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中地区：畲、瑶、客家文化融合的研究

明中叶后赣闽粤边区经济社会的深刻变化，还体现在区域内的人口外迁，催化了相邻区域的族群互动，也促成了客家版图的扩张。关于这一时期区域内客家人与福佬人的接触及向较远地区的拓展，将在下一章考述。这里仅述客家人从赣闽粤边腹地向粤中扩展，引致畲、瑶、客家融合，从而造成客家核心区域扩展的情况。

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粤中的从化、龙门等处。从化、龙门二县，森林茂密，山溪险阻，可以种蓝，可供烧炭，又有银矿、铁矿之利。“其地北通英德、长宁，南透增城，西连清远，东则龙门接壤，皆万山联络，深林险阻，人迹罕到。”据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记载，从明中叶起，临近的粤北英德、长宁（今为新丰）二县，以及稍远的汀、漳客家聚居区，由于人多地少，许多失去土地的贫穷失业之人，纷纷聚集到从化、龙门，进行种蓝、烧炭、开矿，所谓“异省殊方，奸利之徒，不招而至，众辄数千”，其地遂成为“蓝徒”“炭党”“矿贼”“山寇”群聚出没之所。

这些来自“汀、漳、英、宁”的“蓝徒炭党”，以客家人为主^[118]，也有部分的畲族和瑶族。他们进入广州、韶州、惠州交界处的大山区，大概始于明朝中叶，而“矿贼”之起则稍晚，例如从化流溪堡纸峒银矿是在嘉靖间才开采的。

矿工之成为“矿贼”，源于采矿技术的落后，矿产资源的易于枯竭。据记载，起初采矿有利可图，所以成千上万的民工从闽广山区蜂拥而来，“既而或徒劳罔得，或得不偿失，又或矿尽费穷，各失始望，散罢而去”。民工们成了失业流民，“资身无策，遂乃群起盗心。始则乘人不备，所掠辄得；久之公然肆劫，势日益张。于是通河源、长吉诸贼李亚元等聚众数万，出没诸邑，流劫千里，祸延十余载，杀掠人口无算，而从（即从化）则白骨蔽野，十室九空，被祸尤甚”。加上矿主经营无方，官府又没有适当的安置措施，流民们被迫走上了劫掠的道路，并与“蓝徒炭党”联合，众达数万，成为当地社会一个极大的不安定因素。这伙人以失业矿工为主，故被称为“矿贼”。

烧炭要大量消耗木材，也是一种难以长久的事业。流溪地方，“深山绵亘，林木翳茂”，伐木烧炭的条件很好，所以“万历之季，有奸民戚元勋等招集异方无赖，烧炭市利”，但“不数年间，群山尽赭”，林木被烧完了，连绵青山变成了光秃秃的荒山，聚集已众的烧炭工人无炭可烧，无以为生，久而久之，“遂相率为盗，四行杀掠”。他们杀富济贫，“奸民利其财物，多为接济”，也就是说他们的行动获得了穷苦百姓的支持和帮助，因而官府也很难对付这伙“炭党”。

此外，从化溪头地方还有一伙“山贼”，大概以耕山种蓝为多。该地“地近十八山，其中悉大户税田塘良民耕种。隆庆二年，清远大庙贼李积深乞招，于此占住。其父通侵杀同党丘子江。江之子投长宁，招俞朝瑞等众报复……迨迩年以来，其党渐众，遂合矿炭之徒为盗。每一劫掠，妻子皆出，乌合之党亦多，特溪头为窟穴”。清远现在是瑶族分布区，“清远大庙贼李积深”可能是瑶族首领。他主动要求招降，是当地瑶族汉化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但他们受招以后占住的地区是一个封建租佃关系发达之区，与他们原来的部落原始生活有很大的差距，因而容易激发各种社会矛盾。李积深之父侵杀同党，从而引起集团斗殴，表面上看是“贼”伙内部的讧斗，却很可能与封建租佃剥削关系的介入有关。后来李积深之众与矿炭之徒合伙“为盗”，应该含有瑶汉联合反抗封建剥削压迫的因素。

流溪堡的“矿贼”，“积十余年，祸遍七邑。崇祯五年，抚卒导官兵直捣巢穴，虏其渠魁，其党鸟兽散，始获平宁”^[119]。从化、龙门之交的“炭党”，“据险啸聚，竟成大乱，连年用兵，始克剿平”。溪头的“山寇”也是经官府动用大军，分化了炭矿之民，还利用了“溪头抚民”的反戈内应才获得“贼首就缚，盗风渐息”的结果。这些“贼”“党”“寇”从造反到就抚的过程，与南赣巡抚辖境内乱民受招抚并变为良民的过程有类似之处，也都包含有畲、瑶同化为客家人的内容。

所不同的是，粤中的乱民很多是来自闽西、粤北的客家人，所以其乱民就抚又有浓厚的客家移民入籍的色彩。所谓“英德之人四散占住邑界尚多，今虽归化，但一时革面，未必回心”^[120]，就指出了英德客家人在从化落籍的事实。来自汀、漳、英、宁的矿贼、炭党、蓝徒以及畲、瑶山民的劫掠和反抗活动一时是平息了，但他们入居从化等地已成事实，要把他们尽数驱赶出境是办不到的。

从族群迁徙和族群关系的角度来看，明代中后期的这一波汀、漳、英、宁人来从化采矿、烧炭、种蓝引发的事件，是客家、畲族和瑶族进一步交流融合的过程，也是客家民系从闽西、粤东、粤北向粤中推移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事件中，客家、畲族、瑶族的交流融合有多种不同的模式：流溪堡的“矿贼”结合“蓝徒炭党”为乱，是以客家人为中心的客、畲、瑶的融合；从化龙门之交的“炭党”结合“奸民”为乱，是以客家、畲族为中心的族群与当地土著的融合；溪头山寇合矿炭之徒为乱，是以瑶族为中心的瑶、客、畲融合。

还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清远大庙贼李积深乞招占住溪头，不久复叛，他所代表的是汉化未深的瑶民；其后“溪头抚民乃绐贼首就缚”，抚民是已经汉化的畲、瑶之民。二是从化遭受矿贼、炭党、蓝徒、山寇之乱，“十室九空”，旧居民凋残殆尽，后来“英德之人四散占住邑界尚多”，其新居民基本上已是以英德人为主的矿贼、炭党、蓝徒，因此这次事变造成了汀、漳、英、宁之人向从化浸渍式的移民，事变前后从化县特别是其流溪堡、从龙之交及溪头地方，居民成分和文化面貌都有根本性的变化。

【注释】

[1]《宋书》卷38《州郡四·广州·义安太守》，第1199页。按：东晋所置义安郡至隋平陈，改为潮州，大业三年（607）罢州为义安郡，武德四年（621）复为潮州。

[2]《元和郡县图志》卷30《江南道五·漳州》，第721页。

[3]《新唐书》卷41《地理志》五《汀州临汀郡》，第1065页。按：关于汀州的初置年份，《元和郡县图志》记为开元二十一年（733），两《唐书》地理志俱作开元二十四年（736）。此从《唐书》之说。

[4]（宋）朱熹：《晦庵集》卷100，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集部，别集类。

[5]《八闽通志》卷一《地理·建置沿革漳州府》，第13页。

[6]（清）李鈜、王柏等修，昌天锦等撰：康熙《平和县志》卷首，明谏议何楷《序》，第5页，《中国方志丛书》第91号，台湾成文出版社印行本。

[7]（清）蔡世钺修，林得震撰：道光《漳平县志》卷1《舆地志·肇建》，台湾成文出版社1967年版，第35～36页。

[8]（明）杨昱：《辟永定县诸险塞记》，徐元龙修，张超南、林上楠纂：民国《永定县志》卷35《文徵记》，《中国地方志集成》本，福建府县志辑，第3页。

[9]徐元龙修，张超南、林上楠纂：民国《永定县志》卷1《大事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本，福建府县志辑，第1页。

[10]（明）李铛：《新设漳南道记》，载徐元龙修，张超南、林上楠纂民国《永定县志》卷35《文徵记》，第1页，《中国地方志集成》本，福建府县志辑。

[11]（明）田汝成撰：《永定开路记》，民国《永定县志》卷35《文徵记》，载徐元龙修，张超南、林上楠纂民国《永定县志》卷35《文徵记》，《中国地方志集成》本，福建府县志辑，第2页。

[12]（明）江朝宗：《新建饶平县治记》，载刘抃纂修：康熙《饶平县志》卷14《艺文》，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编印本2002年版，第156～157页。

[13]康熙《饶平县志》卷1《建置沿革》，第31页。

[14]温廷敬总纂：民国《大埔县志》卷1《地理志沿革》，民国三十三年（1944）铅印本，第6页。

[15]（清）王之正等纂修：乾隆《嘉应州志》卷11《平远县·沿革》，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古籍部出版1991年版，第617页。

[16]（清）王之正等纂修：乾隆《嘉应州志》卷12《镇平县·沿革》，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古籍部出版1991年版，第733页。

[17]（清）丁珮等纂修：同治《安远县志》卷9《艺文·文移一·隆庆二年割建定南厅（县）事宜》，江西省安远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90年版，第471～472页。

[18]前文引民国《永定县志》所记“成化十三年丁酉，冬，溪南里人钟三、黎仲端等啸聚劫掠”，黎仲端与此之黎仲瑞应为同一人，“端”与“瑞”，因形近而致误。

[19]同治《安远县志》卷9《艺文·文移二·万历四年割建长宁县事宜》，江西省安远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90年版，第473～474页。

[20]同治《安远县志》卷9《艺文·文移二·万历四年割建长宁县事宜》，江西省安远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90年版，第474～475页。

[21]“猺”字带有民族歧视的特点，为我们今天所不取。但为了保存古文献的原貌，我们在引用古文献时一仍其旧，在著者自己行文时则改为“瑶”。其他类似用字，亦采此法，特此说明。

[22]（清）郝玉麟等监修：《广东通志》卷57《岭蛮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3]《天下郡国利病书》第16册《福建备录·防闽山寇议》。《四部丛刊》本，下同。

[24]唐初在岭南动乱，后与陈元光父子交战的“蛮獠”，在当时人的记载中被称为“越人”“骆越”等，属于百越系统，约略同于顾炎武所说的“僮”；而自五溪地区迁来，具有盘瓠图腾信仰的“瑶”人，则并无与陈元光交战的经历，他们自称为与陈元光交战之蛮獠后裔，乃是“猺”与“獞”交流融合后接受了“僮”的文化和历史的结果。

[25]《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第18册《广东中》。

[26]《明太祖实录》卷126。

[27]《明太祖实录》卷156。

[28]《明太祖实录》卷172。

[29]《明太祖实录》卷173。

[30]《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第17册《广东上》。

[31]《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第18册《广东二》引《通志》。

[32]同治《安远县志》卷5《武事》。

[33]嘉靖《汀州府志》卷14《人物·风节》。

[34]嘉靖《汀州府志》卷18《词翰类》，周洪谟《忠爱祠记》。

[35]同治《安远县志》卷5《武事》。

[36]嘉靖《汀州府志》卷18《词翰类》，徐汝圭《遗爱祠记》。

[37]嘉靖《汀州府志》卷18《词翰类》，吴节《新建永定县记》。

[38]同治《安远县志》卷5《武事》。

[39]嘉靖《汀州府志》卷14《人物·风节》。

[40]嘉靖《汀州府志》卷18《词翰类》，周洪谟《忠爱祠记》。

[41]嘉靖《汀州府志》卷18《词翰类》，李东阳《重建褒忠祠记》。

[42]《天下郡国利病书》七《福建·防闽山寇议》。

[43]《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第18册《广东二》引《通志·潮州府畲瑶》曰：“民有山輋，曰瑶僮，其种有二：曰平鬃，月崎鬃。其姓有三：曰盘、曰蓝、曰雷。依山而居，采猎而食，不冠不履，三姓自为婚，有病没，则并焚其室庐而徙居焉。俗有类于夷狄，籍隶县治，岁纳皮张。旧志无所考。我朝设土官以治之，衔曰輋官，所领又有輋，輋当作畲，实录谓之畲蛮。”

[44]《天下郡国利病书》卷96《福建六》，郭造卿《闽中分处郡县议》，《四部丛刊》三编本。

[45]《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第18册《广东中》谈到在西山设立抚瑶土官时，谓“设立瑶首，统领抚瑶甲总，每岁来朝，赐之钞币，自是回面向化”，据此，抚瑶土官显然是由畲族或瑶族首领担任，任务是统领归顺的畲民或瑶民。

[46]嘉靖《汀州府志》卷14《人物·风节》。

[47]嘉靖《汀州府志》卷14《人物·忠烈》。

[48]嘉靖《汀州府志》卷18《词翰类》，徐汝圭《遗爱祠记》。

[49]（明）谈恺修纂：《虔台续志》卷1《舆图纪》，第6、14、19、21、26、31、37、43、49页，嘉靖乙卯（嘉靖三十四年，即1555年）刊刻，此据“台北国家图书馆汉学研究中心”影印本。

[50]（明）谈恺修纂：《虔台续志》卷1《舆图纪》，第6、1 4、1 9、2 1、2 6、3 1、3 7、4 3、4 9页，嘉靖乙卯（嘉靖三十四年，即1 5 5 5年）刊刻，此据“台北国家图书馆汉学研究中心”影印本

[51]明）谈恺修纂：《虔台续志》卷1《舆图纪》，第6、14、19、21、26、31、37、43、49页，嘉靖乙卯（嘉靖三十四年，即1555年）刊刻，此据“台北国家图书馆汉学研究中心”影印本。

[52]（明）谈恺修纂：《虔台续志》卷1《舆图纪》，第6、1 4、1 9、2 1、2 6、3 1、3 7、4 3、4 9页，嘉靖乙卯（嘉靖三十四年，即1 5 5 5年）刊刻，此据“台北国家图书馆汉学研究中心”影印本

[53]（明）谈恺修纂：《虔台续志》卷1《舆图纪》，第6、1 4、1 9、2 1、2 6、3 1、37、4 3、4 9页，嘉靖乙卯（嘉靖三十四年，即1 55 5年）刊刻，此据“台北国家图书馆汉学研究中心”影印本

[54]（明）谈恺修纂：《虔台续志》卷1《舆图纪》，第6、1 4、1 9、2 1、2 6、3 1、3 7、4 3、4 9页，嘉靖乙卯（嘉靖三十四年，即1 5 5 5年）刊刻，此据“台北国家图书馆汉学研究中心”影印本

[55]（明）谈恺修纂：《虔台续志》卷1《舆图纪》，第6、1 4、1 9、2 1、2 6、3 1、3 7、4 3、4 9页，嘉靖乙卯（嘉靖三十四年，即1 5 5 5年）刊刻，此据“台北国家图书馆汉学研究中心”影印本

[56]（明）谈恺修纂：《虔台续志》卷1《舆图纪》，第6、1 4、1 9、2 1、2 6、3 1、3 7、4 3、4 9页，嘉靖乙卯（嘉靖三十四年，即1 5 5 5年）刊刻，此据“台北国家图书馆汉学研究中心”影印本

[57]（明）谈恺修纂：《虔台续志》卷1《舆图纪》，第6、1 4、1 9、2 1、2 6、3 1、3 7、4 3、4 9页，嘉靖乙卯（嘉靖三十四年，即1 5 5 5年）刊刻，此据“台北国家图书馆汉学研究中心”影印本

[58]《天下郡国利病书》第26册《福建备录》引《汀州府志》，《四部丛刊》三编史部，第2803册。

[59]南赣巡抚始设年份，诸书所载不同。两《虔台志》与《天下郡国利病书》系于弘治八年（1495），嘉靖七年（1528）上任的南赣巡抚汪宏所写《提督都察院题名记》，作“肇自弘治甲寅”（七年，即1494）；《明史》卷73《职官二》则曰“巡抚南赣汀韶等处地方提督军务一员。弘治十年始设巡抚”。笔者以为系于弘治八年（1495）较确。

[60]《清史稿》卷116。

[61]见《虔台续志》卷2、《重修虔台志》卷1《敕书》。

[62]《天下郡国利病书》第26册《福建备录》引《汀州府志》，《四部丛刊》本。

[63]《天下郡国利病书》第26册《福建备录》引《汀州府志》，《四部丛刊》本。

[64]嘉靖《汀州府志》卷14《人物·风节》。

[65]嘉靖《汀州府志》卷18《词翰类》，国朝《宪台平寇颂》。

[66]《明史》卷195《王守仁传》。

[67]《明史》卷195《王守仁传》。

[68]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9《闽广捷音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06页。

[69]《王阳明全集》卷9《攻治盗贼二策疏》，第313页。

[70]《明史》卷195《王守仁传》。

[71]《明史》卷195《王守仁传》。

[72]《王阳明全集》卷11《浰头捷音疏》，第365页。

[73]《王阳明全集》卷4《与杨士德薛尚谦书》，第168页。

[74]《王阳明全集》卷9《添设清平县治疏》，第320～321页。

[75]《王阳明全集》卷10《立崇义县治疏》，第352页。

[76]《王阳明全集》卷11《添设和平县治疏》，第370～371页。

[77]《天下郡国利病书》七《福建·闽中分处郡县议》。

[78]见（清）杜士晋辑：康熙《连城县志》末卷，方志出版社1997年版。

[79]康熙《连城县志》末卷。

[80]《王阳明全集》卷33《阳明先生年谱》一，第1252页。

[81]同治《南安府志》卷25《艺文八·南赣乡约》，赣州地区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7年版，第651页。

[82]同治《南安府志》卷25《艺文八·南赣乡约》，第651页。

[83]同治《南安府志》卷25《艺文八·南赣乡约》，第653页。

[84]康熙《连城县志》末卷。

[85]《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第19册广东下引《连州志》之后的按语。

[86]据崇义县蓝姓群众向厦门大学副教授黄向春介绍说，他们曾在一块有关康熙年间各姓捐款修缮阳明祠的残碑中发现不少蓝姓人名，有的还能在族谱中找到对应者，惜该碑已佚失。参见黄向春硕士论文《赣南畲族研究》（未刊稿），1996年6月，第36页。

[87]如长汀县的太平桥，“淳熙间，郡守赵不复作舆梁而屋之”，“正德间，知府胥文相叠石为墩七座，架木为屋三十六间”；盛春桥，“嘉靖三年，知府邵有道架屋重修”。（嘉靖《汀州府志》卷3）此类桥梁称为廊桥或风雨桥，在汀州所在多有，兼有交通和贸易的功能。

[88]康熙《连城县志》卷8《艺文志》，第232～233页。

[89]康熙《连城县志》卷7《人物志·乡贤门》有李尔象，先后受过“孝友”“仁孝维风”的旌表，疑即出自文川李氏。

[90]杨彦杰：《古竹苏氏的宗族社会与土楼建筑》，《闽西客家宗族社会研究》，国际客家学会1996年版，第24～25页。

[91]杨彦杰：《古竹苏氏的宗族社会与土楼建筑》，《闽西客家宗族社会研究》，第28页。

[92]杨彦杰：《古竹苏氏的宗族社会与土楼建筑》，《闽西客家宗族社会研究》，第34～35页。

[93]杨彦杰：《古竹苏氏的宗族社会与土楼建筑》，《闽西客家宗族社会研究》，第33页。

[94]民国《武平县志》卷7《氏族志·谢氏》，第134页。

[95]民国《武平县志》卷15《选举志》，第311、337页。

[96]开庆《临汀志·学校》，第102～105页。

[97]嘉靖《汀州府志》卷7《学校》，第399～422页。

[98]乾隆《汀州府志》卷12《学校》，第275～284页。

[99]开庆《临汀志·进士题名》，第147～156页，嘉靖《汀州府志》卷13《选举》，第60～98页；乾隆《汀州府志》卷23《选举一》，第486～487页，《选举三》，第527～528页。

[100]光绪《嘉应州志》卷16《学校·社学义学书院》，台湾成文出版社据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刊本影印本，第256～262页。

[101]康熙《程乡县志》卷1《风俗》，程远志等整理本，第17页。

[102]清雍正十年（1732），广东总督鄂尔达题请设立嘉应州的奏疏中语，见乾隆《嘉应州志》卷1《舆地部·沿革》，程志远等整理本，第7页。

[103]乾隆《嘉应州志》卷1《舆地部·风俗》，第44页。

[104]据梁方仲统计，嘉庆二十五年（1820）嘉应州人口为1314050人（见梁氏著《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78页），由此上推到乾隆初年，嘉应州人口应在100万人左右。

[105]嘉靖《大埔县志》卷9《杂志·寇贼》，大埔县地方志办公室整理本，大埔县人民政府2000年版，第182～183页。

[106]（清）杨拔元：《八世祖直斋公行状》，乾隆白堠《杨氏族谱》附录备考卷6，第14页。

[107]（清）吴颖：顺治《潮州府志》卷7《兵事部》，第24页。

[108]（清）杨拔元：《八世祖直斋公行状》，乾隆白堠《杨氏族谱》附录备考卷6，第14～17页。

[109]（清）饶相：《郭侯去思碑记》，乾隆《三溪文集》卷下，第19页。

[110]（明）盛端明：嘉靖《大埔县志》卷8《文章志·纪述·重修大埔县儒学记》，第156～157页。

[111]林廷茔：《汇川书院记》，嘉靖《大埔县志》卷8《文章志·纪述》，第159～161页。

[112]（清）饶相：乾隆《三溪文集》卷下《郭侯去思碑记》，第19页；吴箴：《小靖社学记》，嘉靖《大埔县志》卷8《文章志·纪述》，第161～162页。

[113]（清）杨拔元：《八世祖直斋公行状》，乾隆白堠《杨氏族谱》附录备考卷6，第17页。

[114]（清）杨之徐：《企南轩编年录》上编，杨咏琴排印本，1924年版，第289页。

[115]乾隆间嘉应州知州王之正在州衙前照壁题写的匾额，见胡希张等：《客家风华》，第531页。

[116]胡希张等：《客家风华》，第534～536页。其中“父子四进士”是指大埔县百侯镇杨之徐及其三个儿子在康熙、乾隆间先后进士及第的情况。大埔当时属潮州，今属梅州。

[117]吴云岩督学广东时所撰《重修镇平县学碑记》有云：“嘉应之为州也，人文为岭南冠。”见黄钊《石窟一征》卷2《教养》，光绪六年（1880）刻本，第18页。

[118]明代文献中提到的漳州山寇、山贼多属客家人，如前揭漳寇詹师富及后文将提到的“诏安小段之贼”，皆为其例。

[119]《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第12册《广东二·营堡》载：“崇祯三年正月，从化贼首钟国让伏诛，其弟国相复聚众寇掠。十一月，国相往劫博罗银冈，返至增城西郊，与贼首黄仲积、廖丁髻等合，薄城东屯望头村。十二月寇汤里分诸村。四年五月，知县陈世凤觐回，复计擒仲积，诛之……崇祯四年二月，巡按御史高钦舜遣参将人照、李相协剿上下山盗，诱贼首陆彦博、赖丁髻、廖大鼻等诛之。钟国相潜遁，为清远官兵所杀。”钟氏兄弟非畲即瑶，是当地“山寇”乃畲、瑶山民的有力证据。

[120]以上所引均见《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第19册《广东下》“从化多汀漳英宁人来采矿烧炭种蓝”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