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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柔主调:20世纪上半叶的感伤电影审美

【摘要】:20世纪上半叶国难家仇,百姓生活凋敝不堪,会使一些具有人文倾向的文人产生一种悲天悯人的悲愁感,容易认同感伤性的阴柔审美形态。与左翼电影的激奋、昂扬、热烈不同,文人电影审美格调表现出感伤的阴柔样式。那种纯正圆熟、至美至善、阴柔和美的艺术力量,唤起了人们久已迷失、而心中又时时渴望的情怀。12岁丧父使水华过多接受了人生悲苦的一面,对人生的遭际、无奈有了比同龄人更为切身的理解与感受。

文人电影阴柔的审美形态,显然跟创作者的社会环境、人生道路、性格气质、艺术趣味直接相连的。正是这些创作者内因,决定了他们对传统文化中阴柔一面的选择性偏爱。

首先,在中国电影的百年历程中,电影创作者特别是上半个世纪的电影人,大都处在社会的底层,像吴永刚、费穆,包括像孙瑜这样留学美国专攻电影、戏剧、文学的专业人才,初到上海求职时也是到处碰壁。他们都有着为工作、生计而辗转多地,到处奔波的经历。

20世纪上半叶国难家仇,百姓生活凋敝不堪,会使一些具有人文倾向的文人产生一种悲天悯人的悲愁感,容易认同感伤性的阴柔审美形态。

当然,20世纪30年代“国破山河在”的现实同样也会出现壮怀激烈的阳刚作品,即便是吴永刚也有《壮志凌云》,费穆也有《狼山喋血记》等一类的作品,但对于文人电影创作者来说,性格气质决定了他们更会流露出生命的感伤体验。与左翼电影的激奋、昂扬、热烈不同,文人电影审美格调表现出感伤的阴柔样式。

其次,文人电影创作者大都偏于女性气质,其性格大都有偏内省、重自律的向内趋向,大都含蓄内敛,节制隐忍,多有忍辱负重的传统美德,在家庭环境中多受母亲、姐姐等其他女性影响,他们的作品大多对女性命运抱有同情与关爱。

颇为熟悉父亲的费穆女儿费明仪在《父亲生命中的两位女性》[3]中,记述了费穆母亲、妻子对于费穆生活道路、创作道路以及性格气质等方面的重大影响。

从文章中可以看出,费穆母亲在费穆生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费穆对母亲推崇备至,“父亲十分敬重祖母,事母至孝,并且以她的言行为典范。另一方面,祖母对这个逐渐成长的家中长子日益倚重,而且绝对信任他的判断力。”在自己的婚姻大事上,费穆甚至毫无异议地接受了母亲的“钦定”,接受了巫梅小姐。

费明仪认为,费穆的艺术趣味直接承传自祖母:

“相信父亲体内的艺术细胞多半承受自祖母,祖母特别爱听京剧和昆曲,对于许多地方戏曲和民间说唱有浓厚的兴趣,她更偏爱自己家乡的苏州说书(弹唱)……父亲如果不去片场拍戏,多数便会陪伴祖母去看戏或听说书……”

费明仪认为:(https://www.chuimin.cn)

“祖母和母亲是父亲生命中两位重要女性,前者赋予了他生命和养育之恩,后者为他生儿育女和建立温暖家庭,她们对他的影响至深,并且和父亲在人生路程的关系息息相关。敏感而细心的父亲和她们朝夕相处,因长期的关注和感受而得到启发……”

“谦和保守”[4]的费穆不会热血沸腾、拍案而起,人们在《小城之春》(2025年)中看到的是中国文化的古韵与绕梁不绝的艺术美感。那种纯正圆熟、至美至善、阴柔和美的艺术力量,唤起了人们久已迷失、而心中又时时渴望的情怀。

费穆创作《小城之春》就像在一个动荡不安、炮声震天的环境中,仍在专心地雕刻一只精美的鼻烟壶一样,传达出费穆作为一个纯正文人的审美趋向。

新中国成立17年的中国影坛上,水华(1916—1995)是一位非常重要的导演。水华早年丧父,自小跟姐姐在女子小学就读,不幸的少小经历影响了水华,并形成了偏于内省,喜欢体验,倾向阴柔的性格倾向与审美气质。水华自小对冷郁的李清照词、感伤的《红楼梦》有着浓厚的兴趣,这种艺术趣味也规约了他未来的电影创作。

第三,文人电影创作者艺术趣味上多喜欢那种多愁善感、抒写情志的古今中外作品。他们很少直面人生的残酷,也无意于作品的“豪放”,属于电影中的“婉约派”。

12岁丧父使水华过多接受了人生悲苦的一面,对人生的遭际、无奈有了比同龄人更为切身的理解与感受。水华少小时代就对人世兴衰、世态炎凉的《红楼梦》很感兴趣,对悲愁的李清照词有着共鸣。与其说是这些作品对于水华个性气质的形成产生了影响,不如说正是水华性格气质决定了对此类作品的选择与偏爱,并直接影响了他将来的创作,形成了他独特的“阴柔之美”,“沉郁、典雅、缜密、洗炼、含蓄”[5]

成人后,逐步走上文艺创作道路的水华,昼夜捧读的中外作品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它们都以细腻地描写人物的情感为共同特征,主人公都有苦闷、烦恼、哀愁的色彩,都富于抒情、诗意和意境美。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些特点正是他童年、幼年的和少年时代自然形成的创作个性和禀赋的继续、延伸或扩展。这使他原来那些素质更充实、也更稳固,并且形成了对他以后的创作看似无形、实则有力的影响。”[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