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一贵事件后闽客关系演变

2023-08-2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对于朱一贵事件之后闽、客关系的发展趋势，学界有不同的意见。事件之后，六堆之外的地区，“闽每欺粤，凡渡船、旅舍，中途多方搜索钱文”。此类族群争斗和仇杀，在吴福生事件、林爽文事件、蔡牵事件等一系列社会动乱中，反复重演。这里，我们不妨以林爽文事件为例，检讨一下事件中和事件后的闽、客关系。

台湾客家充当义民而与福佬人发生大规模冲突，首见于朱一贵事件。这一事件对于台湾的客家、福佬关系即所谓闽、客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探讨台湾的闽、客关系，应以此次事件为焦点，加以深入的观察。

对于朱一贵事件之后闽、客关系的发展趋势，学界有不同的意见。有一种观点认为，事件之后屏东平原的闽、客关系日趋淡化或日趋缓和^[82]，我们所见略有不同，事件之后，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时期，闽、客关系呈现不同的走向。而屏东平原的闽、客关系，大体来说，是紧张多于缓和。下面我们分别加以考察。

1.总趋势：闽、客关系继续恶化

首先让我们看看时人的看法。首任巡台御史黄叔璥观察到的情况是：“辛丑变后，客民（闽人呼粤人曰客仔）与闽人不相和协。再功加外委，数至盈千，奸良莫辨；习拳勇，喜格斗，倚恃护符，以武断于乡曲。保正里长，非粤人不得承充；而庇恶掩非，率徇隐不报。”^[83]意思是，由于对待事变的态度不同，事变后客家人与福佬人关系紧张，在下淡水平原，客家人仗着协助官府平乱的功劳，垄断了保正、里长等公共权力，武断乡曲。

在平乱将领蓝廷珍手下担任幕僚的蓝鼎元，亲自参与处理事变之后的善后工作。他看到的情况是：“汝等漳、泉百姓，但知漳、泉是亲；客庄居民，又但知客民是亲……无故妄生嫌隙，以致相仇相怨，互相戕贼！”甚至有“操戈动众相攻杀者”。经常性的表现，是“漳、泉、海丰、三阳之人经过客庄，客民经过漳、泉村落”，常会遭到对方的刁难、欺侮、掳掠、截杀。^[84]

道光九年（1829）、十年间（1830），有关人员在一次可能是为了重修方志而作的采访中，得到的资料亦显示，朱一贵事件之后闽、客关系的恶化，持续了百余年之久。采访人员得到的印象是，朱一贵事件乃“闽粤分类之所由始也”。事件之后，六堆之外的地区，“闽每欺粤，凡渡船、旅舍，中途多方搜索钱文”。这就加深了客家人对福佬人的积怨，常常借福佬人发动造反，招致官兵征剿时进行报复：“逢叛乱，粤合邻庄聚类蓄粮，闻警即藉义出庄，扰乱闽之街市村庄，焚抢掳掠闽人妻女及耕牛、农具、衣服、钱银无算，拥为己有，仇怨益深。”此类族群争斗和仇杀，在吴福生事件、林爽文事件、蔡牵事件等一系列社会动乱中，反复重演。这里，我们不妨以林爽文事件为例，检讨一下事件中和事件后的闽、客关系。

文献记载显示，林爽文事变之前，客家人与福佬人的隔膜、对立很严重，所谓“闽、粤之人各分气类，睚眦之怨，纠乡众持白梃以斗。好事轻生，其习尚然也”^[85]。就下淡水平原来说，客家人武装自保、遇到大的变乱时助官府征剿造反福佬人的传统，不断得到承传和强化，所以林爽文的队伍向南部进攻时，官府与下淡水的客家人又很快取得联络，共同对付造反武装。记载说：

下淡水分港东、港西二里，碁布三百余庄，闽、粤错处。朱一贵之乱，粤人李直三等纠义民拒贼，号为怀忠里，建忠义亭表其功。林爽文自彰化南寇，台湾道永福、同知杨廷理，谋遣人赴下淡水招集义民，卫府城。有嘉应州举人曾中立掌教海东书院者领往，永福乃檄台湾府教授罗前荫、粤人刘绳祖随之。曾中立等晚至下淡水，而凤山陷，即留寓其地。适贼首庄大田遣伙众涂达元、张载伯等正在滋扰港东、西二里，前来招诱粤人。粤人不从，并杀涂达元、张载伯，齐集忠义亭，选壮丁八千余人，分为中、左、右、前、后及前敌六堆，设总理、副总理，以资管束，推曾中立为主。时乾隆五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也。^[86]

乾隆五十一年，林爽文乱，与其党庄大田等攻嘉义，另股扑新港，乡民捐资制械，据守要口、屡次拒战，胜负互当。五十二年，钦差大学士公福康安，帅师渡台，解嘉义围。新港乡民鸠集乡勇，乘势出御，贼遂大溃。地方藉以静谧，各乡勇等均有分别得赏。^[87]

这两条记载，清楚地表明，在林爽文事件中，下淡水客家人发扬对付朱一贵起事时联庄自保的传统，正式形成高度组织化的“六堆”民间武装，攻打起事的福佬人，使得事件涂上浓浓的闽、客械斗的色彩。

下面我们再看看中、北部地区的客家人与福佬人对立、争斗情况。据《淡水厅志》记载，乾隆五十二年（1787），在林爽文事变中，“白石湖、金包里、七堵、八堵、三貂之漳、泉、粤民，方分庄互杀”^[88]。

《彰化县志》亦载：

先是五十一年十二月初六日。内地得警报，知彰邑已陷，巡抚徐嗣曾奏，调闽安副将徐鼎士，领兵由五虎门赴淡水，以风信不顺，久泊海口，月余始到淡水艋舺。鼎士遂驻军于此，与同春等协守艋舺。时诸贼煽动，人心疑虑，同春开诚劝谕，闽、粤各庄，始得安辑。^[89]

以上提到的白石湖、金包里、七堵、八堵、三貂、淡水艋舺等地，大体在今台湾新北市、基隆市、台北市、桃园县、新竹县等地。根据记载，这一区域的族群矛盾严重，分类械斗频繁，林爽文事变，加剧了各族群的猜忌和矛盾，所以“漳、泉、粤民，方分庄互杀”，其中福佬人与客家人的矛盾斗争尤为突出，经过官员的劝谕，才有所调和。“同春开诚劝谕，闽、粤各庄，始得安辑”，反映的就是这一史实。

但在动乱中，中北部的客家人，也与下淡水平原客家人一样，组织民间武装对付变乱的福佬人。《淡水厅志》记载道：

钟瑞生，后垄七十分庄人，籍镇平，与刘维纪、谢尚杞里居相近。林爽文乱，瑞生同维纪、尚杞，招集后垄一十八庄义民二千五百人，在地设堆于南北河、西山等处，擒杀贼党邱圭、黄宁等，复带勇，截途搜缉，破大甲赋巢，平堑南，分卡堵御。越年，选义民赴鹿港助守埔心庄。^[90]

《彰化县志》亦载：

十有三日壬子，被害同知程幕宾寿同春等……遂约原任竹堑巡检李生椿，书院掌教原任榆陵县孙让，纠合义民一万三千余人，收复堑城。^[91]

在变乱和镇压变乱的过程中，“乱民”一方的福佬人焚掠客家人，充当义民的部分客家人焚掠福佬人的情况，是同时存在的严重事态。《彰化县志》记载道：

（乾隆五十年十二月）十有二日辛亥，北庄粤监生李安善，起义克复彰化县城，擒伪将杨振国等，解省正法；城复失守，北庄有广东嘉应州监生李安善字乔基者，素怀忠勇。其祖于康熙间平朱一贵之乱，有功受职。及爽文攻诸罗城，安善在岸里社，捐赀募义，纠合各路义勇，伺贼攻郡城，遂与原任彰化县知县张贞生、把总陈邦光，克复县城，获伪官杨振国、高文麟、陈高、杨轩，槛送内地伏诛。时义民中有不肖者，焚庄肆掠，致胁从无所归，平民亦不敢出，以故空城莫守，仍为贼据。北庄在贼巢后，贼畏其逼，并力攻之。各义庄莫敢出援。安善赴鹿港军营，领铅药回，抵寓鳌头被执，至大里杙不屈，贼支解之。^[92]

五十二年春正月……时爽文知北路分类起义，方与众贼还攻北路，焚掠义民庄社，彰化再陷。^[93]

此类互相焚掠，当然加深了闽、客之间的矛盾和仇恨。下面一则材料，反映的就是林爽文事件后期，“乱民”报复义民，“回攻六庄家属”，“屠戮净尽”的情形：

许廷耀，邑之港西里广安庄人，登癸卯武闱……乾隆五十二年九月二十七日，许廷耀风闻贼围郡城，急出家资招募仑仔顶、盐洲、中洲仔、菅林内、北势头、砖仔窑六庄义民勇三千余人，立“大清”旗号，赴郡堵剿，贼大败，深恨之，回攻六庄家属，于十月初一日举事。众义民闻知，乘夜抽兵回救。比至菅林内，东方已白，众义民一夜无眠，又闻家属已被屠戮净尽，饥寒交迫，无心恋战，途至砖仔窑淡水溪边，遇贼截杀，全军十覆其九。^[94]

与林爽文事件的情形相仿，自康熙至咸丰、同治年间一系列的闽、客械斗，都加深了这两个族群的积怨，增强了彼此的恶感，这一切，构成了台湾客家、福佬关系恶化的一面，成为清代台湾一个结构性的社会问题。

（二）局部地区或领域：闽、客合作取得可喜成果

但台湾闽、客关系的紧张和对立，并不是任何时期、任何地区都一般无二。在有的地区、有的时期，闽、客关系也有调和乃至合作的一面。大体说来，道光以后，特别是咸同以后，闽、客关系有缓和的趋势；而在北部地区，由于共同对付番害的需要，闽、客合作，协同拓垦的情形亦非罕见。新竹沿山金广福垦号拓垦事业就是其中一个典型。

新竹地处台湾西北部，是一个比较迟开发的地区。虽然原来属于台湾最早设立的三县之一诸罗县的境域，但毕竟距离三县的核心区域尚远，因而受台湾早期客家人与福佬人的矛盾、恩怨影响较小。文献记载首先入垦竹堑地区的汉人是康熙中叶来自泉州同安县的王世杰，雍正年间来自惠州的客家人徐氏、郭氏等进入此区垦荒，总的移民数量不多，彼此相安无事，故《新竹县志》称之为“闽粤并肩共同开发的时期”^[95]。乾嘉之后，进入此区的移民渐多，平原及其周边地区渐次开垦完毕，遂向沿山番境推展。凶猛生番的“出草”侵害严重威胁到移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对付番害成为闽、粤移民共同面对的大问题，当然也是官府面对的重大治安问题。当时对付番害的办法主要是建立隘口，派隘丁严防死守。但防番范围很广，隘线绵长，单靠官方武力不足以应对，必须借助民间的力量共同防守，所以当时的淡水同知李嗣邺就谕令闽（福佬人）粤（客家人）两籍的领袖人物共同集资，组成垦号，负责隘防和垦荒事业，这就是金广福垦号组成的背景。

金广福垦号命名的含义，据当时台湾举人吴子光的解释是：“台商俗例，争取得金意义，凡会计簿多以金字蒙头；广谓广东也，福谓福建也，故名金广福大隘云。”^[96]也就是说，“金”象征多金即财源广进的意思，“广”指广东，代表客家人，“福”指福建，代表福佬人。可见，垦号名称本身就寓含闽粤合作共同开发土地的意思。

道光十四年（1834）年底，淡水同知李嗣邺责成粤籍（客家人）首领姜秀銮建立隘寮，雇募隘丁防番，先给银1000元资助，所需隘粮由官方每月给银100余元，并拨各处隘粮以支应。“然而因隘费丁粮所需庞杂，仅凭官方财力难以竟其功，因此在道光十五年二月乃谕令姜秀銮、林德修捐本生息、定股整本”，共同募集资金组成合股垦拓公司。^[97]

粤籍首领是来自惠州的客家人姜秀銮。姜秀銮家族早在乾隆年间就入垦九芎林，取得成功，并积累了丰富的防番经验，在垦佃中深具威望。姜秀銮本人“胆识过人，得官府赏识，于道光六年出任九芎林庄总理，奉官差遣，一面从商开张丰源号，一面从事土地开垦，至分家时已家产巨万，道光十三年又加入南重埔地方的垦务，负责设隘防番工作。其资产以及防番开垦经验为官方所重视，故在道光十四年冬奉命建隘募丁，负责沿山一带的防务”^[98]。

而早先迁至此区在拓垦及商贸方面取得成绩的闽籍绅商，虽有一段时间专心于商业，但至嘉道间又重新投入拓垦事务，即所谓“乾隆中期以来在垦务上蛰息的闽人，到嘉庆末年在山区的开垦又逐渐活跃起来，以提供资金的方式推展垦务”。并在组成金广福垦号之前，就已经联合粤籍垦户组成了金惠成垦号。^[99]因此，在道光十四年（1834），官府便命闽粤二籍垦户各募资金，合作组成垦号，从事南重埔宝山、峨嵋、北埔诸乡之地的开垦和防番事务。

在闽粤两籍垦户首的共同努力下，金广福垦号克服了资金筹集和隘防艰巨的困难，实际运作了近半个世纪，在拓垦和防番两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功。其间闽籍垦户首主要负责在城与官府的联络，粤籍垦户首主要负责防番和开垦事宜，除了防番、开垦之外，金广福还承担了诸如乡职的保举及斥革、维持地方治安、平乱等乡村自治的职能。自道光至咸丰同治年间，台湾各地的械斗频仍，唯独新竹地区比较平静，端赖金广福发挥了重要作用。金广福由闽粤两籍合办，拥有庞大隘丁组成的强大武力，官府又很注重两籍间的和谐问题，故“在两籍人士利害与共的情况下，新竹地区民情的融洽，早于其他地区”^[100]。

宜兰地区的早期拓垦过程中，漳、泉、粤三籍人士入垦，彼此关系也是有时紧张、有时和谐。宜兰旧称蛤仔难，又称噶玛兰，在淡水之南，西背大山，东临大海，也是台湾的迟开发地区。乾嘉之际，久居三貂岭的漳浦县人吴沙，“招三籍流民入垦，并率乡勇二百余人、善番语者二十三人，以嘉庆元年九月十六日进至乌石港南，筑土围垦之，即头围也”。起初，垦民以漳州籍占绝大多数，但也有泉籍和粤籍，所谓“凡五围二十三结，不外漳、泉、粤三籍人也”^[101]。面对严重的番害，三籍之人能够团结对敌，而漳籍垦首吴沙及其继任者吴化都能约束垦民，维持团结合作大局。至嘉庆“七年，三籍人至益众。漳人吴表、杨牛、林碷、简东来、林胆、陈一理、陈孟兰，泉人刘钟，粤人李先，乃率众一千八百十六人进攻，得五围地，谓之九旗首，每人分地五分六厘。漳得金包里、股员山、仔大、三阄深沟地。泉得四阄、一四阄、二四阄、三渡船头地，又自开溪洲一带。粤得一结至七结地”^[102]。据此看来，当时漳、泉、粤三籍汉人相处和合作得不错。

但番害威胁减轻时，三籍的矛盾和冲突也是很频繁的，尤其是漳泉械斗，一度非常激烈，死伤甚众。道光元年（1821），姚莹出任噶玛兰通判。他很重视族群团结，“锄除强暴，教以礼让，民番大和。乃以秋仲会集三籍汉民、生熟各社番，设厉坛于北郊，祀开兰以来死者。为漳籍之位于左，泉、粤二籍之位于右，列社番之位于地，以从其俗。城隍为之主，列位于上。是日文武咸集，率各民番，盛陈酒醴牲核以祀之，至者二千余人。社番亦具衣冠，随众跪拜，如汉人礼。祀毕，又使民番互拜。莹乃剀切谕以和睦亲上之义，陈说五伦之道，使善番语者逐句传绎之。环听如堵，多泣下者”^[103]！从此，在官府的引导监督下，宜兰的族群关系又进入一个比较和谐的境地。

朱一贵事件后闽客关系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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