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金文化-抵御外侮的武文化

2023-09-27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唐初县城一带为南使城牧地，后被吐蕃占领，为多民族杂处之地，直至北宋置军为止。德顺文化最为耀眼之处，是它的武备色彩，换句话说，德顺文化是一种以军事为主流形态的“武文化”。刘仲武于北宋末年，收复河湟有功，领泸川军节度使。无独有偶，刘氏也是父子上阵，三代从戎，无愧“将门”美誉。宋夏对峙中，领军深入敌后，捣其巢穴，名震西鄙。个中因素当然非止一端，但参战人员不同乃是决定胜负的根本原因。

大约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新石器时代早期，静宁就有原始人类活动的足迹。静宁周时属雍州之域，秦代为陇西郡所辖。汉初置阿阳、成纪县。唐初县城一带为南使城牧地，后被吐蕃占领，为多民族杂处之地，直至北宋置军为止。在这段漫长的岁月中，静宁的土地上曾演出过怎样威武的历史话剧，有过怎样璀璨的文化景观，求诸史籍，一片空白。从唐初贞观时在这里设监牧使管辖牧地的史实来看，两宋之前，静宁文化的主流只能是游牧文化或半农半牧文化。这种状态延续到11世纪前期，情况才为之大变。

由于静宁战略位置的重要性，朝廷采纳了重臣曹玮、韩琦的建议，先后建立了德顺军、陇干县，置军移民，屯田垦殖，静宁开始崛起，成为周边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随着先进的中原文化的流入，文化面貌也随之一新。那么，两宋时期的文化（按地域命名习惯，我们不妨把这一时期的文化称之为“德顺文化”）主流又是什么呢？德顺文化最为耀眼之处，是它的武备色彩，换句话说，德顺文化是一种以军事为主流形态的“武文化”。根据有三：

首先，在这一历史文化时期，静宁涌现了大批家族式的优秀将领，其数量之多，勋业之巨，在两宋乃至整个封建时期都属罕见：1.吴玠家族。史有明载，吴玠自曾祖吴谦、祖父吴遂，世居德顺陇干县（静宁），玠父吴扆（yǐ），为水洛城寨卒（乡兵），升至指挥使。吴遂死后，吴扆借职务之便，就近在水洛城买下一片茔地葬埋了父亲。吴扆死后，家人也把他埋在这块吴氏茔地里。“庐墓三年”期间，吴家子弟渐渐和当地村民相熟，于是全家迁徙水洛城定居。吴玠十六岁不到，就以良家子身份从军，英勇善战，功勋累累。在南宋人确定的“中兴十三处战功”中，就有吴氏兄弟合力取得的和尚原、仙人关之战的重大胜利。吴玠殁后，吴璘又指挥取得了剡家湾、夺取德顺、保卫德顺的辉煌战绩。吴玠生子五人，拱、扶（huī）、扩、揔（zǒng）。长子吴拱于其父在世时已握有兵权，曾指挥取得了“中兴十三处战功”之一的茨湖（今湖南沅江东南）大捷。除吴扩、吴揔年纪尚幼外，吴扶、吴都曾参与了战事。吴氏“手”字辈中，最为出类拔萃者当属吴璘次子吴挺。吴挺幼时即有军事天赋，德顺攻夺战中，担任主力先锋。在其后激烈的德顺保卫战中，遵父命筑堡东山以拒敌，为吴璘的得力助手。从吴扆到吴挺，吴氏一门三世从军，七人参战（实际上可能不止七人），形成了一支威震敌军的“吴家军”，雄功伟业，罕有其匹。2.刘锜家族：刘锜之父刘仲武，秦州成纪人，刘锜是他的第九个儿子，出生在德顺军。仲武九子镇、锐、锷、、锡、镗、钢、钊、锜中，以刘锡、刘锜最为知著。刘仲武于北宋末年，收复河湟有功，领泸川军节度使。锜未成年时就跟从父亲征讨西夏，战屡胜。公元1140年的顺昌之战，刘锜以少数兵力，大破金军铁浮图、拐子马，强敌闻风丧胆，顺昌大捷也被荣列“中兴十三处战功”之一。后金主完颜亮又大举南侵，身患重病的刘锜把长江防守的重任交给侄子刘氾（fàn）和部将李横，不久呕血数升而死。刘锜长子刘颂，当年随父在淮东抗金中阵亡；次子刘晞亦任武职，为金吾卫将军。无独有偶，刘氏也是父子上阵，三代从戎，无愧“将门”美誉。3.郭浩家族：郭浩父亲郭成，德顺中安堡人。宋夏对峙中，领军深入敌后，捣其巢穴，名震西鄙。郭浩以父荫入官，先抗西夏，后御金人，久历阵战。入南宋后，他自始至终参加了富平、和尚原、杀金坪等著名战役，为川陕防线的重要柱石。另一宁死不屈，为叛徒所害的名将郭浒，也是德顺中安堡人。《宋史》虽未点明他与郭成、郭浩的关系，但从他的籍贯和取名习惯来看，极有可能是郭浩的亲、堂兄弟。此外，还有曲珍诸“父族党”等等。据作者粗略统计，上述见诸史籍的将领有十六人，逝世后，有二人被追封为王，同时获谥；三人得到赠谥；一人赠少师，一人赠刺史；其他金帛恩荫奖励不等。如此厚封厚赠集中于同一地方的将领身上，史无前例，赢得了人们的无限景仰和崇高评价。明代初年，里人就于东郊创建三忠祠，在文庙立乡贤祠，岁时祭奠英灵。明际才子赵浚谷赞道：“宋自……五路师败于富平，关陕沦为左衽，而德顺诸将，独血战向南，以张华夏，立人纪焉。伟哉，忠乎！”清同治十年（1871），陕甘总督左宗棠路经静宁，亲至三忠祠敬献牲醴，恭读祭文，勒石立碑，书写“威宣戎索”擘窠大字，以旌先贤。刘吴史迹，也为海内外研究宋史的学者专家所注重，成为经久不衰的研究课题。

其次，通过长达百多年抗夏抗金战争实践，德顺健儿们摸索出了一系列克敌制胜的战术，写出了一些具有科学价值的军事理论著作，他们于行军用兵之际，注重兵农结合、屯田自养，体现了“以民为本”的先进战略观。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值得人们深思：宋夏对峙期间，宋军几乎是屡战屡败，接连遭受了三川口、好水川和定川之役三次重创，而在其后的对金作战中，却出现了捷胜连连的局面。个中因素当然非止一端，但参战人员不同乃是决定胜负的根本原因。以好水川之战为例，指挥官大都来自中原地区，曾担任过御前押班、供奉之类官职的皇帝亲信，而士兵是临时募集起来的禁军，将不知兵，兵不知将。这些指挥官经历战阵不多，却又倚仗皇帝的宠信，不把上司放在眼里，这就发生了主将任福违反韩琦节制，趋利轻进，加之士兵未能适应山地作战环境，从而导致一败涂地的结果。我们从西夏军师张元讥刺宋军的打油诗“满川龙凤辇，犹自说兵机”，就可以想见宋军将帅讲究排场，外强中干的情景。与此相反，宋室南迁以来，西线抗金的主力，大多是以良家子从军，从士兵起身，久经历练，作风务实且对战地特点十分熟悉的秦陇将士，故能发挥优势，每战必胜。针对金人的骑兵优势和坚韧耐战的特点，他们琢磨出了许多扬我之长、克敌之短的阵法战法：1.吴玠首创的“驻队矢”战法。其特点是每次作战前，挑选一批劲弓强弩和优秀射手，名曰“驻队矢”。作战时，诸将轮流举射，箭如雨倾，极具杀伤力，使敌未及招架，即遭覆灭命运。该战法在和尚原、杀金坪战斗中都曾发挥了威力。2.吴璘摹仿古代车战特点，创立“叠阵法”。每次作战时，以长枪兵为兵阵的最前排，第二排是射程最远的强弓强弩，然后才是神箭手。与敌人交战时，百步之内由神射手先射，七十步之内由所有的弓箭手一起射。排列阵列时，为了阻挡敌人骑兵，阵前设置拒马、铁钩，两翼的骑兵担任掩护。绍兴十一年（1141）的剡家湾大捷，显示了“叠阵”战法之神效。3.军队序列建制上，吸取前宋禁军将帅分离的积弊，大刀阔斧改组军队，强化训练，提高战斗力。如刘锜抓住皇帝信任、“提举宿卫亲军”的机会，把互相火并的解潜、王彦两支军队加以改编，通为六军，每军千人，经日夜操练，战斗力迅速提升，三四年后，遂成为顺昌大捷的中坚主力。吴挺任兴州都统期间，将“漫不相属”的武兴诸部编为各有名号的十军，“营部于是始井井然”，成为进犯之敌的克星。与此同时，德顺诸将平时十分注意总结阵战经验，研究作战规律。“玠善读史，凡往事可师者，录置座右，积久，墙牖(yǒu)皆格言也。用兵本孙、吴，务远略，不求小近利，故能保必胜。”吴璘则更超出乃兄之上，把零散的心得体会条理化，上升为理论著作。璘“尝著兵法二篇”，详尽分析了交战双方之优劣，面对“金人有四长，我有四短”的现实，吴璘以“当反我之短，制彼之长”为主导思想，制定了以分队制其骑兵；以番休迭战制其坚忍；以劲弓强弩制其重甲；用以远克近制其弓矢的战术原则。布阵之法，则以步军为阵心两翼，以马军为左右两肋，“至帖拨增损”，则临机而定。其思想核心，贯穿了古代军事家孙膑“一败二胜”的“三驷”之法，具有很高的军事价值和实用性，为其他将领所采用。吴氏昆仲自小参战，未暇接受正规教育，大概只是“粗识字”的文化水平，二人平日能留心战法研究，并整理成籍，其精神怎不令人肃然起敬？再有，德顺诸将出身农家，深谙民生疾苦，故能在用兵的同时，以农为本，造福生民，体现了“战争之胜负系乎民众”的“大”战略思想。宋初对夏作战时，除了种世衡、刘沪等少数将领曾有过筑城立寨，建立稳固的根据地的举措外，大多数人缺乏长远战略眼光，唯以“剿灭、荡平”为务。而德顺诸将的战争观明显高出前期之上：一曰重视农业，屯田稼穑，兴修水利，泽被生民。二吴兄弟驻守汉中期间，派军将“修复褒城古堰，溉田数千顷，民甚便之”；吴玠更是终其半生，身体力行，在“与敌对垒且十年”的时间里，“屡汰冗员，节浮费，益治屯田，岁收至十万斛”。刘锜坐镇荆南期间，带领部下堵塞了“春秋涨溢”，为患多年的黄潭堤坝，“斥膏腴田数千亩，流民自占者数千户”，大得民心。郭浩初知金州时，经历年战乱，“金州残敝特甚，户口无几”，郭浩“招辑流亡，开营田，以其规制，颁示诸路。他军以匮急仰给朝廷，浩独献赢钱十万缗以助户部”。吴拱在利州路安抚使任期，重视水利建设，“尽修六堰，浚大小渠六十五里，凡溉南郑、褒城田二十三万三千亩有奇”，获得朝廷明令嘉奖。二曰利民富民，赈灾恤贫，搞活经济，加强军备。得民心者得天下，当年吴玠保守和尚原，凤翔民“夜输刍粟助之”，“金人怒，伏兵渭河邀杀之，且令保伍连坐，”但“民冒禁如故”。吴挺继其乃伯乃父一贯作风，驻军成州、西和期间，赈济水患灾民，复增筑长堤，彻底根除了水患。面对当地连年歉收的实际，吴挺号召军士口中节食，命令拿出一部分军储填补赈饷之不足，“全活殆数十万”。在冷兵器时代，战马的优劣，直接关乎战争的胜败，自从有一个名叫张松的主管榷牧之后，禁止了边境茶马互市，军中买不到良种羌马，骑兵战斗力明显下降。吴挺上书当朝，陈说利害，重开马匹自由交易市场，马源充足，边民获利，军民双赢。同时，吴挺利用当时边境相对缓和机会，密修战堡，更新军械，充实武库，以备不虞。皇帝向他征询备边急务，吴挺建言“增储之策，由是粮糗不乏”。吴挺有经济头脑，战略眼光深远，不仅见重于乃父，也得到皇帝青睐，宋孝宗称他“挺是朕千百人中选者”。

第三，势如雨后春笋的弓箭社组织和团练习武风尚。随着辽、西夏、金兵的频繁入侵骚扰，河东陕西沿边地带迅速兴起了军事性会社的组织——弓箭社。弓箭社大约出现在宋景德年间，“自澶渊讲和以来，百姓自相团结，为弓箭社。不论家业高下，户出一人。又自相推择家资武艺众所服者，为社头、社副、录事，谓之头目。带弓而锄，佩剑而樵，出入山坂，饮食长技与北虏同。私立赏罚，严于官府，分番巡逻，铺屋相望”，“弓箭社兵与寇为邻，以战射自卫，犹号精锐”（《宋史·兵志四》）。弓箭社的出现，一方面，民无转饷之劳，士免征调之苦，节省军费开支。另一方面，弓箭社成员人自为兵，家自为战，使乡村体制趋于军事化，成为保障边境的无形长城，积极意义自不待言，得到主政者欧阳修、范仲淹、韩琦等人的一致赞同。景德二年（1005），镇戎军主帅曹玮向朝廷建言，“有边民应募为弓箭手者，请给以闲田，蠲(juān)其徭赋，有警，可参正兵为前锋”“据兵有功劳者，亦补军都指挥使”。该建议得到皇帝的支持，“诏人给田二顷，出甲士一人”，使弓箭社组织名正言顺地登上政治舞台。令乡人眼球为之一亮的是，《宋史·兵志》特别提到了“静宁”的弓箭手：“德顺军静边寨（今靳寺一带）壕外弓箭手尤为劲勇，夏人利其地，数来争战，朝廷为筑堡戍守……”通过这简单的记载，我们可以想见，近千年前的静宁大地上，神手健儿们骑射角斗，习武演练风俗场面；可以听到德顺子弟们万弩齐发，浴血奋战的呐喊。弓箭社的意义除了上述寓兵于农，拓土捍边的现实意义外，更有其深远的历史意义，这就是在弓箭社这一广泛的军事化社会基础上，在崇武习艺的社会风潮的影响下，在自发组织起来以抵御外侮的严酷环境中，静宁大地上才涌现了灿若星河的优秀将领。从这一点说，战火所带来的，不仅是苦难、眼泪和不幸，也赋予了德顺子弟钢铁般的肩膀，为他们施展身手，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和机会。

宋金文化-抵御外侮的武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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