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史：拆解文化史非唯心史观

2023-07-31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11]恩格斯这里所说的“文化史”，通常被解释为“唯心史观”的同位语。很难设想恩格斯会用“文化史”来指涉唯心主义的宏大历史叙事。假如“文化史”能够更多重视“生产和一切经济关系”，而不是仅仅把它们当作从属因素，想必马克思和恩格斯不至于对它如此耿耿于怀。从上面的引文来看，考夫曼所说的“文化史”无疑就是文明史，即人类自走出野蛮阶段以来，从现实到观念的全部历史。

恩格斯1877年发表的《反杜林论》，也涉及文化史批判问题。批判的语境是恩格斯有意阐明的现代唯物主义历史观。恩格斯指出，黑格尔的体系可视为德国唯心主义的最后一次流产，因为它包含了不可救药的内在矛盾。而一旦了解德国唯心主义是完全荒谬的，就必然导致唯物主义的产生。恩格斯强调现代唯物主义不是18世纪的形而上学机械唯物主义，反之它把历史看作人类的发展过程，且致力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与此同时，现代唯物主义概括了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所以它本质上是辩证的。换言之，历史唯物主义和自然唯物主义在恩格斯看来，应是殊途同归。适因于此，恩格斯认为，自然科学的范式转化，可以由早已经发生的历史事实加以印证。如1831年里昂发生了第一次工人起义，1838年至1842年，英国宪章派运动达到高潮。因此一个显见的事实是，在欧洲最发达国家的历史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上升到了首要地位，资产阶级经济学鼓吹资本和劳动的利益一致，自由竞争必将带来全面幸福，这完全是一派胡言。但是恩格斯发现，唯心史观对于业已发展得如火如荼的阶级斗争，压根就是视而不见：

旧的、还没有被排挤掉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不知道任何基于物质利益的阶级斗争，而且根本不知道任何物质利益；生产和一切经济关系，在它那里只是被当作“文化史”的从属因素顺便提一下。^[11]

恩格斯这里所说的“文化史”，通常被解释为“唯心史观”的同位语。意思是说唯心史观认为历史的决定因素是文化，所以历史就是“文化史”，经济关系在这一文化决定历史的论调中不占主导地位，只是被当作附庸因素顺便提及。但综上所述，应能看出这是对恩格斯的误读。纵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两人很少在观念层面上使用“文化”一语。甚至，作为后代一切文化理论核心命题的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相关论述也通篇不见“文化”一词。很难设想恩格斯会用“文化史”来指涉唯心主义的宏大历史叙事。同前文同出于《反杜林论》中的“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一样，恩格斯这里所言的文化，无疑指的都是19世纪德国人类学意义上的共识，即文明。

“文化史”由是观之，应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通史，一如马克思《伦敦笔记》中记述的那三部文化史那样，用马克思本人的说法，它们大抵都是“宗教史和政治史”。假如“文化史”能够更多重视“生产和一切经济关系”，而不是仅仅把它们当作从属因素，想必马克思和恩格斯不至于对它如此耿耿于怀。可见，即便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是时的“文化史”写作不甚满意，主要也是因为它们忽略了生产关系，而多多少少受席卷19世纪欧洲的浪漫主义影响，在宣扬返璞归真的黄金时代乌托邦。同哲学上的唯心史观相比，此类明显属于通俗层次的文化史，显而易见并无必然的联系。实际上恩格斯更愿意强调的是近代历史中工人阶级的作用，他紧接着重申了《共产党宣言》中对嗣后无产阶级革命影响深远的著名命题：“新的事实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作一番新的研究，结果发现：以往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12]

在这之前，马克思1873年1月撰于伦敦的《资本论》第1卷第2版的跋，其中也涉及“文化史”。但是不同于恩格斯是不满唯心史观把生产和经济关系视为“文化史”的从属因素而一言带过，马克思反过来强调意识要素在文化史上只起着从属作用。这个判断出自马克思本人援引的俄国经济学家伊拉列翁·伊格纳切维奇·考夫曼的下面一段话：

马克思把社会运动看做受一定规律支配的自然史过程，这些规律不仅不以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为转移，反而决定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既然意识要素在文化史上只起着这种从属作用，那么不言而喻，以文化本身为对象的批判，比任何事情更不能以意识的某种形式或某种结果为依据。这就是说，作为这种批判的出发点的不能是观念，而只能是外部的现象。^[13]

《资本论》第1卷1867年在汉堡出版，1871年即售罄。用马克思自己的话说，《资本论》在德国工人阶级广大范围内迅速得到理解，是对他的劳动的最好报酬。但是马克思马上发现了德国资产阶级的敌意，他们先是企图像对待马克思以前著作那样，用沉默置《资本论》于死地，这一招失灵后，便有庸俗经济学的空谈家，油嘴滑舌来指责马克思的问题和叙述方法，马克思认为这一切都不值一驳，反之他将目光转向了俄国。马克思注意到1872年彼得堡出版了《资本论》俄译本，初版3000册很快销售一空。马克思进而读到彼得堡的《欧洲通报》1872年5月号上彼得堡大学教授伊拉列翁·伊格纳切维奇·考夫曼的一篇文章，此文专谈《资本论》方法，题为《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观点》。对于考夫曼的评价马克思大体表示认同，事实上两人后来也有过交往。但是马克思不同意考夫曼对他的方法论的判断，认为其研究方法是严格的实在论，叙述方法不幸却受制于德国辩证法。换言之，马克思哲学上是唯心主义，经济学上是实证主义。这个观点不算新鲜，不过是照搬了重弹了德国资产阶级评论家所谓的马克思堕入“黑格尔诡辩”的老调。马克思认为反驳这种谬识最好的办法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是以大段摘引了考夫曼文章中围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以及对马克思唯物主义方法论的评价。

从上面的引文来看，考夫曼所说的“文化史”无疑就是文明史，即人类自走出野蛮阶段以来，从现实到观念的全部历史。考夫曼指出，在马克思看来意识要素在文化史中只具有从属地位，所以即便是以文化本身为对象的批判，换言之，即便是广义的意识形态批判，也不可能以观念和意识为依据，而必须从历史事实出发，甚至，不是将事实同观念比较对照，而是将一种事实同另一种事实比较对照。这样得出的结论就是，经济生活不存在抽象的一般规律，恰恰相反，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自己的规律。马克思对考夫曼的上述评价并无异议，他说：“这位作者先生把他称为我的实际方法的东西描述得这样恰当，并且在谈到我个人对这种方法的运用时又抱着这样的好感，那他所描述的不正是辩证方法吗？”^[14]很显然，马克思认为考夫曼恰如其分概括了自己的辩证方法，这也使考夫曼本人谓马克思是最大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同时又是空前的实在论经济学家的说法不攻自破。

那么对于文化史批判，考夫曼为马克思认可的以上描述，又意味着什么？很显然，它再一次呼应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的唯物主义文化史观，即结合观念和现实来写历史，特别是文化史的观点。马克思的文化思想由此可见，是坚定地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面的。诚如在转述考夫曼对自己辩证方法的大段评论并表示认同之后，马克思紧接着又谈到他自己的辩证方法与黑格尔有根本不同：黑格尔认为是思维创造现实，现实不过是思维过程的外部显现；他本人则是恰恰相反，认为观念东西不过是被移入人的头脑，并且在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文化的历史不是由源自西方本体论传统的形而上观念所主宰，给定的历史事实即现实，并不是在同观念的比较对照中确立其文化意义，反之是在历史事实的相互比较对照之中产生了观念，进而言之，产生了特定的生产关系，并且始终在调节改进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将最终说明观念形态的文化的生产。说到底，这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文化史批判给予我们的最终启迪。

【注释】

[1]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56页。

[2]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8页。

[3]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27—928页。

[4]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28页。

[5]Terry Eagleton，The Idea of Culture，Oxford：Blackwell，2000，p.9.

[6]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页。

[7]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1页。

[8]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页。引文中标点有误，经查原书如此，此处遵从原貌。

[9]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页。

[10]温克尔曼：《希腊人的艺术》，邵大箴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07页。

[11]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