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风俗史：风俗习惯的趋同与差异

2025-09-29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马克思的这一论断，是我们阐述省别风俗的理论依据。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同样的条件、同样的对立、同样的利益，一般说来，也应当在一切地方产生同样的风俗习惯。”这无疑促进了风俗的趋同性。马克思曾指出这样一个前提：“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风俗。”西汉谏议大夫王吉奏云：“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承认风俗的差异，就是承认人类的基本利益。

马克思认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中指出：“人是起源于动物界的。”

中国古代哲学家对人类生活的思考，往往溯及“含血”之物。王充指出：“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犹夫妇合气，子自生矣。万物之生，含血之类，知饥知寒。见五谷可食，取而食之。见丝麻可衣，取而衣之。”含血之物为了生存需要，对自然加以利用，丰富了物质生活，并保证了自身的繁衍，从而进化成为人类。

简单地说，劳动创造了人！早在远古时代，江苏境内生态环境优越，适合多种动植物的生长蕃息，是“含血”们生活、劳动的乐园。

根据已发现的化石推断，江苏境内具有猿活动的重要证据，包括苏南的中华曙猿、苏北的双沟醉猿。

据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美国匹兹堡卡内基自然历史博物馆联合研究，在江苏溧阳上黄水母山裂隙堆积中发现的一个中始新世（距今约4500万年）哺乳动物群，共12目。在其中发现了中华曙猿，表明高级灵长类起源于亚洲而不是非洲的可能性更大；其他的众多发现，表明亚洲的东南部是早第三纪哺乳动物主要类群演化的重要舞台。中国至少在中始新世时曾经有有袋类动物生活。

江苏泗洪发现的中新世早期双沟醉猿，为亚洲有明确层位和形态特色的新第三纪小型猿类的首次记录。从地理分布或化石的形态上对研究小型猿类的进化具有重要的意义。化石产自下草湾组泥岩之上，为一层灰白色泥质团块状的砾岩层，与它共生的哺乳动物群约47种，根据化石和区域性地层对比，时代为中新世早期。通过与非洲、欧洲和亚洲其他地区同时期的种属相比较，提供了狭鼻猴类向东亚迁移的例证。

由此可见，江苏南北各地具有远古人类生存的优越条件和独特的地理系统。直到新石器时代，江苏气候温和，犀牛、大象、老虎等大型野生动物随处可见，多种野生动物构成的生物链极为完整。

马克思认为，历史并不是作为“产生于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识”中，历史的每一阶段都是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是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马克思的这一论断，是我们阐述省别风俗的理论依据。

各地的风俗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不断传承与发展、变化着的，每种风俗都有着一定的渊源。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同样的条件、同样的对立、同样的利益，一般说来，也应当在一切地方产生同样的风俗习惯。”

班固对“风”“俗”的理解是：“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应劭《风俗通义·序》：“风者，天气有寒煖，地形有险易，水泉有美恶，草木有刚柔也。俗者，含血之类，像之而生，故言语歌讴异声，鼓舞动作殊形，或直或邪，或善或淫也。”

近代西方思想家也对风俗进行了思考。伏尔泰认为：“由于大自然到处都一样，人们对最刺激感官和激发想象的事物必然会有同样正确和同样错误的看法。他们必然都会把雷鸣电闪归诸天上某个超凡的神的威力。滨海的人民看到月望时大潮淹没海岸，必然会认为世间一切事物都与月亮的圆缺有关。”(https://www.chuimin.cn)

中国不少学者对风俗做过定义。有人对风俗的定义：“历代传承的、播及于社会和集体的、在一定环境条件下经常重复出现的行为方式，亦即习尚。”钟敬文认为：“民俗，即民间风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民俗起源于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需要，在特定的民族、时代和地域中不断形成、扩布和演变，为民众的日常生活服务。民俗一旦形成，就成为规范人们的行为、语言和心理的一种基本力量，同时也是民众习得、传承和积累文化创造成果的一种重要方式。”有人则认为：“风俗文化是沟通民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反映民间社区的和集体的人群意愿，并主要通过人作为载体进行世代相沿和传承的生生不息的文化现象。风俗在本质上是一种带有鲜明特点的沟通传统与现实。”

无论如何，风俗应该是有别于个体习惯的集体认同和行为，是一个地区的民众在日常生活中所形成的群体性活动，最常见的是公认和共同遵守的、具有长期传承性的衣食、生死、婚嫁、节令、礼仪、崇拜、习尚、信仰、审美等价值观念和社会约定。在封闭定居的农业社会，风俗的传继最有持久性。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风俗将向更高的精神层面进化；由于人的社会交往的扩大，其形式则更趋于简单化。

生产力水平的高下、社会分工的发展程度影响着人们的集体意识。涂尔干（émile Durkheim）认为：“我们可以预料到，分工的发展越艰难、越缓慢，集体意识就越明确、越有活力。相反，分工的发展越迅速，个人就越容易与自己的环境和睦相处。但仅仅有了这种环境还不行，人们还应该比较自由地适应这种环境，也就是说，即使整个群体与个人的活动既不是同步的，也不是同向的，那么个人也能够在这种环境中独立活动。然而我们也很清楚，机械团结越发达，个人的特殊活动就越罕见。”

马克思指出，随着经济交往的发达，随着商人所促成的同近郊以外地区的通商的扩大，于是在生产和商业之间也立即产生了相互作用。“城市彼此发生了联系……最初的地域局限性开始逐渐消失。”这无疑促进了风俗的趋同性。

不同时空的风俗有着重大的差异。马克思曾指出这样一个前提：“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风俗。”西汉谏议大夫王吉奏云：“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

承认风俗的差异，就是承认人类的基本利益。对于有人抹杀人类的自然差别和精神差别，马克思指出：这些人“既没有祖国意识，也没有省的观念，既没有一般精神，也没有乡土观念。有一些异想天开的作家喜欢把代表特殊利益看作是理想的浪漫主义、深邃的感情以及道德的个人形式和特殊形式的最丰富源泉。然而，与这些作家的论断完全相反，代表特殊利益会消灭一切自然差别和精神差别，因为这样做会把特定的物质和特定的奴隶般地屈从于物质的意识的不道德、不理智和无感情的抽象物抬上王位，用以代替这些差别”。

在马克思看来：“我们视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用以生产生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在有分工的条件下）的方式说的。因此，这里面也包括生产和运输的全部技术装备。这种技术装备，照我们的观点看来，同时决定着产品的交换方式，以及分配方式，从而在氏族社会解体后也决定着阶级的划分，决定着统治和从属的关系，决定着国家、政治、法律等等。此外，包括在经济关系中的还有这些关系赖以发展的地理基础和事实上由过去沿袭下来的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这些残余往往只是由于传统或惰力才继续保存下来），当然还有围绕着这一社会形式的外部环境。”

施里特的看法可以看作马克思这一论述的注脚：“习俗提供了社会赖以建立的大量的原料。在任何特别的社会，法律和制度，如家族血亲体系、财产形式、缔约模式等等，并不构成本身具有强制力的、最终可以在时空上随意移植的自给自足的复杂联合体。制度并不是在真空中形成的。它们在相当程度上依赖和继承于过去的行为组合合法化观念，也就是说，依赖于习俗。”

确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每个时代都有自己流行的民俗，其中大部分是从以前的历史时代传承下来时加以变通而得以保存的，有一小部分是为了适应新的社会特点而产生的。”

简单地说，风俗源于生活。产品的生产、分配和交换方式，以及由其决定的国家、政治、法律等，还有其赖以发展的地理基础和事实上由过去沿袭下来的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以及社会形式的外部环境是影响风俗的主导性因素。

江苏风俗史：风俗习惯的趋同与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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