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精英对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情结-历史侦探

2023-09-1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华夏精英对第二次鸦片战争有很深的情结。华夏精英深为所动，认为俄共所信奉的共产主义确实能够创造人间天堂。结果在俄共的共产国际的引导下，1921年部分华夏精英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所以当时的华夏精英更是加倍地寄望于苏联、德国式的专制主义政体。英方的情结又如何？由于下毒的人出手过重，结果中毒者当场呕吐，把毒药通通呕出体外，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华夏精英对第二次鸦片战争有很深的情结。从领土上说，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战败而已经割让香港岛给英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战败又割让九龙半岛给英国；更凄凉的是不明不白就把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等面积大如法国的东北一大片土地割让给俄国。这都是有形的创伤，无形的创伤则更为惨痛。事缘西方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的现代文明，摧枯拉朽般把华夏古老文明打得一败涂地。面对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华夏精英们苦苦思索，大致想出了两种对策。

第一是誓死捍卫“国粹”。唯西方文化以雷霆万钧之力横扫中国之后，“国粹”早已望风披靡；若垂死抵抗，终属徒然。

第二是所谓“西化”，甚至“全盘西化”。[1]但西方文化是一个非常笼统的概念，从地域上说，究竟是西方哪个民族的文化？从主义上说，是西方哪种主义？窃以为在1919年巴黎会议开始至20世纪20年代末，大致可从地域这个角度来探索这个问题。20世纪30年代则可以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分析，但归根结底还是从地域看——即“英美化”或是“苏联化”[2]——似乎比较容易掌握。

首先，从地域这个角度来探索：1919年正是西方列强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而在巴黎召开善后会议的时候。当时主要的战胜国为英国、美国和法国，而法国最弱，所以在巴黎和会上几乎是英、美主宰一切。所以，当时中国精英向西方学习的对象正是英、美。具体来说是指英国，以及继承、延续、发展英国文明的美国，统而言之是英美盎格鲁·撒克逊文明，包括整套政治制度，及其最有代表性的所谓西敏寺议会民主制度（Westm inster System）。

可是，英、美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表现出让中国极度反感的双重标准：在会议期间，英、美政客决定把孔子的出生地山东省拱手让予日本。此举不但激发了中国的五四运动，更粉碎了不少华夏精英——无论是传统的还是先进的——对西敏寺议会民主制度的幻想。毛泽东就是从五四运动中走过来的，以至像他这样的激进知识分子，就转而面向另外一个战胜国、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建立起来的苏维埃俄国（1922年改名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当时俄共对中国精英最大的引诱，是通过电台向中国广播说，基于人道主义、各国平等的原则，俄共打算取消过去一切沙俄强迫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并把沙俄过去从中国掠夺了的土地及一切特权归还给中国。华夏精英深为所动，认为俄共所信奉的共产主义确实能够创造人间天堂。结果在俄共的共产国际的引导下，1921年部分华夏精英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哪怕深受西欧盎格鲁·撒克逊文明影响的孙中山，也明确提倡“以俄为师”[3]。

到了20世纪30年代，世界形势更是全变了。1929年开始的西方经济大萧条，震撼全球。反观当时苏联的集体经济，正在蓬勃发展，有些美国人甚至到苏联谋求职位。战败国的德国经济，也蒸蒸日上。两个国家的政体对部分中国精英散发出无穷的吸引力。苏联和德国都是专制主义政体，由此区别于英国、美国盎格鲁·撒克逊文明的民主主义政体。为了便利分析，若从此把观察中国精英向西方学习的对象，改为从主义的角度来看，可能比较方便。中国精英本来就厌恶了盎格鲁·撒克逊文明西敏寺议会民主制度，除了它的政客们在巴黎和会所呈现出来的虚伪以外，民国初年的“兵临国会”“猪仔议员”等，早已贻笑中外。所以当时的华夏精英更是加倍地寄望于苏联、德国式的专制主义政体。[4]结果是，孙中山的继承人蒋中正（1887—1975），就邀请大量的德国专家担任顾问。其中著名的例子是，20世纪30年代蒋中正第五次派兵“围剿”中共在井冈山建立的苏维埃政权时，最终获得胜利，其原因除了中共自己的失误以外，应归功于当时的德国军事顾问。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直到1927年4月“清党”为止，蒋中正也没有完全放弃孙中山晚年“以俄为师”的政策，甚至派他的儿子蒋经国往苏联留学，蒋经国留苏期间又娶了一位俄国太太。总的来说，虽然蒋中正对于苏联的野心是时刻警惕着，但对于苏联的体制，则蒋中正暨其领导的国民党所学习的主要还是俄共那一套，不能说完全是德国希特勒的制度。其实，国共都是同一个师传——俄共——教导出来的。但由于孙中山早年曾接受英美式民主政治，后来又接受苏联那一套，所以国民党的政治体制是比较混乱的。[5]从这意义上看，若说近代中国之所谓“西化”其实归根结底是“苏联化”，也并不过分。

无论如何，专制的德国领袖希特勒首先垮掉了。不久，专制的蒋中正也跑到了台湾。中共则终于在1949年从当时已经腐败透顶的国民党手中夺取得政权。但部队还在从北向南奔往解放全中国的战场时，朝鲜的金日成即挥军南进，打响了朝鲜战争。1950年9月美军在仁川登陆，开始大反攻，并在10月越过三八线。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麦克阿瑟将军（General Douglas MacArthur）扬言要跨过鸭绿江，顺势把本来已经从北向南解放全中国的中共扫进中国南海。本来作为以防万一的解放军机动部队、东北边防军，就成为第一批入朝参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部分已经南进的解放军，也马上掉头日夜急行，在到达朝鲜战场前同样马上改变军服而称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他们入朝后与当时世界头号强国及其所率领的联合国军队硬战，用无数性命稳住了新中国的阵脚。

其实，无论全盘什么“化”，都是行不通的。中国在20世纪下半叶所走过的曲折道路，华夏儿女都了然于胸，本侦探在此就不多说了。

当然，情结不是单方面的。英方的情结又如何？最让英国人耿耿于怀的，莫如1857年1月15日，有人在香港某专门为洋人提供面包的商店下砒霜，企图毒死全港洋人。由于下毒的人出手过重，结果中毒者当场呕吐，把毒药通通呕出体外，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英国人认为，有勇气就明枪明剑地比个高低，不要鬼鬼祟祟地暗箭伤人！伦敦的《晨报》咆吼道：“跟这些血淋淋的、茹毛饮血的野蛮人讲国际法？！对待这些人面兽心的魔鬼，只有一条法律：杀无赦！”[6]试问，恶霸用明枪打家劫舍，杀人放火；受害者用暗箭还击，报复，有何不可？[7]

一切的一切，俱往矣！愿中英谅解，共创世界之大同。

[1]提到全盘西化，大家自然而然就想鼓吹此说不遗余力的胡适（1891—1962）。1929年，胡适为《中国基督教年鉴》（Christian Year-book）写来一篇英语文章，题为《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The Cultural Conflict in China），文中用了wholesale Westernization这个词。潘光旦将其翻译为全盘西化。赵立彬教授引胡适的话来诠释胡适心目中的全盘西化的概念：对于西方文化，“全盘接受了，旧文化的‘惰性’自然会使它成为一个折中调和的中国本位新文化。……我们不妨拼命走极端，文化的惰性自然会把我们拖向折中调和上去。”从这个角度看，胡适鼓吹全盘西化，并非用西方文化取代华夏文化，而是借此“来达到建立民族新文化”，这正是“胡适的理智与韬略”。见赵立彬：《胡适与全盘西化思潮——兼论全盘西化思潮中的几个问题》，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编：《孙中山研究论丛第14集——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的改革》（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页402—427：其中页408、423。

[2]很多西欧人会否认苏联属于欧洲，哪怕是东欧。但在，从东亚的角度看，在地缘上苏联属于东欧，本书沿用之。

[3]孙中山：《致蒋中正函以俄为师》，1924年10月9日，《孙中山全集》，卷11，页145—146。所据乃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原件照片。

[4]关于20世纪30年代，中国精英对民主与专制的辩论，见智效民：《民主还是独裁——70年前关于现代化的争论》（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感谢香港的萧滋先生，慨赐是书。

[5]见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感谢香港的萧滋先生，慨赐是书。

[6]Morning Post，3 March 1857.

[7]详见本书题为“检视1857年1月15日的香港毒面包案”的第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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