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通史卷二：儒家伦理道德观的兴起与流行

“三纲五常”是孔孟儒家的重要学说。在巴蜀地区兴起于西汉中期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三纲”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指仁、义、礼、智、信。“三纲”是关于君臣、父子、夫妻间的一种尊卑秩序和服从关系的规定，它的出现和流行，在秦汉经济、文化上升时期，对稳定社会，发展经济，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起了一定作用。

“君为臣纲”是儒家学说的核心。最典型的表现，要数两汉之交，部分官吏学者对公孙述政权的坚决抵制。如犍为郡功曹朱遵，益州太守文齐，阆中人谯玄，犍为人费贻、李业、任永，广汉人冯信等，宁死不仕公孙述。蜀郡繁人章明，西汉末年为太中大夫，王莽篡位后叹曰：“不以一身事二主！”遂自杀。江原人王皓，西汉末年任美田县令，王莽篡位后便辞职返蜀，公孙述称帝后，派使者聘之，王皓自刎而死，公孙述惭怒交加，竟诛杀其妻。繁人侯刚，在朝廷中为郎，见王莽篡位，装疯，负木斗（主？）守阙而哭，王莽派人问其因，答道：“汉祚无穷，吾宁死之，不忍事非主也。”王莽派人将其追杀。这种“忠”表现了儒家学说“家天下”观念的熏陶。一些人甚至已到了常人难以理解的程度。如王莽、公孙述时期，任永伪装青盲（“睁眼瞎”），儿子掉在井里淹死，妻子当面与人通奸，皆视而不言。可见这种“忠”，竟含有类似宗教牺牲的成分在内。

“忠君”思想还派生为忠于上级长官。如东汉末年绵竹主簿韩揆、刘璋的从事王累等，皆是典型。刘璋请刘备入蜀时，益州从事、广汉人王累倒悬于州门，以劝谏刘璋。刘璋不理，王累便自刎于州门。

蜀汉王朝的儒家文化观念表现得尤为突出。“君为臣纲”最精练的表达语便是一个字——忠。在平常，这“忠”挂在每一个臣子口上，很难检验。但在王朝、皇权内外交困、遭遇严重挑战之时，便成了衡量一个人的试金石。东汉末年，宦官专政，外戚争权，官吏贪赃，军阀残暴，官场腐败，政治黑暗；大姓豪族独霸经济，垄断教育，为非作歹；广大人民深受压迫，走投无路，各种起义事件层出不穷。黄巾起义，董卓之乱，都从根本上动摇了汉王朝的统治。当此大乱之际，许多人都感到汉王朝已走向了末路，许多英雄豪杰都开始打自己的小算盘。黄巾起义时，义军首先喊出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口号^[52]。建安初年，汉廷侍中、太史令王立便指出：“汉祚终矣，晋、魏必有兴者。”他甚至多次对汉献帝说类似的话。曹操怕暴露了他的野心，传话给他：“知公忠于朝廷，然天道深远，幸勿多言。”^[53]这代表了曹魏集团对当时大势的判断。建安五年（200），周瑜已认为“承运代刘氏者，必兴于东南”；鲁肃在初见孙权时，也明确指出：“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猝除。”^[54]周瑜、鲁肃的看法，代表了东吴集团对当时形势及其发展的判断。与此相反，蜀汉诸葛亮在《隆中对》中谈他的奋斗理想，那就是“霸业可成，汉室可兴”；在《出师表》中则表达为“兴复汉室，还于旧都”。这不仅是认识上的差异，也是三国国策的根本分歧。曹操认识到“汉祚终矣”后，便制定了两步走的国策：第一步，“挟天子以令诸侯”，利用当时普遍存在的儒家文化的广泛影响，利用汉王朝在一些人心目中仍残存的地位，扩大自己的势力，统一北方。曹操毕生只走完了这一步。第二步，正式取代汉王朝，建立魏王朝。东吴认识到“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猝除”后，便在三国中制定了较为中立的国策，重在发展实力，保卫自己，一般不主动出击。蜀汉政府为“兴复汉室”，从诸葛亮到姜维等，前赴后继，多次北伐，为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此外，蜀汉还全面地继承了汉代旧制，少有变革。就三国而言，蜀汉的国策国制、蜀汉集团的主要代表性人物确实更符合儒家文化的“忠”。

“父为子纲”是我国古代伦理道德观念的支柱。东汉时期，巴蜀地区出现的“孝”故事特多，现略举数例：永建元年（126）十二月，符县县吏先尼和淹死于江中，儿子求尸不得，其25岁的女儿乘小船至父沉江处，哀哭后自沉，托梦于兄，与父尸同浮出于江面。东汉晚期，成都人禽信为县吏，出使越嶲（今西昌），被夷人捉去，先后转卖11次；他临走时，其妻才怀孕6个月，生了禽坚后改嫁；禽坚成人后当苦工，积蓄购父，一至汉嘉，三出徼外，周旋万里，历时6年4个月，克服了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最后终于赎回父亲，又迎母亲回家奉养。东汉初年，雒人姜诗事母至孝，娶庞氏为妻，儿子汲江溺死，不使母知，秘言遣诣学。其家距长江六七里之遥，庞氏常到江边取婆婆喜喝的长江水。婆婆爱吃鱼，夫妻就常做鱼给她吃，婆婆不愿意独自吃，他们又请来邻居老婆婆一起吃。一次因风大，庞氏取水晚归，姜诗怀疑她怠慢母亲，将她逐出家门。庞氏寄居在邻居家中，昼夜辛勤纺纱织布，将积蓄所得托邻居送回家中孝敬婆婆。其后，婆婆知道了庞氏被逐之事，令姜诗将其请回。又相传其长期为母捉鲤鱼，感动水神，一天，院中忽然喷涌出泉水，口味与长江水相同，每天还有两条鲤鱼跃出。从此，庞氏便用这些供奉婆婆，不必远走江边了。

“父为子纲”，在三国时期有多种表现形式，有的也深深打上了战争的烙印。诸葛亮三代忠贞，关羽父子、张飞父子，可以说都是忠孝两全的典范。

秦汉之前，巴蜀民族中缺乏中原地区那种“夫为妇纲，从一而终”的妇德、妇道观念。秦汉时期，中原文化中的妇女伦理观念传入巴蜀，至东汉已形成“少则为家之孝女，长则为夫之贤妇，老则为子之慈亲”的系统理论。“贤妇”的标准之一是“从一而终”。秦汉巴郡寡妇清、广都公乘会妻张氏、犍为杨凤珪妻陈助、东汉末年蜀郡督邮朱叔贤妻张昭仪、巴郡赵万妻赵娥、广汉郡德阳人王上妻袁福、犍为南安人周善纪妻曹禁、广汉人便敬宾妻常元、郫县罗倩之女罗贡、广汉人殷氏的女儿殷纪、广汉人王辅妻彭非等，都是誓不改嫁他人的典型。新都人便敬早亡，其妻王和养一子，蜀郡郫县本族何玉（宰相之族）遣媒求婚，王和之兄亦对她说，“何玉家是三公之族，可以依靠”，王和在愤怒中自割一耳以誓不再嫁。郪人冯季章早死，其妻李进娥养一子，父母欲令其改嫁，她剪发自誓不再嫁。德阳人袁稚早死，其妻相鸟，年20，无子，父母欲令改嫁，相鸟自杀身死。僰道人周度，为杨登之妻，19岁丧夫，县令吴厚托人求婚，周度断发誓志不再嫁。以后又有人求婚，乃自割鼻子。儿子婚后早夭，儿媳亦19岁，婆媳一同守寡，受到表彰。僰道人韩姜，20岁时丧夫，被骗婚，自杀身死，犍为太守将参与骗婚的二人处死^[55]。

秦汉巴蜀地区，还表彰、宣扬自杀殉夫者。如南安人谢姬在入葬丈夫时，吞毒药自杀，遂同葬。这件事被逐级上报至朝廷，皇帝下诏书，令每次大赦时，赐该家四匹帛、二石谷。在提倡守节的同时，当时民间妇女也能自由改嫁。如东汉晚期，禽坚母亲改嫁他人10余年后又与其夫破镜重圆，并未受人指责。犍为杨凤珪死，其妻陈助生一子，杨氏兄弟哀其少年守寡，欲将其改嫁。广汉郡德阳人王上早死，其妻曹禁养一遗腹子，其父欲将其改嫁他人等例子^[56]，都说明当时妇女再醮极普遍。当时蜀地娶已婚之妇，并不觉耻。如绵竹人司马雅死后，便有士大夫向其妻求婚。广汉人廖伯死后，向其妻家求婚的人甚多。刘备入蜀后，即娶刘璋之弟媳吴氏。

图10－21　新津出土拥吻画像石刻

贤妇的另一标准是教子有方，能将儿子抚育成才，母以子贵。任安之父早亡，母亲严格教子，送他求学于大儒杨厚。任安成名后，在家教授，任母常赈恤其弟子，慰勉其学生，使任安的学生愈加盈门，名声愈噪。抚养前妻之子，恩爱如己出，这是汉代衡量“贤妇”的标准之一。成都人张霸前妻有三子一女，后妻司马敬生一子。司马敬抚养五个子女，恩爱如一，善始善终，受到社会赞扬。媳敬父母，是“孝”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维持小农经济家庭的重要一环。秦汉时期，官府及社会对此大力提倡、宣扬。巴蜀地区此类典型亦多。如广汉人王遵之妻纪叔，“至有贤训，事姑以礼”。不仅丈夫在世时要孝敬舅姑，亦提倡在丈夫去世后仍要孝敬舅姑终身。如蜀郡广都人公乘会，早死，其妻张氏无子，亲族欲将其改嫁，张氏断发割耳，以示不再醮，“事姑尽礼肃”。牛鞞县人程贞玦，丈夫早逝，无子，收养丈夫兄之子，供养公婆，夙夜不怠，郡督邮王冲通过太守和县府，欲娶之，贞玦投水，被救^[57]。

为适应当时一夫多妻，并普遍存在的老夫少妻等现象的需要，还提倡孝敬、尊重丈夫的后母，以维系家庭、家族的稳定。如广汉人王堂长子王博之妻杨进，极为孝敬王博后母，被传为佳话，载入史籍。牂柯李祎媳妇与后母不和，李祎经常叹恨家教、学问不如王家。除已婚妇女外，还倡导未婚女子中的“贞女”、“烈女”。如东汉末年“九种夷”造反，广柔县县长姚超被杀，其二女姚妣、姚饶被捉，逼其牧羊并施以凌辱，二女宁死不受辱，用衣服相互拴在一起投岷江而死，郡县予以表彰，将其图像画在府庭之内。

汉代巴蜀地区流行的妇道、妇德，在当时社会条件下，对维系家庭、家族，进而社会的稳定，也曾起过一定作用。但当其走到极端，则往往忽略甚至损害了妇女本身的利益，转变成了桎梏妇女的精神枷锁。

“夫为妻纲”在三国时期的表现极为复杂，往往打上了战争的烙印。如战乱中很流行娶敌将的老婆、女儿、侄女为妻妾。在这方面，三国的首脑皆积极带头。建安五年（200），刘备被曹操打败后，张飞路遇外出打柴的夏侯渊的亲侄女，虽该女当时只有十三四岁，张飞仍将其抢回，以其为妻。刘备打下益州后，以原益州牧刘璋的弟媳吴氏为妻、为皇后。蜀北地王刘谌为避免受辱，在父亲投降时，在汉昭烈庙先杀妻子，然后自杀。先主的甘皇后、穆皇后（吴氏）合葬于惠陵，是“夫为妻纲”的最高表现。

古籍中有关秦汉时期巴蜀地区“五常”的资料较少，但也给我们留下一些线索。

汉代巴蜀地区曾出现许多“义”举，从一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尚。如广都（今双流地）人朱普，任郡功曹，太守与刺史有矛盾，被冤枉见劾。朱普不平，主动到新都监狱，证太守无罪，被掠笞连月，伤口溃烂发臭，如同死人，便命其子道，“我若死了，你要载尸诣阙，使天子知我心。”此事因此得到朝廷调查处理，朱普也以义烈闻名。

严道人李磬，任县主簿。当地旄牛夷造反，攻入县城，县长章表慌忙逃跑，被造反兵围住欲杀。李磬忙上前说道：“请你们杀我，放了我的主公。”造反者果然杀了李磬，放了章表。后来太守将李磬图像画在太守府内，以表示嘉奖。

绵竹人杜真与雒人翟酺为友。翟酺官至京兆尹、光禄大夫、将作大匠，因较忠正，遭权贵诬陷入狱，后经查证释放，免职。不久，又再次遭陷害入狱。杜真上书朝廷，证其无罪，亦被捕入狱，受笞六百，在狱中仍坚持证明翟酺无罪，两人终获释放。

广汉人宁叔，与友人张昌曾在太学同学，张昌后来被河南大豪吕条杀死，宁叔为友复仇，伺机杀了吕条，然后自首。此事报到朝廷，顺帝嘉其义勇，赦其无罪。

什邡人贾栩，以豪爽闻名。雒县孟伯元为父报仇，犯了法，往投贾栩。雒县令追踪而至，贾栩叹道，“伯元以义气投奔我，我不能背叛他，若杀了雒县吏，雒县必发文至什邡，有负县令！”便自杀身死。

武阳人赵敦，曾任新都县令，颇有治绩，三司及大将军梁冀多次征聘，终不赴任，梁冀的聘书仍不绝而来。后来梁冀因罪自杀，朝廷派使者监守，严禁人前去吊丧，赵敦感其知遇，独自前往吊祭，然后自首，皇帝将其赦免^[58]。

尊师。汉代极讲尊师。如益州牧刘焉，以前在朝中任中郎时，曾因师死辞官奔丧获得清名，官运亨通。巴蜀地区此风亦浓。东汉晚期汶江县尉季后给在成都的学生仲圼带信叫他赴汶，仲圼回信说十月前往。这时正遇当地民族造反，阻断道路。仲圼按约前往，失败而归；此后又冒险尝试六七次，耗时好几年才最终到达汶江，为季后献策，双双免难。蜀郡繁人任末，游学京师10余年，因其师死奔丧，死于途中。临死前要其儿务必将己尸送至师门，以表心意，儿子果真照办。广汉人张钳曾受教于犍为人谢裒。谢裒死，张钳将其掩埋；3年后，谢裒之子被人杀害；张钳杀死凶手，为师复仇，然后自首，遇大赦才获释出狱。

当时诸如此类的义烈之举甚多，被官府广加宣传，载入史册，奉为楷模，在民间影响很大。他们对儒家思想的宣传、推广起了促进作用。

三国时期流行的财产观，是儒家文化与兵家文化的典型结合。诸葛亮在出山之前，一边务农，一边学习研究。这一形象成为以后历代儒家倡导的耕读典范，成为许多中下层儒生学习的楷模。后来，诸葛亮成为蜀国丞相，其家产仅有桑树800株、薄田15顷，勉强能供给子弟衣食，家无余帛，外无盈财。其夫人竟无一套与丞相夫人相匹配的服装。诸葛亮理所当然地成为历代贤相楷模。姜维据上将之重，处群臣之右，宅舍弊薄，资产无余，侧室无妾媵之亵，后庭无声乐之娱，衣服供给，车马配备，饮食节制，不奢不约，官给费用，随手消尽，察其所以然者，非以激贪厉浊，抑情自割也，直谓如是为足，不在多求。费祎执掌蜀政时，家不积财；儿子布衣素食，出入不从车骑，无异凡人。邓芝为大将军20余年，身之衣食，资仰于官，不苟素俭，然终不治私产，妻子不免饥寒，死之日家无余财。这种财产观的出现，主要与长期战乱的社会背景有关。许多人鉴于战乱中财富致祸，许多富豪被杀的惨痛教训，不再积累财产。这种观念反映在丧葬习俗上，就流行薄葬。如诸葛亮临死，遗命葬汉中定军山，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殓以时服，不须器物^[59]。刘备惠陵也是在汉陵中较小的。

在三国时期，儒家文化与兵家文化的融合，具体表现为品质和能力的两个方面：倡导既要有坚定不移的忠君报国的政治思想，符合“仁、义、礼、智、信”的道德品质修养，又要有能应对残酷竞争、应对战争的良好的专业本事。就历史上的诸葛亮的智能而言，比曹操、司马懿也强不了多少。明代学者胡居仁就曾指出：“诸葛孔明、司马懿智勇相等。”^[60]但为什么诸葛亮会成为“智慧”的化身？根本原因是他的智慧是建立在“兴复汉室”和“忠君”的基础上，是建立在各种优秀品质基础上。因此，他成了古今中外同崇敬，朝野上下共赞颂的典型。纪念关羽、张飞、赵云的祠庙遍布全国各地，就其武功而言，关羽、张飞、赵云都不及吕布，但关羽“义薄云天”，被公认是我国古代“义”最典型的楷模；张飞“诚贯金石”，诚者，忠诚也，信也，系儒学家倡导的学习楷模，赵云一生忠于汉室，集各种优良品质于一身。从儒家文化与兵家文化相结合的角度看，三国统治集团及其主要代表人物有着明显的差异。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有诸多威逼皇上至尊的大逆行为；曹丕则干脆篡汉，直接取代汉室江山；司马氏又以阴谋取代曹氏江山。这些在儒家看来，都是不能容许的。曹氏、司马氏被儒家视为“奸贼”，盖因于此。孙吴集团对汉室、汉制的态度一直模棱两可，在儒家看来也是不可取的。蜀汉集团始终以“兴复汉室”为己任，又全盘继承汉制，在儒家看来，根本点上是站稳了脚跟的；刘关张三结义，被视为“义”的楷模；诸葛亮忠于汉室，鞠躬尽瘁，是智慧的化身，更是贤相的楷模。可以说，三国中，以刘备、诸葛亮、关羽为代表的蜀汉英雄才是儒家文化与兵家文化结合得最好的典范，也最受后世好评。这也是从唐代开始，历代朝廷皆视蜀汉为三国正统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