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人从基本住区向赣西北的迁徙,其背景与向四川迁徙大体是一致的。接受移民的县份,以修水和铜鼓两县为主。为了恢复经济,发展生产,知州班衣锦奉旨向闽、广及赣南发出招帖,以减轻租税、垫给牛种等优惠条件,吸引各地乡民前来垦荒。......
2025-09-30
客家住地多在山区,矿产资源丰富,所以自古就是坑冶集中之地。据《宋史》记载,宋初“坑冶凡金、银、铜、铁、铅、锡监、冶、场、务二百有一:金产商、饶、歙、抚四州,南安军。银产凤、建、桂阳三州,有三监;饶、信、虔、越、衢、处、道、福、汀、漳、南剑、韶、广、英、连、恩、春十七州,建昌、邵武、南安三军,有五十一场;秦、陇、兴元三州,有三务。铜产饶、处、建、英、信、汀、漳、南剑八州,南安、邵武二军,有三十五场;梓州有一务。铁产徐、兖、相三州,有四监;河南、凤翔、同、虢、仪、蕲、黄、袁、英九州,兴国军,有十二冶;晋、磁、凤、澧、道、渠、合、梅、陕、耀、坊、虔、汀、吉十四州,有二十务;信、鄂、连、建、南剑五州,邵武军,有二十五场。铅产越、建、连、英、春、韶、衢、汀、漳、南剑十州,南安、邵武二军,有三十六场、务。锡产河南、南康、虔、道、贺、潮、循七州,南安军,有九场”[45]。这里说的“监、冶、场、务”是矿产的生产、管理和收税的机构,设有这些机构之处都是矿产丰富、开采较有规模的地方。其中客地盛产金矿之处有南安军;盛产银矿之处有虔州、汀州、韶州、英州、连州和南安军;盛产铜矿之处有英州、汀州和南安军;盛产铁矿之处有英州、梅州、虔州、汀州、连州和兴国军、南安军;盛产铅矿之处有连州、英州、汀州和南安军;盛产锡矿之处则有虔州、循州和南安军。此外,漳州的银、铜、铅矿及潮州的锡矿产地,也可能在其西部山区,属于客家人聚居区。可见赣南、闽西、粤东和粤北客地矿产在全国矿冶业中的重要地位,也可见客地矿冶业在当地产业结构中的重要地位。
自宋初以降,客地的矿冶业大体维持兴盛局面,只是产地有所移易。据北宋中叶治平中(1061—1065)的统计数字,全国“诸州坑冶总二百七十一,登、莱、商、饶、汀、南恩六州,金之冶十一;登、虢、秦、凤、商、陇、越、衢、饶、信、虔、郴、衡、漳、汀、泉、建、福、南剑、英、韶、连、春二十三州,南安、建昌、邵武三军,桂阳监,银之冶八十四;饶、信、虔、建、漳、汀、南剑、泉、韶、英、梓十一州,邵武军,铜之冶四十六;登、莱、徐、兖、凤翔、陕、仪、邢、虢、磁、虔、吉、袁、信、澧、汀、泉、建、南剑、英、韶、渠、合、资二十四州,兴国、邵武二军,铁之冶七十七;越、衢、信、汀、南剑、英、韶、春、连九州,邵武军,铅之冶三十;商、虢、虔、道、贺、潮、循七州,锡之冶十六;而水银、丹砂州冶,与至道、天禧之时则一”[46]。与宋初数字相比,客地的金矿由南安军移至汀州,铜矿产地在英州、汀州和南安军的基础上新增了虔州、韶州;铁矿产地由原来的英州、梅州、虔州、汀州、连州和兴国军、南安军,改为虔州、汀州、英州、韶州、兴国军;铅矿产地由原来的连州、英州、汀州和南安军,改为汀州、英州、韶州、连州;锡矿产地由原来的虔州、循州和南安军,改为潮、循二州。大体说来,从北宋初到北宋中叶,闽西矿产业比前有所发展,赣南的南安军和粤东梅州有所萎缩,而粤北韶州则有较大发展。总体上看,客地矿冶业在全国及在本地各项产业中的重要地位维持不变。
客家地区的矿冶业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百姓盗采盗贩。以矾矿为例,《宋史·食货志》说:“产矾之所若潭州浏阳之永兴场,韶州之岑水场,皆置场给引,岁有常输。惟漳州之东,去海甚迩,大山深阻,虽有采矾之利,而潮、梅、汀、赣四州之奸民聚焉。其魁杰者号大洞主、小洞主,土著与负贩者皆盗贼也。”[47]这里说的“潮、梅、汀、赣四州之奸民”,就是富有反抗精神的赣闽粤之交客家基本住区的百姓,所谓“土著”,是漳州毗邻潮、梅、汀、赣四州的西部山区百姓,基本上也是客家人。由于官府的矿业政策严苛,税赋繁重,民不堪命,素有反抗精神的客家人便组织起来,自行开采和销售,其“大洞主、小洞主”是大、小矿主,“土著与负贩者”是销售者和搬运工。这些“亡命之徒”自行经营矿业,规避了官府的管制和重敛,获利较多,因而矿冶业在客家地区经济中的地位就更加重要。
矿冶业对于客地经济的重要地位,也反映在当地的供贡结构中。以汀州为例,“祖宗旧制,以汀州地有坑场,银货易得;不宜蚕桑,衣赐难办,令本州岁出银六千六十五两,为建昌、抚州代输上供银;令建昌岁出绢四千五百三十七疋,绸三百三十五疋,绵二千两,抚州岁出绵七千五十两,应副本州官衣赐,通融相济”[48]。另外,原来汀州的供贡项目中还有每岁固定数额的白金[49]。说明汀州因为金银矿业发达,供贡特重金、银,还以有无相济的办法,代邻郡缴纳银两,而换取本郡不出产的绢、绸、绵,解决官吏兵将的衣赐问题。(https://www.chuimin.cn)
古代采矿技术低下,盲目开采很容易造成矿源的枯竭。所以客地不少储量并不巨大的矿场,在宋代兴盛一时,降及宋末乃至元明就寂而无闻了。汀州金矿,在宋中叶治平时是朝廷记录在册的重要金冶之一,但到开庆时已是“矿冶废歇”已久;宋初南安军是金、银、铜、铁、铅、锡的重要产地,到宋中叶,其金、铁、铅三种矿产已经无闻,及至明清,在正史《食货志·坑冶》和地方志的相关记载中,已完全找不到南安府以矿产著名的痕迹。[50]关于汀州坑冶兴衰的情况,清杨澜《临汀汇考》提供了更具体的资料:“《唐书·地理志》汀州县三,长汀有铜有铁,宁化有银有铁,沙有铜有铁……《上杭志》载:宋皇祐间,贡金百六十七两。《宋史》:太平兴国初,天下产金六州,闽惟汀有之。上杭紫金山、羊厨山,旧俱产矿。长汀东南七宝山下有七宝场,云宋置尚宝场于此。今则无矣。各邑常产惟铁矿。”[51]
客地矿产虽有盛衰,但客家百姓习于采矿的传统却相沿不改,故明中晚期麇集于粤中从化、龙门等地的“矿贼”,及与之伴随的“蓝徒”“炭党”,大多是来自汀(州)、漳(州)、英(德)、(长)宁的客家人。[52]也就是说,矿冶业与烧炭种蓝等山林副业在客家人的传统生计结构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也可以说,山林特色在客家人生活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开庆《临汀志》说:“山居者任耕织之劳,大率地狭民稠,大半他业。”传统时代客家人的“他业”,主要就是山林副业和矿冶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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