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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西域争夺:瀚海天山的军政体制研究

【摘要】:可能是因为失去了吐蕃的支援,咸亨四年十二月,在萧嗣业行军的打击下,弓月、疏勒二国王入朝请降。至迟在上元二年,唐朝又逐渐恢复了对四镇的统治[178]。刘安志先生则通过对吐鲁番出土文书的考证指出,在咸亨二、三年间龟兹仍称安西;咸亨三年至上元三年间,安西都护府并未迁回西州[181]。那么在咸亨元年罢四镇到上元二年前后恢复四镇的这段时间里,安西都护府是否迁回了西州呢?

(一)唐与吐蕃的第一轮四镇攻防战

麟德二年(664)西州都督崔智辩救援于阗的西域道行军应是得胜而回,此后数年间,西域再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斗。但是不久西域就出现了新的情况,《册府元龟》卷九六七《外臣部·继袭第二》载有:

乾封二年,二可汗既死,余众附于吐蕃。[145]

《新唐书·突厥传》亦载阿史那步真“死乾封时”[146]。至此,继兴昔亡可汗阿史那弥射龙朔二年(662)被杀,继往绝可汗阿史那步真也于乾封二年(667)离世,唐朝册立的两位西突厥可汗都已故去。阿史那都支等收拢西突厥余众,开始倒向吐蕃[147]。西突厥部落与吐蕃的联合,无疑会对唐朝的西域统治构成极大的威胁。总章元年(668)正月,唐朝诏瀚海都护刘审礼为西域道安抚大使[148]。瀚海都护府在回纥部,身为瀚海都护的刘审礼此行,很有可能是唐朝借铁勒的力量对西突厥部落采取的行动,但史书中未载其具体情况。

咸亨元年(670),吐蕃对四镇发起了大规模攻势,《旧唐书·高宗本纪》载:

夏四月,吐蕃寇陷白州等一十八州,又与于阗合众袭龟兹拨换城,陷之。罢安西四镇。[149]

据《新唐书·高宗本纪》所载,吐蕃攻陷龟兹重镇拨换城(今阿克苏附近)是在四月癸卯[150]。唐朝曾在四镇地区设置了不少羁縻州[151],这些羁縻州并不是同时陷落,吐蕃可能是先攻陷疏勒的羁縻州,再攻于阗,然后自于阗沿今和田河北上攻克拨换城[152]。虽然史书中没有明确记载安西都护所驻之龟兹王城陷落[153],但是显然唐朝在四镇的势力受到了重创。《新唐书·吐蕃传》载“安西四镇并废”[154],《资治通鉴》卷二〇一亦载“罢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镇”[155]。可知,在咸亨元年安西都护府与四镇一并罢弃了[156]

唐朝并不想就此将四镇拱手让与吐蕃,反击随即展开。咸亨元年四月辛亥,就在拨换城失守后的第八天,唐朝即以刚刚从辽东前线归来的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领兵五万出击吐蕃[157]。逻娑,即吐蕃都城逻些(今拉萨),唐朝的逻娑道行军无疑是要对吐蕃进行直接打击[158]。是年七月,逻娑道行军到达大非川(今青海共和县西南切吉平原,一说即今青海湖西布哈河),与吐蕃国相论钦陵所率四十余万吐蕃兵决战,唐军大败[159]。吐蕃《大事纪年》亦载有马年(咸亨元年)赞普于Ji ma khol击唐军多人之事[160]。白桂思指出,Ji ma khol即大非川[161]。此战影响甚大,吐蕃在龙朔三年(663)即已击破吐谷浑国,大非川战败实际上标志着唐朝帮助吐谷浑复国的企图失败了[162]。但是另一方面,唐军迫使吐蕃将军事力量全部投入到了大非川,论钦陵率领四十万大军迎战唐军,很可能是调动了吐蕃在西域的部队。如果仅从四镇的战事来看,唐朝也算完成了一次“围魏救赵”,虽然代价极大,但此后一段时间内吐蕃也确实没有在四镇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163]

唐朝随即对西突厥采取了安抚措施,以阿史那都支为左骁卫大将军兼匐延都督,以安集五咄陆部落。《资治通鉴》载此事在咸亨二年四月[164],《新唐书·突厥传下》亦载此事在咸亨二年[165],唯有《册府元龟》载其在咸亨元年四月[166]。《资治通鉴》有明确的月日记载,应从之。按匐延都督府是设置在号称五咄陆部中最强的处木昆部,以阿史那都支为匐延都督,实际上是唐朝正式承认了阿史那都支在西突厥咄陆部的领导地位,也是对他的一种安抚[167]。《唐阿史那忠墓志》中载有“而有弓月扇动,吐蕃侵逼,延寿莫制,会宗告窘。以公为西域道安抚大使兼行军大总管……奉跸东京,承颜北阙”[168]云云。郭平梁先生认为阿史那忠为安抚大使在咸亨元年,是薛仁贵逻娑道行军的配合行动[169]。荣新江先生根据“奉跸东京”的记述,认为阿史那忠的西域道安抚在咸亨二、三年间,以收拾残局,保证唐军安全撤离[170]。王小甫先生同意郭平梁的观点,认为阿史那忠是咸亨元年赴西域,并引《阿史那忠碑》中所谓“乘□则发,在变以能通,仗义斯举,有征而无战。威信并行,羌夷是□,洎乎振旅,频加劳问”的记载,认为安辑阿史那都支就是阿史那忠赴西域的成果[171]。刘安志则认为阿史那忠出使西域在总章二年[172]。综合以上诸位的观点,我更倾向于认为阿史那忠是在咸亨元年吐蕃侵扰四镇后出使西域的,主要任务就是安抚西突厥,最终促成了咸亨二年唐朝对阿史那都支的封臣,并在咸亨二年返回洛阳,从而有“奉跸东京”之事。则此时的情形是,吐蕃在侵入四镇后不久可能即已退兵,西突厥也很快得到了安抚。

但此时高丽复叛,致使唐朝并未立即在西域采取进一步行动。直到咸亨四年,唐朝方才遣萧嗣业出兵讨伐疏勒[173]。吐鲁番出土《唐自书历官状》中有:

1 一从咸亨三年简点蒙补旅帅已来,至四年中

2   从果毅薛逖入疏勒,经余三年以上。[174]

此人在咸亨三年被简点为旅帅,咸亨四年随果毅薛逖征讨疏勒,显然他是参与了萧嗣业的行军。据荣新江先生研究,此《历官状》说明萧嗣业行军的确切时间是咸亨四年年中,攻击的目标为疏勒,并取得了胜利,而西州府兵则是其行军中的重要力量[175]。可能是因为失去了吐蕃的支援,咸亨四年十二月,在萧嗣业行军的打击下,弓月、疏勒二国王入朝请降。上元元年(674)十二月,于阗王伏阇雄入朝。上元二年正月,唐朝在于阗设立毗沙都督府[176]。上元中,唐朝又置疏勒都督府、焉耆都督府[177]。至迟在上元二年,唐朝又逐渐恢复了对四镇的统治[178]。又据S.367《沙州伊州地志》,唐朝于上元二年改典合城为石城镇(今若羌县附近),上元三年又置播仙镇(今且末县附近)[179]。经过这些军政调整,唐朝加强了其在安西四镇的统治和防御。

(二)关于咸亨年间安西都护府迁回西州的问题

学者们一般认为,咸亨元年(670)唐朝罢四镇后,将安西都护府迁至西州[180]。刘安志先生则通过对吐鲁番出土文书的考证指出,在咸亨二、三年间龟兹仍称安西;咸亨三年(672)至上元三年(677)间,安西都护府并未迁回西州[181]。那么在咸亨元年(670)罢四镇到上元二年(676)前后恢复四镇的这段时间里,安西都护府是否迁回了西州呢?

吐鲁番出土《唐咸亨三年新妇为阿公录在生功德疏》有:

②《吐鲁番出土文书》图版本叁,第334—335页。

这件文书详细记录了阿公染病后,他本人及家庭成员所做的各种功德。文书作成于咸亨三年,功德则是自咸亨二年十二月记起。其中有两天记录了阿兄在安西为阿公做功德之事。刘安志指出,全文所记功德都有明确时间,唯有阿兄在安西所做功德没有时间,只系于正月、二月间,证明此时安西不在西州[182]。而且文书所记功德,唯有阿兄之功德标注了地理位置安西,其他则不记在何处。此文书出土自吐鲁番,阿公家自然是在西州,这种明确标出安西的做法,也表明安西与西州不在一处。根据这件文书可以大致推测,咸亨三年初安西都护府并不在西州。

另外,吐鲁番出土《唐咸亨三年(672)西州都督府下军团符》及《唐上元三年(677)西州都督府上尚书都省状为勘放还流人贯属事》文书上都钤有“西州都督府之印”,《唐上元二年(676)府曹孝通牒为文峻赐勋事》中有“参军判兵曹李让”,证明咸亨年间至上元三年西州都督府依然存在[183]。既然西州依然有西州都督府在,假若安西都护府真的撤回西州,就有了如何协调二者之间行政关系的问题。王小甫先生认为,每当安西都护府迁回西州时,西州都督府就改为西州建制,并由都护兼领[184]。但从上引咸亨三年、上元二年、上元三年文书看,当时西州都督府是存在的。李方先生则指出安西都护府退至西州时,都护府行使最高军政权力,都督府只行使政府职责,二者并不矛盾[185]。可惜这一观点没有切实的证据。而且都护府、都督府本身也是统兵机构,两府同治一地的情况似乎从未出现过。因此,我还是更倾向于认为,至少在咸亨三年(672),西州都督府仍治西州,而安西都护府当时并不在西州。

还有一件重要的文书与此事相关,即吐鲁番出土《唐西州高昌县上安西都护府牒稿为录上讯问曹禄山诉李绍谨两造辩辞事》(以下简称《牒稿》)文书,该文书共有八片,录文如下:

①《吐鲁番出土文书》图版本叁,第242—247页。

这是高昌县上安西都护府的牒文,牒文的内容则是抄录高昌县对曹禄山诉李绍谨案的讯问记录。整理者指出,这件文书写于麟德二年(665)文书的背面,又同墓出有咸亨四年(673)墓志,故这件文书应作于高宗时代。黄惠贤先生最早对这件文书进行了研究,他指出第(一)片第5—14行为原告曹禄山的诉辞,第(二)片第1行至第(三)片第9行“所由者”为高昌县问询曹禄山所得之辩辞,第(三)片第9行“依追李绍谨至”到第(六)片为高昌县审问李绍谨所得之辩辞,第(七)片第1至4行又为曹禄山辩辞,第(七)片第5行至第(八)片第4行“请在外分付者”,为李绍谨辩辞,第(八)片“又问”以下依然为曹禄山辩辞。他认为《牒稿》第(二)片第6行“李三见到,唯兄不来”,第7行“兄不至安西”,及第(三)片第8行“李三今至安西,兄不到来”,都暗示“安西”即西州高昌,并且提出如果安西在龟兹,曹禄山没有理由不在事发地龟兹上诉,而要千里迢迢跑到西州告状,因此他认为《牒稿》证明此时安西都护府已迁至西州;同时根据称谓混乱的情况,认为文书作于咸亨元年(670),而李绍谨借绢事则发生在总章二年(669)[186]。王小甫同意黄惠贤关于安西都护府迁回西州的观点,但认为事件是发生在咸亨元年二月以前,而非总章二年[187]。无论是按照黄惠贤还是王小甫推算的时间,《牒稿》中的事件刚好是发生在安西四镇罢废的前后,案件本身是发生在罢四镇前,报案是在罢四镇之后。

这件文书也提供了安西都护府迁回西州的明确信息。最值得注意的是文书开头的“高昌县牒上安西都护府”,也就是说,这件文书是高昌县直接向安西都护府汇报案件审理经过,而没有涉及西州都督府。大致只有在安西都护府迁至西州,且取代了西州都督府的军政职能的情况下,才会有西州属县直接向安西都护府汇报的情况。文书中又出现“辞称向西州长史”云云,不知此“西州长史”所指为何。考虑到此句出自曹禄山本人呈送的诉辞,在当时四镇刚刚陷落的情况下,曹禄山作为胡商未必了解西州军政体制的新变化,他可能是依旧按照之前西州都督府在时的称谓,要向西州长史提交诉辞。这种称呼的混乱也体现在他所谓“龟兹”的称呼,后文中便不再见有“龟兹”,而称“安西”。需要辨明的是,《牒稿》中的“安西”并非是指西州[188]。尤其是第(六)片李绍谨的辩词中提到,他在路上碰到了自安西都护府二月派出的去往玉河军的函使,并且请求高昌县牒安西以查找去年出使之人以作为证人。李绍谨二月碰到函使之时,四镇尚未陷落,安西都护府还在龟兹。黄先生在文中亦指出了这一点[189]。那么第(六)片中提到的函使出发地的“安西”,无疑是指龟兹。另外,如果认为第(二)、(三)片曹禄山辩词中的“安西”不是指龟兹,而是西州的话,则李绍谨的行动路线就变成了西州—弓月城—西州。但是在第(一)片曹禄山最初的诉辞中,却只提到了从弓月城向龟兹。如果解释为他们曾计划去龟兹,但最终因故没有去,恐怕是有些牵强。一种比较好的解释是,曹禄山最初在诉辞中只称龟兹,可能是因为他“不解汉语”之故,在其后的审理过程中,高昌县将其统一称呼为安西了。如此理解《牒稿》的内容显然更加合理,李绍谨的行迹就是龟兹(安西)—弓月城—龟兹(安西),前后各种辩辞的内容也就不再有矛盾。曹禄山在西州而非龟兹上诉,应是因为咸亨元年吐蕃攻陷拨换城,胡汉商人都退回了西州。总之,根据《牒稿》的情况看,咸亨元年四镇罢废之初,安西都护府确曾迁回西州。

综合以上各种信息可以认为,安西都护府在咸亨元年(670)罢四镇时迁回西州,但很快安西都护府又迁回龟兹,至少在咸亨三年(672)初安西都护府已经不在西州,直到上元二年(676)前后四镇恢复,安西都护府一直在龟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