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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产业影响城市基础设施

【摘要】:对创意工人来说,决定其区位选择的因素更是多为“硬件环境”,甚至与个人社会关系相关。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佛罗里达关于发展创意产业,吸引、培育和保有创意人才的相关结论并不具有普遍适应性,至少不适用于南京。

全球化与技术进步大大降低了地理空间距离对人口流动的限制(Friedman et al,2004),这使得全球范围内劳动力转移和经济活动转移更加容易和频繁,其直接结果就是在全球范围内特定的城市和地区不断涌现出集群经济带和区域(Puga,2010;Porter,1996),这一现象在创意产业领域更加明显(Baum et al,2008;Lazzerettia et al,2008)。为了更加贴切合理地解释这一现象普遍发生的原因,许多学者尝试从创意企业的组织、产品生产和消费特征、创意劳动力的工作与生活特征以及不同城市和地区的空间质量特征等角度提出了诸多观点。普遍结论认为:具有高度包容性、良好的社会文化服务以及令人愉悦的各类生活便利设施的城市和区域将能有效培育、吸引和保有具有高度创造力、创意力的人才,并进一步促进本地的经济发展和城市繁荣(Florida,2002;Glaeser et al,2001;Landry,2000)。

采用类似的逻辑,这一结论也被运用到城市内部创意产业发展空间行为的讨论(Florida,2002)中,认为在城市特定地段投资和改善上述所言因素所涉及的城市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就可以相应地吸引创意产业的入驻和繁荣,进一步促进城市活力复兴和就业。然而,实际情况是创意产业本身的特殊性使得创意产业发展与城市复兴和增长之间的互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涉及城市所在国家的政治体制、经济制度、地方文化环境、创意企业个体的家庭状态,甚至是城市自身的发展历史等。因此,有必要对佛罗里达所提出的政策建议进行重新审视,对其在不同城市环境下的适用程度予以分析(Dainov et al,2010)。

本书研究也再一次证实了Dainov和Sauka的结论:仅仅强调“软件环境”建设并不能有效吸引和促进创意产业发展。虽然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城市政府的支持性政策的引导[较低的税收(包括免税)、较低的土地(办公空间)租金、产品交易的促进与交易文化氛围的提升]是决定创意企业区位选择的最重要因素,但我们无法忽视的是处于第二和第三位重要的要素[城市内部交通、快速公共交通(地铁线路)]均可以划定为“硬件环境”。此外,在“政府支持性政策的引导”这一因素中,有两项要素依然属于传统的经济成本相关的因素(减税、减租)。对创意工人来说,决定其区位选择的因素更是多为“硬件环境”,甚至与个人社会关系相关。在影响创意工人区位选择的6个因素中,处于前四位的因素均是传统意义上的“硬件要素”,而处于第五位的因素甚至是涉及创意工人的家庭关系(继承关系),只有最后一个因素文化便利设施才与佛罗里达所倡导的“软件环境”具有相对的一致性。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佛罗里达关于发展创意产业,吸引、培育和保有创意人才的相关结论并不具有普遍适应性,至少不适用于南京。因此,对南京而言,在目前状态下,重点依然在于改善上文所言的硬件设施。虽然软件环境依然十分重要,但在城市政策上不应将其置于首要位置,而忽视相关硬件环境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