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间,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社会分工的日益细密,商品经济的比重就一天天加大。商业和交通的发展 春秋战国间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商业也发达起来。当时商业和手工业的经营者,一般可以取得十分之二的利润。由于各个诸侯国和各个地区间商品交换上的需要,交通工具有了进步。黄河上常设浮桥,是从战国中期开始的,这是商业和交通重大发展的结果。......
2023-08-29
林则徐之成为华夏的民族英雄,最主要的理由是他勇敢地命令英国商人交出他们走私到广东的鸦片,并在虎门销掉。屹立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基座的雕塑,就包括虎门销烟的场景。远至美国的纽约市,也竖立了林则徐的塑像。为了纪念1839年6月3日到25日林则徐在虎门销烟的事迹,联合国宣布每年的6月26日为国际禁毒日。[1]林则徐可谓享誉国际。
图3.1 林则徐销烟模拟图
不料2008年3月27日,本侦探接到一位素未谋面,从不认识,也从没通过信的洋人,名字叫格伦·罗宾倪特(Glenn Robinette)的先生,发来一封英文电邮。接着就打来洲际长途电话,自称住在夏威夷,但听不出多大的美国口音,反而其英语文雅之处,更酷似一位英国绅士。他来电之目的是要说他读过拙著《鸩梦:第二次鸦片战争探索》(剑桥大学出版社,1998),非常仰慕;而他自己则刚完成了一套两册、25章、共728页的洋洋巨著电子档,力证林则徐并没把英国商人上缴的鸦片销毁掉那么“暴殄天物”,而是用水、盐、石灰等把该缴来的鸦片化解成吗啡售卖。如此大费周章之目的似乎是要牟取暴利。本侦探听得入神,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吗啡是一种精神科药物,作用在于中枢神经与平滑肌,能改变神经对痛的感受性与反应性,而达到止痛效果,以口服形式为主。因为吗啡具有病人梦寐以求的镇痛效果,所以科学家就以希腊神话当中的梦境与睡眠之神——摩耳甫斯(Morpheus)的名字,将这种麻醉式的镇痛剂命名为“吗啡”(Morphine)。但是,像鸦片一样,吗啡具有成瘾性,因此同样被列为毒品。该作者不言而喻的结论是:林则徐乃中国首位制毒巨枭,该打!
是耶非耶?本侦探无限好奇,继续耐心听他细诉,结果发觉他整套大作的论点建筑在林则徐把缴来的鸦片放在无数大缸之中,然后添加水、盐(氯化铵,非氯化钠即食盐)。这些水、石灰、氯化铵与鸦片所发生的化学作用是:把鸦片所含的生物碱化解出来,混在沉淀物之中。鸦片含量最丰富的生物碱正是吗啡。
又说,在西方,300多年以来都是用同样的程序来制造吗啡的。该作者问:难道林则徐之目的是绝无仅有的例外?以此类推,该作者就下结论说:林则徐把这种充满吗啡的沉淀物,添加一些草药等调味品,做成戒毒剂,用来帮助瘾君子戒烟。甚至以戒烟为名,把大量沉淀物售卖给准备戒烟的瘾君子,图牟暴利。
本侦探细细思考支撑着该高论的两个磨石后,不禁要问:
第一,该作者确实证明了林则徐所用的盐是氯化铵?而非氯化钠即食盐?若没有,则其说从一开始就不能成立。
第二,本侦探自从1979年开始,就多次前往虎门做实地调查:当年12月承广州市中山大学的专家骆宝善先生陪同到虎门考察。2004年夏又承广东省档案馆副馆长张平安先生带领。2008年12月19日再承中山市翠亨村孙中山故居纪念馆馆长萧润君先生安排。2009年4月14日更承广东省友协帮助,多次前往虎门考察。每次实地调查的结果都显示,林则徐并非把鸦片放在无数大缸之中,而是命人在珠江河畔的大片空地上挖了好几个大池,然后命人把鸦片倒在大池里,再加石灰等销毁后,趁涨潮时引珠江水入池,待退潮时潮水就把沉淀物等带走,或用人工冲走。既然把沉淀物等付诸流水,“林则徐是制毒巨枭”之说就不能成立。
图3.2 虎门硕果仅存的两座销烟池之中的第一销烟池全貌,2008年12月19日,黄宇和摄
图3.3 本侦探在虎门第二销烟池旁向鸦片战争博物馆的唐立鹏主任请教
图3.4 虎门第二销烟池,2008年12月19日,黄宇和摄
问题是,普通读者不会像本侦探般,如此“上穷碧落下黄泉”地寻根究底,因此也很容易被误导。
该书作者格伦·罗宾倪特先生对本侦探在洲际电话中三番五次的说理不为所动,径自将其大作付梓,书名是《林则徐如何制造吗啡》(How Lin Made Morphine)[2],并于2009年1月26日空邮快递掷下一套。
盛意拳拳,本侦探连忙仔细拜读,并将其高论归纳如下:
图3.5《林则徐如何制造吗啡》封面书影
第一,该书第一册第一部分共5章,开宗明义针对中国学术界以讹传讹的不实历史,逐一击破。第一章介绍了该五种不实传闻。接下来的4章则逐章用以击破该等传闻:林则徐把缴来的鸦片,(1)一把火烧掉,是为“烧烟说”(The Burning Tale);(2)拋到大海里,是为“沉海说”(The Drowning Tale);(3)放进一艘红丹船驶往汪洋大海,然后一把火烧掉,是为“放洋说”(The Sailing Away Tale);(4)在地下打个大洞,然后把鸦片埋葬算了,是为“活埋说”(The Burying Tale);(5)拌以胶泥、石灰,是为“打石膏”说(The Plastering Tale)。
这种写法,对于西方一般读者甚至一些专家学者来说,一鸣惊人;不少人更会捧腹大笑,认为好玩极了!英国首相巴麦尊子爵就曾以嬉笑的口吻,在庄严的英国国会辩论英国是否要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说过,之前在1840年林则徐的禁烟运动是个阴谋,目的是想把英国在印度种植的鸦片赶尽杀绝之后,在中国自行种植罂粟![3]
格伦·罗宾倪特先生在接下来的第二部分共6章中,转入主题,旁征博引来证明林则徐是用盐、石灰和水对缴来的鸦片予以处理。是为“销烟说”(The Salt,Lime and Water Tale)。但对于本侦探曾提出过的、最关键的问题,即所用的盐究竟是氯化铵还是氯化钠即食盐,却完全避而不谈。
第二册包涵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第三部分共8章用了144页的篇幅,详述古今欧洲如何用盐、石灰和水,从鸦片抽取吗啡的各种成功经验,让本侦探大开眼界。
第四部分(含结论)共6章:第20章述说林则徐其实掌握了从鸦片抽取吗啡的知识。第21章用以证明林则徐确实了解到:盐、石灰和水对于鸦片所能起到的化学作用:抽取吗啡。但同样的,对于本侦探曾提出过的、最关键的问题,即所用的盐究竟是氯化铵还是氯化钠即食盐,完全避而不谈。第22章描述林则徐为了“销烟”所采取的各种步骤:先把大片销烟场地用竹木围绕并封锁起来,由南北两路清军把守。不少红丹战船在水路上络绎不绝地巡逻守卫。500名工人挖地筑池共3个,每个池长150英尺,宽75英尺,深7英尺,移走大约250000立方尺的泥土(页537)。看来该书作者相信本侦探所说亲眼看过的三个大池,故虽仍矢口称之为缸(tanks),但已作进一步研究并找出该三缸(池)的大小了。
他继续写道:若池底并非石层的话,就要运来33750立方尺的石头铺盖池底。又运来大量木材建筑池墙以防塌方(页538)。用木材建筑池墙?该书作者肯定没有按照本侦探建议做实地调查。据本侦探实地调查拍照所得(见上文照片),林则徐是用大石头建筑池墙的,如此工程就更为浩大了!接下来还必须运输盐、石灰到这三个大池来“销烟”,当然还要挖渠引水。
搞如此庞大的工程,所为何事?格伦·罗宾倪特先生提出了如下非常尖锐的问题:
1.为何林则徐不采传统的办法,即用木头加桐油一把火将缴来的鸦片处理掉?过去林则徐当湖广总督时,就是如此这般地“烧烟”的。若这样办理,则既能节省大量开支,又干净利落(页594)。为何林则徐到了广东以后,反而如此大费周章地“销烟”?这是否因为林则徐到了广东以后掌握了从鸦片抽取吗啡的知识,结果改变初衷?
2.该书作者又问:林则徐本来在1839年4月12日就已经奏请道光皇帝说,准备把缴来的鸦片运到北京烧毁,并在5月2日获得御准(页549)。为何后来擅自改变初衷,甚至先斩后奏般在6月3日到25日就地“销烟”(页548)?是否因为“销烟”所得吗啡,可以借口用以帮助瘾君子戒烟而出售,最后获取暴利?
3.该书作者更认为林则徐是充分具备获取暴利的动机的,理由是林则徐的父亲只不过是名穷书生。林则徐本人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奔赴广东时,沿途还要自掏腰包雇请轿夫、马车、船夫等(页552)。更重要的是,林则徐没有现代意义的公务员薪俸。为了应付自身庞大的开支,更要命的是为了满足上级及京官以至皇帝的内务府贪得无厌的索取,他必须随时随地“开源”(页593)。
这些问题确实非常尖锐。关于第一点,即“烧烟”与“销烟”所牵涉的技术、物流供应、所需费用、部署人力物力、保安等具体问题,本侦探没有做过这方面的文献钻研及实地调查,故没有发言权。若天假我年,本侦探愿意竭力查明此点。
关于第二点,林则徐确实是在1893年4月12日就已经奏请道光皇帝说,准备把缴来的鸦片运到北京烧毁,并在二十一日后的5月2日获得御准。[4]若果如罗宾倪特先生所说的那样,林则徐后来擅自改变初衷,欺君犯上,就确实该打!若为了牟取暴利而欺君犯上,更是加倍该打!可是,罗宾倪特先生忽略了道光皇帝在5月8日即收到浙江道监察御史邓瀛奏曰:“……烟土尽数呈缴,至二万二百八十三箱之多……广东距京,程途辽远,过剥甚多。广东江西安徽陆路,多用抬夫,每箱用夫二人,计须四万余人。广东江西水路,须用船只,其船稍大者,不过装百余箱,计须封雇民船百余号,用水手一二千人。安徽以北,俱用车载,每车装十余箱,计须大车千余辆,用民夫千余人,驴马五六千头。即由江西水路,径向长江,转入运河行走,亦抵运解铜铅船数起之多。此项舟车民夫,诚恐沿途地方,一时骤难雇备。即分数起押解,可无短绌,而经费之多,终不能减。……不值以国家有用之财,糜至于无用之物。……可否敕令该大臣将起获烟土,毋庸解京。收缴完竣,即在该处督率员弁,公同查核,目击销毁,以省解运之烦。而早除一日,即可免一日之患。”[5]5月9日,道光皇帝谕内阁曰:“着毋庸解送来京,即交林则徐、邓廷桢、怡良,于收缴完竣后,即在该处,督率文武员弁,公同查核,目击销毁。”[6]若以上述驿马日程计算,该谕旨应该在之后第二十一日的5月29日左右到达广州。那么,林则徐在6月3日开始销烟,是奉旨行事,何来先斩后奏?
但如何解释林则徐早在6月3日销烟之前,已经大兴土木,挖地筑池等?罗宾倪特先生推测,林则徐很可能早已估计到,必定有人指出把大量上缴鸦片送京之不可行。结果,就有浙江道监察御史邓瀛上奏劝止。准此,罗宾倪特先生煞有其事地说,过去林则徐也曾在浙江任事,当过盐道(页549)。言下之意,林则徐必然像邓瀛一样熟识水陆交通的情况。结果,罗宾倪特先生坚称林则徐先斩后奏。窃以为严格来说,林则徐没有在接旨之前销烟,就没有先斩后奏,预先筑好的大池可以不用。他预先筑池,能否归功于他在丰富的人生经验的基础上料事如神?他到底是从寒士递升至湖广总督的啊!
若说罗宾倪特先生不懂中文,无法像本侦探那样钻研刊刻在《筹办夷务始末》的上谕和奏稿,那么罗宾倪特先生是三番四次地引用了张馨保先生的英语大作,尤其是其中的页172—173[7],而该两页详细地翻译了上述浙江道监察御史邓瀛的奏折。[8]罗宾倪特先生甚至点名提到该奏折,但避开邓瀛所详述的四万余抬夫、百余号民船、一二千水手、千余辆大车、五六千头驴马等情,却独钟“此物最易偷换,近来各省多有假造烟土”之先例(页549),所引当然也是张馨保先生大作的页173。罗宾倪特先生有选择性地取材,让本侦探深信他取材的标准是:顺我者生,逆我者死。如此这般地断章取义,他就可以隐喻地厉声高喊“林则徐该打!”了。
关于第三点,即林则徐没有现代意义的公务员薪俸,则本侦探敬重的前辈钱穆先生早已做过深入研究并证实了这一点:清朝官员只有少得可怜的所谓“养廉”。[9]但在这个基础上就含沙射影地说林则徐必然是借“销烟”来发大财,则实缺证据,因为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关系。而且在“借销”这个问题上,关键的因素有二:第一,林则徐用什么盐来销烟?氯化铵还是氯化钠(即食盐)?罗宾倪特先生说林则徐是用海盐(页547)!又说广东盐道也曾亲往视察(页539)。海盐就是食盐,广东盐道督办的也是食盐。用食盐、石灰和水加诸鸦片,是无法取得吗啡的!既然林则徐没有故意制造吗啡,更未取得吗啡,则从法律上说,林则徐并非制毒巨枭,遑论中国首位制毒巨枭!第二,尽管林则徐用食盐拌鸦片而不可能得出吗啡,但可曾把三个销烟池的沉淀物售卖?罗宾倪特先生说无法证实这一点。因为没有找到售卖者向购买人发出的收据(页595)。若此言是罗宾倪特先生以事论事时所说的话,那么他不愧是位说实话的严谨研究者。若此言是反话,借此影射林则徐确实曾售卖销烟池的沉淀物,那就太不应该了。
罗宾倪特先生继续追查,发觉林则徐曾不断追问当时在广州行医的美国传教士医生彼得·伯驾(Rev.Dr.Peter Parker),如何根治瘾君子的烟瘾(页597—598)的办法。明显地,林则徐如此大费周章地建筑销烟池以便提取大量沉淀物的动机并非志在牟利,遑论牟取暴利,而是要彻底根绝瘾君子的烟瘾,造福曾受到鸦片毒害的华夏儿女。若如此,则林则徐确实是中华民族的英雄。无奈罗宾倪特先生在其大作开宗明义第一章,就表达了其要推翻林则徐作为中华民族英雄甚至国际禁毒英雄的形象。如此,则其大作所涉及的就不光是纯学术研究以找出逼近历史真相的问题,而变成是一个政治取向的问题。其政治取向是否正是隐喻地厉声高呼“林则徐该打!”?
在此必须进一步指出的是:该书的出版地竟然是智利,目的似乎是重点向南美洲各国宣布,中国的民族英雄林则徐是制毒巨枭,借此打击当前中国向南美洲稳步发展的影响力。若如此,则其政治取向就更为明显,为下一场“文明交战”铺路的味道就更浓了。
[1]维基百科对此有介绍,见https://en.wikipedia.org/wiki/International_Day_against_Drug_Abuse_and_Illicit_Trafficking,2015年10月2日上网阅读。
[2]Glenn W.Robinette,How Lin Made Morphine,2 volumes(Valparaiso,Chili:Graffiti Press,2008).
[3]Palmerston,9 April 1840,Hansard,3rd series,vol.53,col.940.
[4]上谕,1839年5月2日,《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6,页16上。
[5]上谕,1839年5月8日,《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6,页18下—页20上。
[6]上谕,1839年5月9日,《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6,页20下。
[7]Chang Hsin-pao,Commissioner Lin and the Opium War(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4),pp.172-173.
[8]Glenn W.Robinette,How Lin Made Morphine,2 volumes,p.548,n.71;p.549,n.75,76,77,81;p.550,n.82,87.
[9]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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