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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1-19
自从十八大的召开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进一步完善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体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法律体系。比如2014年4月修订通过了《环境保护法》,2015年4月修订通过了《食品安全法》并于同年通过了新的《认证机构管理办法》,2017年的3月国务院颁布了新《农药管理条例》,新《标准化法》也有希望于年底通过,[15]用法律的形式稳固监管体制改革成果,用法治的方式来为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驾护航。
现行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作为我国第一部规制农产品质量安全的专门性立法,在规范农产品生产经营活动、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我国农产品质量不合格、违法经营的情况屡禁不止,需要对《农产品安全法》做出修改完善已经是不可扭转的趋势。
2.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制
首先需要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管制度,随着《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出台至今经历了十一年,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食品安全法》也在旧法的基础上根据社会的发展做出了较大的修改和补充,因此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方面,《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应当强化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在农产品生产过程中和进入市场之前的这一段时间的管理责任,避免和其他部门的职权重复。具体来说可以参考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对于小规模的农业生产者并且其农产品主要用于贩卖的农户进行综合治理,加强信息的掌控、售卖形式的规范,鼓励他们集中交易或者规划出固定场所来经营,这样可以促进从生产到销售全过程形成较好的秩序,使得小型农户进行绿色供给。
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到“加强县、乡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能力建设”的要求,所以《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应该结合农产品监督管理的生产主体比较分散的特殊性,加强对基层政府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机制中的重要作用,促使基层政府指导农户依法进行农业生产,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源头。
3.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制度及召回制度
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可追溯性是农产品供给侧改革的重点,在这个基础上对于《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二十四条加上第五章关于农产品包装标识的部分应当进行改进和完善。这种改进要在继续坚持传统的信息标志要求的基础上,建立健全生产记录,其主要内容包括产地、具体的生产者、生产日期、保质期及添加品的用量等,除此之外还应当建设农产品质量安全全国联网的追溯管理平台,加大推广普及条形码、二维码等现代技术在农产品可追溯体制中的运用。确实保证“从农田到餐桌”的全过程控制,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可塑性,以保障农产品供给侧的安全。
上文在借鉴美国农业发展历史的部分中提到过,召回制度对于整个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来说都十分重要。从供给侧改革的角度来说,我国农产品供给侧改革有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改变农业生产小规模、分散的格局,要大力发展专业农业生产大户、专业合作组织和家庭农场等为农业生产的核心主体。那么实现农产品有效、大规模供给,建立完善的召回制度是它的前提。对于这个部分,可以参考新的《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农业行政管理部门需要加强农产品的包装标识管理,地方各级政府应当落实对属地管理的责任,如果发生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促使企业及时快速主动地收回问题产品,并对外公布信息以减少损失、降低影响。
4.加强惩罚力度,确保责任落实到位
西方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曾提出“经济人假设”的理论,认为每个个体行为最基本的动机就是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并且在此基础上希望尽可能地减少自己的付出。农业生产者也称农业生产商,商人经营企业总是希望实现最大的盈利,最近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时常发生的根本原因就是不少人知法犯法,在利益的驱使下去钻法律的空子、探法律的底线,对于这种情况必须要加重其法律责任才能起到法律的威慑作用。
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所规定的法律责任和其规制的社会关系相比明显不对等,在本文的一开头笔者就提到农产品的质量是一个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基本战略性问题,不痛不痒的处罚无法杜绝农业生产中的“投机主义”。在这种前提下,大幅度提高罚款的额度,罚款的数额甚至可以参照《食品安全法》中以销售额或者销售利润的比例来确定,增加惩罚性赔偿。除此之外,还要加强对违法企业的行政处罚,一旦出现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必须马上责令停业待查,查明原因之后要吊销其生产、营业许可证,对于严重危害到公民健康甚至是公共安全的严重事件,其经营者或生产者必须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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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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