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第一位尚书：薛远的琼崖旧事

2023-09-27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胡惟庸因专权擅政被朱元璋诛杀后，薛祥重被任命为工部尚书。薛远的父亲为薛能，而薛能的其他三个兄弟已无从查考。据《明孝宗实录》，薛远在户部任上，十分勤敏。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土木堡之变”。朝廷命工部侍郎薛远前往视察，安抚受灾群众，减免租税，修整损毁的公屋、民居，灾情得以缓和。在此任上，为“总督粮饷”，薛远勤勤恳恳，前后工作了十三年。薛远为此请求致仕。这西厂在历史上可谓臭名昭著。

薛远，字继远，原籍安徽无为州（今安徽省无为县）人。元朝末年，薛远的祖父薛祥跟随俞通海活动在安徽巢湖一带，其后随俞通海投靠朱元璋，成为明代开国的重臣之一，曾任工部尚书，又曾出任北平（今北京市）行省的布政使（相当于今之省长）。据《明史·薛祥传》，薛祥在江南淮安一带主持漕运，看到大批难民南下，都分别给予妥善安置，深受群众爱戴。但他在任北平布政使期间，得罪了宰相胡惟庸，被诬陷，降为嘉兴知府。胡惟庸因专权擅政被朱元璋诛杀后，薛祥重被任命为工部尚书。薛祥重任工部尚书不久，却因为一桩案件的牵连，受到“廷杖”的责罚，死于廷杖之下。对于他的死，“天下哀之”，多为他抱不平。按明朝的律法，像薛祥这样的大官得罪，他的家属要被派往边远地区“戍边”（充当军人，守卫边防）。薛祥死后，他的四个儿子均被放逐到海南琼山戍边，成为永系军籍的“所人”。薛远的父亲为薛能，而薛能的其他三个兄弟已无从查考。

薛远出生在海南，但究竟出生在儋州还是琼山，却有疑问。至今，儋州旧志与琼山旧志都有他的记录。《正德琼台志》等把他列为“前所”（今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人，而《民国儋县志》等把他列为儋州籍“薛官都人”，并称他曾就读于儋州宜伦学校，于明正统七年（1442年）壬戌中进士，说明薛远确由儋州考中进士。明成化年间，薛远中进士三十多年后，兵备副使涂棐曾为他在儋州薛官都立了一座“尚书坊”。且《康熙琼山县志》《乾隆琼山县志》的“人物志”乡贤部分都没有关于他的传记，并没有把他计入琼山人物之列。也许薛能四兄弟落籍琼山“前所”之后，又有迁徙，散居岛内各地，因史料阙如，至今无从考定。

薛远出生于明永乐十二年（1414年），二十八岁时考中进士，初任户部主事，后晋升郎中。据《明孝宗实录》，薛远在户部任上，十分勤敏。曾重新认真核实直属于中央的地方财税，得出数值千万的盈余，又督促山西大同一带的军队粮储，使边防粮饷充足无忧。显然，这是他由主事晋升为郎中的业绩。

其时，明英宗朱祁镇因为听信宦官王振的蛊惑，亲率大军征讨西北胡人瓦剌部，被其首领也先团团围困于土木堡，导致全军覆没，成了也先的俘虏。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土木堡之变”。明英宗的皇弟朱祁钰在兵部尚书于谦等朝官的拥戴下，即帝位成了景泰帝。但不久之后，英宗又被也先礼送还朝，当了“太上皇”。而他对于自己蒙难期间，弟弟擅自夺权称帝的做法非常不满，常怀复辟之志。这一动向使朝臣之间形成两派，其中，支持英宗复辟的称为“迎复派”。薛远就属于这一派。所以距其年代不远的《正德琼台志》称他“以迎复功，擢本部侍郎，升尚书”。这就是说，因为拥护明英宗复辟重新当上皇帝，薛远作为“迎复派”的一员立了功，所以获得了升迁的机会。但《正德琼台志》的这一说法是极其简略的“史笔”。

据《道光广东通志·琼州府》，明英宗被俘后的景泰年间，薛远还是户部郎中（正五品），至明英宗复辟后的天顺六年（1462年），薛远才被提拔为正三品的户部右侍郎。这次越两级的提拔固然与他的“迎复功”有关，但其中的过程并不单纯因为“迎复功”。因为明英宗复帝位之后，“论功行赏”，前后受提拔和晋升的有三千多人，薛远只是其中之一。另有一个原因，据《明史·外国传》载，英宗复辟后的天顺元年（1457年），安南国（即今越南）派使者来请求按给予朝鲜国的恩例，赐予他们“衮冕”（帝王及王公贵族的礼服），明王朝不答应。这期间，安南并不甘心，经常搞点小动作，并发兵攻打其邻国占城等地。据《明孝宗实录》，薛远因此于天顺六年（1462年）奉命出使交趾（安南）。所以他由正五品郎中提为正三品的户部右侍郎，黄瑜的《双槐岁钞》说他的这次升迁“自户部郎中超拜本部侍郎，从人望也”，就是说他的这一次被破格提拔实在是众望所归，得到社会舆论的支持。这其实也与奉使安南的外交使命有关。

此时，薛远年方四十八岁，亦可谓“英年得志”了。但此时薛远距正二品尚书位置还很远。不久还由户部侍郎改任工部侍郎，顶上了他父亲当年的职责。而这一次的改任与黄河泛滥成灾有关。

天顺五年（1461年）秋七月，据《明史·河渠志》载，黄河在汴梁决口，大水冲坏外围的土城，又冲坏砖城，城里积水深达一丈多，毁坏官府、民间房屋大半，明周王府的宫人及众多官员都乘舟筏逃难。军队、民众溺死的不计其数。朝廷命工部侍郎薛远前往视察，安抚受灾群众，减免租税，修整损毁的公屋、民居，灾情得以缓和。第二年，薛远又主持开挖祥符曹家溜，分流暴涨的黄河水，黄河水患得以平和。汴梁（今河南省开封市）当时位于黄河边上，经常因黄河泛滥闹水灾，这一次却是空前的灾难，“军民溺死无算”，当此之际，薛远临危受命，可见皇上及朝中大臣们对他的倚重。事后，薛远回到京都，仍是户部任侍郎之职。

至明宪宗成化初年，两广苗徭叛乱，宪宗派中军都督同知赵辅为总兵官、右都督和勇为游击将军，并起用因案被贬的韩雍为都察院左佥都御使赞理军务。为了解决后勤供应问题，特指派薛远“总督粮饷”，协助韩雍等解决军需。其实，明英宗天顺末年，广西大藤峡徭民叛乱已十分严重，有些州县甚至被多次攻陷，地方官员被杀，但相关大臣隐瞒不报，苟且拖延，直至明宪宗朱见深即位，“徭乱”已经波及两广很多地区，官民受害严重，这才引起了朝廷的高度重视。当时为平徭乱，时在翰林院任职的丘濬还根据自己对地方情况的了解献上了“逐”“困”二策，得到宪宗的采纳，令韩雍等参照执行。薛远在“总督粮饷”的后勤保障上，政绩显著，被提升为户部左侍郎，不久又被提为户部尚书。据《明孝宗实录》，薛远因功被提为户部尚书时在成化六年（1470年），他已五十六岁。在此任上，为“总督粮饷”，薛远勤勤恳恳，前后工作了十三年。薛远为此请求致仕。但不久又被召还任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

薛远为何请求退休致仕？这与当时的政局有关。

在平定广西大藤峡“徭乱”期间，明朝官兵俘虏一批徭民少年到皇宫中阉为太监。其中有一名叫汪直的太监，聪慧乖巧，深得宪宗皇帝与他宠信的万贵妃的喜爱，引为心腹。宪宗让汪直伪装平民，到市井百姓及官场中打听、侦察于己不利的信息，果然成效显著。宪宗便倚重汪直成立了明朝的又一个特务机构“西厂”。这西厂在历史上可谓臭名昭著。汪直通过把持这一机构，作威作福，祸害忠良，杀人无数。朝中大臣对此议论纷纷，薛远自然也是其中之一。其中为首的是明代“三元及第”（即科举考试中的解元、会元、状元）的大才子商辂。宪宗对朝臣们要求罢黜汪直，废掉西厂大为不满，发怒道：“汪直不过是奴仆一个，难道内廷中一个小小的下人还能危害整个天下不成？”就这样，经过多次劝谏仍不能阻止汪直的活动，而汪直也把商辂、薛远等大臣视为仇敌，随时寻衅加害。成化十三年（1477年）六月，商辂、薛远等好几位大臣都一齐辞职还乡。这正是汪直梦寐以求的好事，于是怂恿宪宗罢了他们的官，允许辞职归休。薛远于是就此机会将他在琼岛的家属都迁回原籍无为州。这时薛远已经六十三岁了，从二十八岁入仕至此，他为明王朝服务了三十五年。史志称他为官数十年，食不兼味，家无长物，自始至终，廉洁从政，为有明一代的琼籍官员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算起来，薛远在户部的时间最长。户部职掌全国的户口、田赋，官员的俸禄，边镇的粮饷，各地的盐税、官钞等经济事务，是关系国家存亡兴衰的重要部门。而明宪宗朱见深即位后的成化年间，宠信万贵妃，致使奸臣擅政，宦竖横行，土地兼并严重，财政亏空巨大，国家经济面临严重危机。在此情况下，薛远这个户部尚书肩头上的压力可想而知。《道光广东通志》称他在户部主政期间，能制定严密的规章制度，处理事务有条有理，使一般“胥吏”在会计、出纳等方面循规蹈矩，不敢胡来。他常说：“驭吏严刑以惩，不若先事而发。善革弊，不如无弊可革。”就是说，等到下属吏员犯了错误才去严刑处罚他，不如事先防范，使他没有犯错的机会；善于革除弊政，不如事先制定好法规，使无弊政发生。这就是薛远一贯的工作作风和考虑问题时周到细密的先见之明。地方史志还称赞他“善处烦剧而通变就事”，即善于处理那些繁琐复杂的紧急事务。朝廷经常选派他去处理类似的重大问题，而他总是能临机处置，随机应变。这种才干得到了朝野上下的公认。在户部时，每年终，各地报到户部陈述困难，要求蠲免各项赋税、超支时，有关部门总是无所适从，不知如何是好。薛远认为，凡此种种都可以考虑予以批准。因此，当时朝野上下“官省民安”，大家都一致赞赏他的作为。

史志称赞薛远“敏而好学。于礼乐、兵刑、天官、律历，无不涉其要”。这一点与丘濬颇有相似之处。黄瑜的《双槐岁抄·卷六》有一条“薛尚书论礼乐”的记载，提到薛远曾对他说起北宋王安石解释《周礼》时的错误。《周礼·小祝》中有“有寇戎之事，则保郊祀于社”。王安石将“保郊”解作“防患”；将“祀于社”解作祭祀祈福，消兵灾，弭祸患。于是上句可以断为“则保郊，祀于社”。薛远认为这样解释不正确。他认为，“保郊祀于社”应作一句解，不能分开。整句话的意思是，当国家有战事动乱时，则应保证在祭祀地神的地方（社）完成祭祀天地的仪式活动。而王安石的意思是将祭天与祭地分开来看，所以把“保郊”解作“防患”，把“祀于社”解作“弭兵”，完全曲解了这句所含有的“将祭祀天地的活动一起放在社完成”的意思。薛远还引证了明初朱元璋“合祀天地”的例子，认为这“最得礼意”。黄瑜与薛远为同时代人，也持相同观点，特别称赞薛远其人“最谙国家典故，所历有声，为时名臣”。而“最谙国家典故”这一条与丘濬可谓双星并耀。

其时，薛远与丘濬、邢宥都是同一个年代的人。薛远比丘濬大七岁，比邢宥大两岁。薛远中进士后六年，邢宥中进士，成化元年官至左佥都御史（正四品）。又后十二年，丘濬中进士，至薛远辞官时丘濬升为国子监祭酒（从四品）。据《民国琼山县志》人物卷，还有一个林杰（字廷宾），与丘濬同年中进士，官至浙江副佥都御史（正七品）。这四人应该说都是同一时期，同朝为官的海南先贤。明代的琼州府城里还特地为此四人建立起一座牌坊曰“表贤亭”，故址在今府城镇忠介路与绣衣坊接口处，为成化七年广东按察司副使涂棐所建。就是说，建此亭时，仍是薛远的官职最高。当时的提学胡荣曾有记云：“四贤俱发轫巍科，接踵要路，猷为足以匡弼时政，风裁足以激浊扬清，文章足以补助道化。实琼人之师，海内之望也。”

这四人中，丘濬与邢宥的关系比较密切，来往较多。丘濬的诗文中多次提到他。其次是与林杰的交往。林杰出为监察御史时，丘濬曾写有《赠乡友林廷宾南台御史序》一文，其时丘濬在翰林院供职，故文末云：“且予居禁近，所职者在文学，而政事非所敢知也。而廷宾之职则在夫振风纪；风纪之要，则在乎识大体。大体既正，则余可略也。赠廷宾者，止于是矣。”谆谆之嘱，均以国家风纪大事为重。这也充分表达了那个时代琼籍先贤们的刚正清廉，一丝不苟。考现存史料，薛远与丘濬的交往，唯有一诗的题咏可供寻绎，这就是薛远现存世的《桐璞墩》诗：“璞墩西望见桐墩，幽径遥通不闭门。琴古再逢虞岁月，璞存不说楚乾坤。阳乌倒影山辉乱，老凤栖馀露叶翻。自有满前闲景象，五弦三玉未须论。”丘濬写有《桐墩记》一文，记述陈徽其人筑墩栽桐“为十年之计者树以木，为百年之计者树以德”的高尚情怀。薛远以此题为诗，也意在赞赏陈徽不慕荣华富贵，只希求太平岁月，悠游卒岁的林泉高致。可以说，薛远在这一点上，与丘濬达成了共识。而这四个人最后都能做到“廉吏其行，松竹其操”，始终如一，保其晚节。薛远活了八十二岁，弘治五年（1492年）进封荣禄大夫；林杰活了八十一岁；丘濬活了七十五岁；邢宥活了六十八岁。

一群正直有为的先贤，足以为琼崖千古楷模！

（2015年3月31日）

海南第一位尚书：薛远的琼崖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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