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浙江土客争议：客民控告士绅

2023-08-0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客民在事件发生之后，即认为放火殴人者背后为当地士绅主使。[42]客民认为巡抚避重就轻，并未将充当背后主使的当地士绅揪出来，于是两次赴都察院京控，请求彻查案件。对士绅的控诉就此被压下。客民怀疑士绅主使，其原因可以从士绅多次尝试驱赶客民中窥见。但客民多在家乡并无田产，不肯离去，遂不拆棚子，不退田亩，县官对此也无强硬对策。《申报》等文字记载中只能看到土著对客民单方面的控诉。

客民在事件发生之后，即认为放火殴人者背后为当地士绅主使。乌镇士绅严辰涉案其中，他留下的自编年谱和诗文集虽仅是一面之词，但也颇能道出事件原委。初十日后，乌青两镇出现了客民张贴的传单，要求向庇护土民的当地士绅严、徐、高、夏、岳五姓复仇。[35]首列严姓为青镇大族，世居青镇北栅马道巷，以卖布起家，后逐渐以官商联姻和捐纳从政，其屋宅“高廊广庑，旧有花木亭台，计屋百余间，雕甍绣围，擅胜一时”[36]。此时严家有长兄严锡康官居江苏候补知府[37]，弟严辰为咸丰九年（1859）进士，翰林院庶吉士，不过仕途不顺，同治三年（1864）浙江平定后即辞官归故里。[38]小妹严永华嫁沈秉成，咸丰六年（1856）进士，翰林院编修。其余四姓，严辰所言为“秀水及吾镇、濮镇富户”[39]，其中徐姓为秀水大户，明代兵部尚书徐必达后人，此时已衰落，有功名者仅有附贡生徐元钰一人。[40]高姓为秀水举人。[41]夏姓乃是青镇咸丰六年进士夏同善家族，只是此时夏同善已身故三年，后代未有获功名之人。岳姓为濮院岳昭垲家族，岳昭垲为同治元年（1862）贡生，兵乱后与严辰同筹办桐乡善后。[42]

客民认为巡抚避重就轻，并未将充当背后主使的当地士绅揪出来，于是两次赴都察院京控，请求彻查案件。当时张佩纶为副都御使，为严辰科举后辈，严辰记载与张佩纶“实无一面识而闻其名，怜其遇，遂定此案咨而不奏”[43]，客民两次京控均被压下不奏。四月十五六日，客民聚集乌青两镇哄闹，严辰偕妻儿至苏州，暂住妹夫沈秉成的耦园，之后游申江，至上海行馆拜谒李鸿章，得到李鸿章一纸为其开释书信，交付曾属于李鸿章淮军部下的时任浙江巡抚刘秉璋，后张佩纶又请在乡服阙的嘉兴进士许景澄为严辰说话。对士绅的控诉就此被压下。

严辰为代表的士绅一再否认作为幕后指使的指控，严辰在其文集《墨花吟馆文抄》中反复强调客民“诬控”，证据为客民指控秀水、乌镇、濮院各姓富人，“盖意在罗织也”[44]。对其不愿当堂对簿而寻求庇护的举措，则解释以“虽能辨雪，而缠讼不休，牵连对簿，其受累将有不堪言状者”。

客民怀疑士绅主使，其原因可以从士绅多次尝试驱赶客民中窥见。秀水人张豫立曾上言疾呼“有莫先于遣客民，莫善于归旧业，莫亟于缓赋税，莫切于勘荒熟”[45]等语。嘉兴当地士绅则多次尝试给客民川资，劝其离开。桐乡县令陈璚到任后，土民请其清理田亩，“已种者每亩偿钱二百文，令其退出草棚，搭费若干照数还洋钱，著其拆去，谕以尔等从泗安、广德而来，可仍到彼处开垦，不必逗留在此”[46]。但客民多在家乡并无田产，不肯离去，遂不拆棚子，不退田亩，县官对此也无强硬对策。光绪九年（1883）械斗后，地方官员劝谕客民离开，许景澄拟章程“资遣客民所占之田，曾经完过粮者，每亩给洋两元，未曾完粮者，每亩给洋一元，草棚器械亦照田计算，每亩给钱五百文”[47]，客民仍不愿离去。士绅尝试给资遣散无果，客民刘琴山等怀疑焚烧草棚驱逐客民者背后为当地士绅指使，也就不足为怪了。

太平天国战乱结束后，嘉兴人口锐减，土地荒芜。在大量可开垦荒地的吸引以及当地政府的招垦政策下，客民进入嘉兴垦荒，与土著居民在田土产权等方面产生争议，土客矛盾不断加剧。招垦开始之后，随着进入嘉兴的客民数量增多，土著开始控诉客民侵占田产，并行偷盗抢掠等恶行。在国家清查荒田，要求已垦熟荒田按律缴纳正赋后，客民所垦的无主荒田由于受到地方官员庇护，免于升科缴纳大粮，而土著居民所有的有主荒田反不得不升科纳粮，土著与客民在税赋方面产生冲突，仇恨日深。长期的矛盾积累最终以武力冲突的形式爆发，结果即是光绪九年桐乡、秀水一带，多名客民死于土著的纵火或群殴，而土著也因此受到律法的惩办。

在这一系列矛盾升级的过程中，很难找到客民在其中发出的声音。《申报》等文字记载中只能看到土著对客民单方面的控诉。查荒争议中只有土著士绅与官员分别在《申报》与奏折中发出的声音。在光绪九年（1883）的冲突中，也只有土著与官员对此事的记载与评价，客民中即使尝试赴都察院京控，也在土著士绅的权势下，失去了向上表达其立场的可能性。文字材料所见土著单方面控诉客民的恶行，而就光绪九年（1883）冲突事件看来，居于武力强势地位的正是当地土著，土著围殴客民打死多名客民，却未见土著伤亡。土著一再控诉客民结为匪党，制造军械，而在械斗中串通盐枭、储备枪械弹药的也是土著而非客民一方。

在土著与客民争夺田土等经济资源的过程中，土著利用畛域观念构建起联盟，对抗客民向地方官府缴纳田租换来的官员庇护。在长期又不断加剧的冲突过程中，土著在各类报刊、文集中声讨客民恶行，丑化客民形象，试图引起阅读者对客民的仇恨和对土著的同情，以对抗国家“不择地而居，不择人而予”的招垦政策，建立土著资源争夺中的正确性。在士绅可以影响都察院行动的强势话语下，客民成为几乎完全“失语”的一方。土客双方为维持各自财产和权益而产生矛盾，造成了光绪九年（1883）这场给双方都带来灾难的冲突。

[1]民国《乌青镇志》卷十四《乡村》。

[2]沈廷瑞：《东畲杂记》“东岳会”条，光绪十三年刻本。

[3]光绪《嘉兴府志》卷十一《坛庙二》，载《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集》第12册，上海书店1993年版，第303页。

[4]乾隆《海宁县志》卷二《建置志》。

[5]盛爌：《前朱里纪略·古迹》，载《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21册，上海书店1992年版，第5页。

[6]《东前珠庙赡田旧碑记》，载《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21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年版，第6页。

[7]光绪《桐乡县志》卷二《疆域志下·风俗》，第6页，载《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集》第23册，上海书店1993年版，第118页。

[8]《县官急死》，《申报》1883年4月9日。

[9]《械斗详述》，《申报》1883年4月4日。

[10]《县官急死》，《申报》1883年4月9日。

[11]严辰：《桐溪达叟自编年谱》第93页，载《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65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第454页。

[12]沈梓：《避寇日记》咸丰十一年八月廿四日：“陡门长毛伪粹天侯者出告示云：‘前奉朗天义令，嘉兴只设陡门一关，其余关口均已辍去。’”载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80页。

[13]金蓉镜编：《重修秀水县志》（不分卷），载《浙江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第24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版，第208页。

[14]《嘉兴府知府许瑶光复浙抚谭中丞禀》，《申报》1880年6月4日。

[15]《土客残杀续闻》，《申报》1883年3月29日。

[16]《光绪十年二月十日京报全录》，《申报》1884年3月23日。

[17]《土客残杀》，《申报》1883年3月26日。

[18]《县官急死》，《申报》1883年4月9日。

[19]《来信照录》，《申报》1883年4月10日。

[20]《德宗实录》卷一百六十二，光绪九年四月庚子。

[21]《县官急死》，《申报》1883年4月9日。

[22]《垦荒详述》，《申报》1883年6月2日。

[23]《县官急死》，《申报》1883年4月9日。

[24]《土客残杀续闻》，《申报》1883年3月29日。

[25]《械斗详述》，《申报》1883年4月4日。

[26]《德宗实录》卷一百六十二，光绪九年四月甲戌。

[27]曾国藩：《酌保鲍超一军出力员弁折四月初二》，《曾国藩全集·奏稿》第3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80页；《官军迭克东坝各隘之陆师员弁请奖》，《曾国藩全集·奏稿》第7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248页；左宗棠：《遵保霆字全军出力员弁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209页均在保单中含“刘孝权”一名。

[28]王家荣主编：《乌镇志》，上海书店2001年版，第246页。

[29]张荣铮等点校：《大清律例》，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568-569页。

[30]严辰：《感篇诗并序》，载《桐溪达叟自编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65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第454页。

[31]张荣铮等点校：《大清律例》，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531页。

[32]张荣铮等点校：《大清律例》，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61页。

[33]张荣铮等点校：《大清律例》，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506页。

[34]《光绪十年二月十日京报全录》，《申报》1884年3月23日。

[35]《垦荒详述》，《申报》1883年5月26日。

[36]《寇难琐记》，载南京大学历史系太平天国史研究室编《江浙豫皖太平天国史料选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8页。

[37]光绪二年九月十二日江苏候补知府严锡康折，载《光绪朝朱批奏折》第二辑《内政·职官》，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40页。

[38]严辰：《桐溪达叟自编年谱》，载《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65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第384—386页。

[39]严辰：《桐溪达叟自编年谱》，载《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65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第4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