涞水县书记提出分包乡镇责任制，实现县级发展

2023-10-22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1983年7月份，46岁的刘俊生任涞水县委副书记，同年年底转任县委书记。但是，当深入地调查了解了涞水县的实际状况后，他深深地感到了肩上担子的沉重。这种明显的发展差异，引起了刘俊生书记的高度重视。于是，他在县级领导班子会议上提出了县级领导分包乡镇责任制的建议，要求每位领导成员都要深入所包乡镇，结合宣讲中央1号文件，边调研边谋划，因乡而宜，具体指导。

刘俊生出生于1937年，他的童年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度过。他的故乡安国县是历史悠久的中药材集散地，是远近闻名的“祁药”交易区。但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被糟蹋得满目疮痍。幼年的苦难经历，塑造了他坚毅的性格，坚定了他“永远跟党走”的信念。1955年，18岁的刘俊生参加工作。曾历任公社团委书记，公社社长、书记，县委办主任等职。无论在什么岗位上，他都努力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逐渐赢得群众的拥护和上级领导的器重，渐渐地走上了领导岗位。

1983年7月份，46岁的刘俊生任涞水县委副书记，同年年底转任县委书记。此前，他先后在中共保定地委办公室、农业学大寨办公室、农村工作部工作，对涞水县的情况略知一二。但是，当深入地调查了解了涞水县的实际状况后，他深深地感到了肩上担子的沉重。

涞水县位于保定地区最北部，处于太行山东麓，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倾斜，分为山区、丘陵、平原三种地貌，西北部为山区，峰峦挺立，沟谷纵横，山区约占全县面积的75%。

涞水县是革命老区。特别是涞水山区，曾是晋察冀边区平西抗日根据地及平西地委所在地，聂荣臻、萧克、杨成武、萧文玖、赵镕、李德仲等老一辈革命家曾在这里战斗过。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涞水县人民为民族解放和中国革命都做出过巨大贡献。

同时，涞水县还是河北省10个重点贫困县之一，也是1983年度经保定地委工作考核后认定的落后县。这里交通不便，教育落后，思想保守，“文革”阴影尚有遗存，经济基础十分薄弱。据1983年统计，全县总人口28.65万人，工农业生产总值9151万元，农村纯收入4645万元，财政收入303万元，农村人均收入153元，其中山区农村人均收入仅有70元。

面对这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复杂县情和老区人民脱贫致富的迫切期待，这位新任县委书记强烈地意识到，必须尽快找到一条凝聚人心、加快发展的新路子。

1980年代初，正是我国着力推进农村改革的关键时期。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明确提出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局面，力争到本世纪末全国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宏伟目标。1983年1月，中共中央下发的《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中发〔1983〕1号文件）指出，稳定和完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仍是当前农村工作的主要任务；适应商品生产的需要，允许农村资金、技术、劳力一定程度的流动；农村个体商业和各种服务业，经营灵活、方便群众，应当适当加以发展，并给予必要扶持。1984年1月，中共中央又下发了《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中发〔1984〕1号文件），提出了“进一步深化农村经济改革，发展农村商品经济，使广大农民群众尽快富裕起来”的优惠政策和具体要求。对此，县委、政府、人大、政协不遗余力地宣传党的重大方针政策，坚持以全面规划、总体动员、重点扶持、培树典型等措施多管齐下，改革开放的初步效果很快显现。

到1984年春末，全县平原、丘陵区域发展商品生产的势头很猛，购销运输、食品加工、建筑建材、挂毯地毯、珐琅制品、木雕家具、玻璃器皿等行业崭露头角。然而，全县发展并不平衡。那时，尽管平原、丘陵一带发展大势已起，但深山区则面貌依旧，没有多大动静。这种明显的发展差异，引起了刘俊生书记的高度重视。

通过一段时间的座谈、思考，刘俊生书记察觉，要推动全县商品经济的协调发展，“一刀切”的指导方式不行，必须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于是，他在县级领导班子会议上提出了县级领导分包乡镇责任制的建议，要求每位领导成员都要深入所包乡镇，结合宣讲中央1号文件，边调研边谋划，因乡而宜，具体指导。而他则主动提出分包镇厂区。（注：当时涞水县深山区仍保留白涧、镇厂两个区的建制，白涧区下辖6个乡，镇厂区下辖5个乡。直到1990年代初，区级机构方撤销。）

镇厂区地处深山区，面积520平方公里，西与涿鹿县相连、东与北京市门头沟接壤，是离县城最远、交通最不便的区域，也是涞水县最穷的地方之一。

刘俊生书记是一个不服输的人。为了尽快摆脱深山区工作的落后局面，给县委“一班人”带个好头儿，那段时间他把主要精力用在了宣讲中央1号文件精神和深入镇厂区的调研上。于是，在区乡、在村庄、在河边地头、在山间果林，时常活跃着他的身影。(www.chuimin.cn)

一次，刘俊生书记一行翻越一座险峻的山峰，到坐落在半山腰的联合村了解情况。上午11时许，当他们进入一户村民家中时惊奇地发现，女主人和两个十来岁的孩子，竟盖着一床破被子挤在炕上。

刘俊生书记不解地问：“怎么大白天的还不起床？”

女主人很不好意思，别过脸去。那家的女孩儿怯生生地回答：“家里没有像样的衣裳穿，来了外人就得上炕盖着。”

刘俊生书记又问：“要出门怎么办？”

女孩儿回答：“家里就一身儿好点儿的衣裳，今天我爹穿着到外边办事去了。”

看到眼前这一幕，刘俊生书记鼻子一酸，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他万万没有想到，全国解放已经30多年，改革开放也五六年啦，在距离五星红旗升起的天安门广场不足百十公里的革命老区，百姓们却还过着如此赤贫的生活，我们有责任啊！

然而，这种情况并非个例。在刘家河村走访时他们看到，有些孩子身上穿的，竟然是用日本尿素包装袋子做的衣服。缺钱少粮比较普遍，有些农户甚至连猪都养不起。还有不少山村不要说温饱，就是饮水都极度困难。村民们常常为排队取水而耗时，为抢先取水而争执。面对这种无序而又无奈的状况，有的村还专门盖起了水井房，门上锁，由村干部拿着钥匙，每天定时开门，等乡亲们都取完水后再锁上。其主要目的，一是为了等井坑泉水慢慢渗出，涵养水源，以保障次日的供水量；二是全村农户定时取水，便于村干部监督协调，避免纠纷。

继续调查还发现，当地农民除了干点儿农活，上山砍点儿柴禾之外，大都没有副业营生，基本上停留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状态。在村中，养着三五只羊的农户已属凤毛麟角。那时，山区干部群众的商品意识、致富意识极为匮乏，开放意识、创业意识更是奢谈。这种状况与平原相比差距极大。

刘俊生书记敏锐地意识到，安于现状，坐享其成，是深山区群众致富的拦路虎。这种阻力不破除，发展商品生产就是一句空话。为尽快解决这个问题，他密集地组织召开区乡干部座谈会、党员谈心会、商品生产形势报告会等，并召集乡村干部到平原参观学习，开拓视野。通过引导，镇厂区干部群众的思想开始转变了，视野逐步扩展了，也开始在寻找致富门路上动脑筋了。

之后的一段时间，刘俊生书记问乡村干部最多的一句话是：“你们找的致富路子是什么？”有的说种点果林，有的说搞个小型果脯加工厂，有的说养几头猪、养几只羊、养十几只母鸡。总之，起点都不高，对于彻底改变山区面貌，富裕一方百姓，无异于杯水车薪。自此，他往山里跑得更勤了，“贫困户座谈会”“富裕户问计会”“区乡干部及有关部门协调会”开得更多了，人也熬瘦了。深山区发展的最佳途径到底在哪儿？成了他日日夜夜反复思考、亟待找到答案的一大难题。

涞水县书记提出分包乡镇责任制，实现县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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