯洁的爱情、友谊、伟大、英勇、忠诚，都会蜕变为这个世界上的恶之花。

此时此刻，再想想隋文帝对“华夏正声”的坚守和对“亡国之音”的深恶痛绝，以及其晚年欲对流行的龟兹乐中艳丽浮糜之气蔓延进行整顿而不能的那份无奈。

想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弘扬真善美，高歌主旋律”稳稳当当居中央的文化艺术精神建筑，该是怎样的一番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